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工业化背景探析

彭 云

(广东金融学院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广东广州510521)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工业化背景探析

彭 云

(广东金融学院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广东广州510521)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成就斐然,但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却是“发展困境”,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社会方面。社会工作和工业化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社会工作和工业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机理在于,先是技术创新和工业化破坏已有社会秩序,然后社会工作恢复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巩固工业化成果,两者共同提升社会发展的层次,此外,社会工作在恢复和完善社会功能的同时,又孕育工业化创新这种新的反对力量。社会工作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对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有多方面的启示意见,也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

社会工作;工业化;国进民退

从1949的一穷二白开始,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走过了六十年,成就举世瞩目。目前中国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早已过了工业化前期,目前正向工业化中期迈进,有些中心地区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以上的水平[1]。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成就斐然,但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却是“发展困境”,一方面中国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结构在剧烈变动,各利益主体在不断分化,区域结构也在重组,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各种社会纠纷和突发事件濒发。社会问题在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为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2]。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西方经济学则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两个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比如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均从更细分的层次研究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本文对社会工作的考察仍旧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工程技术的进步代表着工业化,也相当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代表着社会工作的发展,也相当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工业化和社会工作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文从结构和系统角度分析社会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探索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社会工作基础,以及社会工作发展的经济动力和工业化驱动机制。

一、社会工作和工业化之间的联系

近百年来,几乎所有人类为之奋斗的工业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身处的高科技、频繁而密切接触的社会为人们沟通和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随时打开大门”,但不容否认的是,“人们在沟通和相处上困难依旧”,甚至相比过去在某些方面沟通难度还更大。社会关系和人际联系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帮助和满足,但对许多人来讲,更带来苦涩、没有安全感和其他烦恼[3]19-35。工业化以技术进步为原动力。每一次大的技术进步都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并导致了新生产方式的出现。新兴生产方式打破了原有社会平衡,要求人类在新的技术平台上重建社会系统。社会系统重建、社会功能恢复和社会层次提高客观上要求社会工作的支撑和配合。社会工作对社会系统而言发挥的是维护、恢复和发展作用,而工业化则是对已有社会系统的破坏。工业化要最终成功,必须有社会工作的支持。而社会工作要进步,又离不开工业化这个新平台。历史表明,有效的社会工作能够将社会的无序迅速恢复到有序,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由市民和纽约警察“痛打同性恋者”导致的1969年斯通墙暴乱、反文化运动、学生骚乱和反越战示威,使得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美国社会最动荡不定的时期。而由于福利体系的改进和后来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美国的社会矛盾才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缓和[4]。

(一)社会工作和工业化之间的对立

工业化是对已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工作的否定。在工业革命以前,传统的社会工作并未引起人们很多的注意。因为在这一段历史中,技术进步缓慢,社会结构平稳。直到19世纪早期,从事社会工作的组织数量还极少,基本上是些非正式的小范围组织,如邻里、教会和学校。由于主要从事农业和生活在乡村地区,人们主要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对组织的需要很有限。工业化以来频繁密集的技术创新迅速打破已有的社会平衡,对已有的社会工作构成挑战,专业社会工作19世纪末在欧美的诞生正是工业革命累积起社会危机的结果。在工业化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或者组织是完全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人们关注自己的专业分工,生存所需的其他功能由社会提供,社会联系空前增加,而要实现这种联系,亟需各种功能性中介性的社会工作组织。已有的社会工作不能适应工业化的发展,造成了已有社会工作和新兴工业化之间的对立。传统和谐社会这个圆的打破及缺损是工程技术创新引致生产方式变动的结果[5],新兴工业化也否定了原有的社会工作模式,从而促动其专业化和职业化改革。

(二)社会工作和工业化之间的统一

相对人类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而言,社会工作和工业化两者并行不悖。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工作人员,工业化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两种人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推动了社会进步。在对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源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和社会工作进步的职业技能方面,都经历了从个人技巧性到整个社会知识集成性的转变和发展。在工程实践领域,自古以来就有工匠,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出现了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社会工作实践领域,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者,随着社会救助的社会化和社会工作社会功能性作用的发挥,又出现了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工业化代表人类生产形态的高级化,主要由工程技术人员的智力来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代表人类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形态的高级化,主要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推动。此外在各国工业化中还有起辅助和一般作用的普通劳动者即工人,他们经历了由短工雇工到专业分工工人的演变,他们也是工业化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践应用者,尽管不是专业人员,但同样对工业化作出了贡献。相应地在社会工作领域,也有大批起辅助作用、从事一般性工作的普通服务人员。他们同样经历了从临时性业余性到职业性、专业化分工的演变,他们尽管是一般劳动者,但同样对社会工作的开展起基础性作用。

二、社会工作和工业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机理

科学技术工作和社会工作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和谐中工业化和社会工作扮演了各自重要的角色,有必要更深入探讨两者共同作用的机制。西方倾向于将社会工作更多定位于扶弱助贫上。威特默尔(Witmer)1942年在其所著的《社会工作:一种社会制度的分析》一书中认为,社会工作是有组织的机构或团体为解决个人所遭遇的困难而实施的一种援助,是为协助个人调整其社会关系而实施的各种服务。斯基摩尔(Skidmo re)在其1994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一书中,对社会工作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专业,其目的在于协助人们解决其个人、群体(尤其是家庭)、社区的问题,以及运用个案工作、群体工作、社区工作、行政和研究等方法,促使个人、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达到满意的状态[6]。考察社会工作和工业化对社会进步的共同作用机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工作的定位。

(一)技术创新破坏已有社会秩序

工业化中的技术创新不但打破了以往的技术规则,还试图更改以往的社会规则,引导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以往的制度轨道,从而打破以往社会这个和谐“圆”[5]。工业革命使英国偏远地区农民的境遇每况日下,传统乡村的和谐社会被打破,大批农民被迫流浪到城市工厂,成为没有任何产业的工人。这是技术创新对已有社会秩序破坏的典型例子。技术创新在更改制度规则的过程中一般都涉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调整,使受益者暴富,让受害者赤贫,并带来相应的心理、精神和社会问题。而且技术创新的程度越大、变动越频繁、贫富冲突越激烈,社会危机就越严重。为避免危机能量过度累积和灾难性暴发,客观上要求给弱势人群以扶助,在扶助中抚平社会撕开的裂痕。

(二)社会工作恢复新的社会秩序

社会工作对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重在恢复,这是西方社会工作强调的重点。为理解社会工作的恢复作用,有必要对工业化和社会工作的性质作进一步探讨。社会的作用在于系统性地满足人类的各项需求。和谐的社会首先是功能健全的社会,其次是每类群体或者个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社会。技术创新首先破坏了原有社会的功能体系,其次让数量不等的人游离于社会福利系统和社会功能供给之外,造成社会对这部分人的供给功能缺失。比如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工业文明和工业技术创新让农村富余农民远离家乡,失去了乡土社会功能的供给,同时在新的打工地农民工又被排斥于当地社会之外,不能获得新的社会功能供给,由此造成农民工社会问题。与技术创新重在打破不同,社会工作讲究功能恢复,是在功能恢复中进步;工业化中的工程实践讲究技术创新,是在技术创新中进步。社会领域中的工作如果仅仅引起人们的冲突和不满,就是无意义的,其作用在于尽最大努力化解冲突和消除不满[7]。工程技术进步不是恢复某项功能,而是实现新的功能,进一步延伸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

(三)社会工作和工业化共同提升社会发展层次

自然科学和工业化进步虽然破坏了已有社会秩序,但在客观上推进了社会层次提高。工业化中的技术进步不断打破已有社会和谐,这“主要是以技术革新为代表的生产力的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发展,从而打破已有制度平衡”[8]。除了打破和谐,技术创新又推动新的和谐,新的技术工具往往又是恢复和谐的重要手段,比如互联网一方面打破了以往小国寡民的时代,一方面又是新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平台。人类社会需求层次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工业化提供坚实的后盾。

如果说工业化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和能力基础,那么社会工作则以人为行动主体而不是以机器为基础具体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社会功能的完善和社会层次的提高往往是社会工作功能作用的细化和层次的提高。技术发展变化越快速频繁,社会工作的强度也越大。从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社会工作什么时候都需要,都在实践中存在,只是随着工业化,由层次低到层次高、非专业到专业、非职业到职业。

(四)社会工作在完善社会功能的同时,又孕育工业化创新这种新的反对力量

社会工作的有效开展促进了社会机体的功能健全,提升了社会发展层次。创新往往建立在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发挥的基础上,科学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越是处在自由文明的发展时期,科学创造和发明就越多[9]。良好的社会环境催生科技进步、社会工作的有效开展能够为新技术发明创造条件。社会在催生了新技术同时,也孕育了反对自己的力量,或者进一步说获得了进步和变革的新动力。因而从整体上而言,技术创新和工业化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变革,同时社会工作的进步、社会问题的解决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创新和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以新技术打破原有技术,在打破过程中社会工作是基本的支撑力量。工业化的实现正是在对已有技术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否定中实现的,要实现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工作的有效配合。社会工作和工业化就是这样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

三、启示

社会工作和工业化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机理对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以上理论分析也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

1.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中国工业化发展应同步相随。中国应抓住机遇搞好社会工作,既维护社会稳定,又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10]。社会工作的开展需要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社会工作者是随着社会复杂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正因为社会问题越来复杂,需要调动的知识、能力和行动方越来越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作用才显现出来。假如工业文明发展水平不高,一个社会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就更不用谈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了[11]。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为社会工作大规模、普遍性、国家成建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因而中国有信心也应该有实力搞好社会工作。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许多瓶颈出在社会领域,社会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并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2.我国社会工作开展的时间不长,基础性理论认识和试点改革应同步跟上,而我国工业化发展中很多经验特别是组织和管理模式值得我国社会工作领域借鉴。在社会工作性质定位、社工人员的定义及归属方面,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亟需理清思路。而思路理清之前,广泛的学理探讨至关重要。从本文的分析可看出,社会工作人员定义中应区分专业社会工作者和一般社会工作人员,正如自然科学领域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人一样。人员定位准确后,才可能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激励方式和培养模式,推进我国社会工作人力资源建设的步伐。在工业领域一般工人主要通过职校、社会培训、岗前培训和实践学习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主要通过正规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我国社会工作人力资源培育也有必要建立起相应的教育培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有了工业化的分工协作体制,才导致社会工作领域也要有相应的分工协作体系,前者更多提供物质产品,后者更多提供人类服务。这两个体系之间有一种对应协调关系。工业系统在发展和膨胀,而社会工作系统在停滞甚至萎缩,工业化也将走不远。

3.应从职业化和专业化角度定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阶段性。从工业化发展中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可得出社会工作发展的相关启示。从职业化角度来看,某项工作需要更多人更多时间参与可被称为该项工作的职业化。临时性工作和职业化工作只是时间投入和人员参与这两个维度的极端,前者为只是部分工作时间投入,少部分人参与;后者是全部工作时间投入,更多人加入,而且全职工作群体能够在整个工作人口或者全国人口中构成相当比例。以美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为例,早在2000年,美国社会工作者人数就占到从业人数的2%。2007年,瑞士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达2.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3%。英国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的社会照顾工作者有150多万人,仅在英格兰社会照顾综合会注册的合格社会工作者就有9.5万多人[3]86-93。我国还要大力加强职业化建设。从专业化角度来看,我国社会工作一缺专业化实践,二缺专业化的师资力量,大量教育师资都是半路出家,三缺本土化人才培养。目前教育领域为数不多的科班人员均来自海外,或者是洋出身。因而不论是职业化还是专业化,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都应定位在初级化。中国社会工作借鉴西方和海外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正确消化吸收和走自己的路子更重要。这已被中国的大量改革实践证明[12,13]。中国不具备西方的教会传统,人本主义思潮与西方也不一样,基础条件不同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工作有其特殊性,对西方成功经验需要正确地消化吸收,否则中国的社会工作就会始终走不出自己的路子。

(4)社会工作者不是空降兵,必须与现有制度环境结合,社会工作者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社会工作者要发挥好作用离不开社会动员,无论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还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都是在与他人和其他部门合作中完成工作的。从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社会工作什么时候都需要,都在实践中存在,只是层次由低到高、非专业到专业、非职业到职业。所以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的培养,一方面要强调新的起点,直接在高等学校培养,或者在其他一些全新的机构培养。但另一方面,新的起点应是建立于已有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分两方面,一是对正在社会工作岗位的现有未经过培训人员、学历低的人员应做好服务后教育(即对现有从业人员开展本行业的职业教育),二是对尚在学校、无实践经验的人员做好服务前教育(即对正在接受教育、无实践经验者开展本行业的职业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模式并不单纯指书本教育,更包括对现行行业工作的实践教育。不注意与中国现有的社会工作基础相结合,社会工作就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社会工作在引入新生力量的同时应注意发挥好现有人力资源作用,促其不断进步,否则他们会成为新工作开展的阻力。既要利用好现有社会工作组织,促其功能完美或者转化,还要利用好现有机制,不断进行机制调整。

(5)社会工作发展事关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局,社会工作模式需要更加广泛地深入人心。没有社会工作的支持,工业化只可能有技术创新的开端或者萌芽,即使能够走也走不远,因为没有解决新社会问题的社会工作机制,社会的无序将使工业化半途而废,或者发展有限,不可能圆满实现。这也给我国当今的改革开放以重要启示,几十年经济发展还要继续往前进,就必须及时解决已经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否则可能随着社会矛盾不断暴露,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得不到巩固,经济改革甚至还有可能倒退。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一些苗头,为了应付社会问题,不得不牺牲一些市场经济的效率。最典型的如新掀起的一轮国进民退浪潮。当对社会问题,或者企业社会问题解决乏力的时候,为了社会的安宁,只好采取牺牲效率保平安的做法。因而本文认为一些领域的国进民退可能有其他经济方面的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目前我国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已经不单纯是民生福利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改革还能不能进一步前进,还能走多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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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6

A

1000-2359(2010)06-0090-04

彭云(1971-),女,广东吴川人,广东金融学院讲师,广东金融学院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2010-08-20

[责任编辑 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