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学传承对归庄散文创作的影响

□刘红娟（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1）

归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其不仅家学上继震川，而且与顾炎武同里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然震川名震文坛，亭林誉满儒林，不啻泰山北斗，唯归庄却沉沦于历史尘埃之中，这真令人感叹！作为明中叶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的曾孙和清初文坛泰斗钱谦益的学生，归庄的散文也不容忽视。现存归庄散文有八卷。其数量远远超过诗歌。其散文的创作，明显受到了其曾祖散文大家归有光的影响，并自具风格。本文试以分析之。

一、师承与家学

从散文创作的师承渊源看，归庄并非一开始便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家学。其散文创作最先接受的影响来自于复社领袖张溥。归庄十七岁加入复社，求学于张溥。他的《与张十翰林书》就是求师问道之文。及至晚明，文学复古主义又呈现复苏气象。复社、几社都以七子复兴古学的主张相标榜。晚明的文学复古主张，更是在当时天崩地坼、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复兴古学以振奋民族精神，挽救明朝灭亡。在这个大背景下，复社明确标举“兴复古学，务为使用”的旗号，积极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归庄从中汲取的一方面是张溥的经术思想，这对他日后形成现实主义文风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文学复古的主张。尽管《归庄集》中没有留下明确记载归庄对复古文学的看法，但从他的好友黄淳耀给他的一封回信中可以看出，归庄曾就师从七子派还是唐宋派曾有过犹豫，而复古派对归庄的影响正是源于张溥。复社在当时名动一时，大家“争欲入社”①，导致鱼龙混杂，优劣参半，身份标签的意义大于文学社团的意义。正因如此，归庄于张溥并未得益甚多，加之“从游时晚，未得窥其精”②。

张溥死后，归庄转而问学于钱谦益。崇祯末年，归庄上书钱谦益，“文章一事，则向往阁下数年于兹矣”，表现出对钱谦益文学成就的崇拜。归庄高度评价钱氏“声名李杜齐，文章燕许敌”③。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归庄一方面对钱谦益继承归有光反对模拟剽窃文风对文坛流弊所作的批判及廓清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自钱谦益起，顿辟康庄，一扫阴霾；另一方面，盛赞钱谦益诗文创作的辉煌成就。归庄师从钱谦益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钱谦益对归有光的推尊表彰。归有光散文在其生前并无大的影响，死后虽有王世贞的《归太仆赞序》、王锡爵的《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对其古文的赞誉，但影响仍不大。万历后期，归有光遇到了有力的薪火传递之人，那就是钱谦益。归庄在给吴梅村的一篇寿序中说到，归有光晚达位卑，压于同时之有盛名者，不甚彰显，是钱谦益极力推尊，“以为三百年第一人”，所以天下才视归有光“如日月之在天”。归庄在这篇文章中还述及亲炙于钱氏的往事，他说正是在钱谦益的熏陶下，他才知道“家学之当守”④。钱谦益推尊王慎中、归有光为一代文宗，尤其服膺归有光，曾整理《震川先生文集》。他认为王、归他们完成确立了“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⑤的文学传统，为人们取途唐宋之文，进而通经汲古树立了典范。吴伟业是继钱谦益之后的文坛盟主，论文也宗尚唐宋派主张，肯定归有光在扭转复古模拟不良文风的意义，同时对钱谦益继承前学的薪火传递之功给予肯定，“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⑥。对钱氏和吴氏的此举，归庄予以极高的评价，以为有“云雾廓清”、“剪荆棘以成康庄”的巨大意义，他分别称钱、吴为归有光的功臣和后人。吴伟业也因归庄能继承家学，又同出于西铭先生之门，对归庄也每每奖掖鼓励。

当然，对归庄散文创作影响最大的乃是他的曾祖归有光。如前所述，归庄正是在钱、吴两人的影响下“始知家学之当守”。归庄论文完全倾向于唐宋派传统，俨然以归有光传人自居。他称人们不附随七子声气，沉酣于唐、宋名家为超然之见。又说，“太仆绝代文，诚继韩、欧阳。越今百余载，弥觉光焰长”⑦。归庄好友侯研德曾经评价归庄家学有传。明清之际学者吴赤溟更进一步指出，归有光和归庄二人的散文均有“粹于理，豪于气”的特点，并提出钱谦益“前推太仆，后举玄恭”，同辈学人“当以此信玄恭，玄恭其亦可以自信矣”⑧。时人多以归庄继承家学而请归庄作序文或寿文。提起归有光，大家当然不会忘记他作为一落寞的公车老举子敢于跟文坛巨子王世贞叫板抗衡的勇气和独立之精神。归庄作为明末清初之一“怪人”，在散文创作上也很好地继承了其曾祖归有光的这一特质，表现出敢于不逐时趋、不谐于俗的特点。

二、对归有光散文的继承与发展

归有光的不逐时趋主要表现在对文坛的妄庸巨子之呵斥。归有光生活的嘉靖、隆庆时期，正是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风靡天下的时期。归有光对复古派模拟剽窃之风不满，屡屡表示深深的忧虑，并把矛头直指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⑨，充分表现了他与复古派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此时的王世贞以雄才博学主盟文坛，正如钱谦益所说的那样“：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尘，登坛设埠，近古未有”，而这时的归有光，不过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⑩的布衣老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乡间老举子，竟敢与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文坛领袖抗争。晚清著名思想家薛福成直接将归有光与韩昌黎和欧阳修作比“，昔昌黎为文深病场屋之作，欧公知贡举亦黜轧芸之习，当时风气遂为一变。归震川由唐宋以溯太史公之文至诋王州为妄庸巨子，率为一代正宗”⑪。归有光主张学习唐宋八家，上溯史记、六经。在这个基础上，归有光进一步提出，作文要真“，予谓文者，道事实而已。其义可述，而言足以为教，是以君子志之”⑫。归有光说自己的创作“俗语所谓依本直说者”⑬。另一方面，归有光强调“情”的作用。归有光认为圣人就是“能尽乎天下之至情者”“，天下之礼，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为礼”⑭。归有光长于以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描写与亲人间的生平遭际、聚散分离，抒发作者深厚细腻的感情“，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自不能已已”⑮。王世贞晚年终于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他在高度评价归有光的同时，深深道出了自己晚年追悔之情。归有光博采《史》《汉》之长，继承并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的确有“家龙门而户昌黎”⑯的风格，这一点已为举世公认。

归庄继承了归有光的性格特点，不谐于俗，对文坛的积弊敢于批评指正。归庄对当时文章、人品、学术似盛而实衰，日竞而益坏的状况作了严厉的批评并对其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文人淫词诡说，更相是非，导致门户产生；士君子慷慨负气，好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于是人之朋党分。而有卓然论大道、明绝学之人，群而附之，却言行不一，于是学之名实淆。具体到文坛，经过归有光、钱谦益、吴伟业等人力挽狂澜，已经扭转了公安派、竟陵派等人舍康庄而就幽谷的局面，而“所患车马不良，徒御不善，中道踯躅，不能致千里”⑰。归庄一针见血地指出文人学士之所患，已不在识之不真，而在才之不足，在诗文创作中“多患才短；才赡矣，又患体杂；体醇矣，又患旨卑”⑱。

针对文坛的积弊，归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写文章必先去俗而后可。所谓俗者，譬如以自己的创作汲汲干谒贵人之士。这类人驰骛于功名场中，志泥于制举之业，有一点才名便沾沾自喜。这类创作，文虽佳，俗矣。归庄提出去俗的两条途径，一是“一片言辞，皆由中出”⑲，不刻意求工。俗者必然文过饰非，曲意奉承而失之俗。归有光提倡为文当依本直说“，胸中尽有，不待安排”⑳。归庄继承了曾祖归有光的观点，与唐宋派的本色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唐宋派的本色论的特点即在于真。有此本色，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归庄提出“去俗”的第二条途径便是提高立言之旨。归庄认为文章所以矫然拔俗，就在立言之旨。如果作者身怀卓绝之才，用雅驯正大之体，主旨符合名教、圣贤之意，那么作品就可以流传。归庄进一步指出立言的根本在于立德，否则即使下笔语妙天下，不过文人而已，君子不以为贵。

从归庄的创作来看，其立德无非就是出于封建观念的忠孝两类。其作品中孝子传尤多，一方面是晚明清初正气消亡，礼防大决，人伦攸，归庄力图树立榜样以挽天下之颓纲；另一方面的原因便是他本人的创作观。归庄主张散文创作要远继唐宋八家，明初宋濂、刘基，近承归有光的文道观。归庄继承曾祖“道形而为文”㉑的观点，把政治上的封建正统观念引入文论，合于道为正。由此，归庄甚至将《诗经》郑卫之风认为是后儒附会之作的淫辞，这便是文道合一的正统的文学史观的表现，有其保守的一面。但在晚明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创作远离现实政治，日趋僻径幽谷的背景下，归庄重提道统无疑是对当时逃避现实的文风的一次有力反拨，更显示出他作为一名士子的社会责任感。

归庄的不逐时趋表现在文章中便有一股傲气。常熟赵允怀称“读其文，而人人意中，有一须眉挺然、傲岸自若之归玄恭也”㉒。《与季沧苇侍御书》便是代表。季沧苇是著名的藏书家，于书无所不窥，购得善本，必手自校勘，精心撰写成《季沧苇藏书目》，在版本、校勘、目录学方面颇有贡献，现今通行的康熙御定《全唐诗》就是在季振宜所编《全唐诗》的基础上纂修而成的。季氏家族在当时颇有势力。据归庄称，当时“仕宦之华要者，曰四衙门”，而季家“一门而有其三”，江南称“铜山、金穴者，首推季氏”㉓。季振宜以豪富闻名，也以富贵骄人。康熙七年，归庄在吴梅村的推荐下，到泰兴访季振宜，商谈为归有光刊刻全集一事。开始季振宜欣然许诺。归庄到季家后，初则热情相待，关怀备至，后则礼数渐薄。二十多天下来，“足及门而辞者一，奉尺牍及诗而不报者三”㉔。归庄好不容易被他召见后，问及所留诗作，季氏竟轻慢地称以善草书闻名的归庄所写草书“不能识”，直接表示他的不屑，后更以无稽之言以相嘲谑。最后，季振宜由“使者”出面，下了逐客令。尽管归庄有求于季氏，但素以傲岸狂放著称的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恶气。在愤慨万分的情况下，归庄便写下了《与季沧苇侍御书》，详细地叙述了季氏态度的变化及自己一忍再忍终无可忍的心理，引经据典，时褒时贬，亦褒亦贬，给季沧苇提出忠告。行文根底深厚，波澜老成，而一种傲岸自异确乎不拔之概，恍然于字句之外如见其人。归庄评价同辈学友严祺先的文章“恂恂儒者而笔能杀人，文辞之工如此”㉕，也正是其夫子自道。道光年间虞山张大镛便称“《致季沧苇侍御》一书，亦与妄庸巨子之诋排气节相似”，“盖惟其胸有千古，特立不挠，故目光如炬，行气如虹，而不为俗屈也”㉖。晚清浙江山阴著名文史学家平步青指出了归庄与归有光文风的差别“，其文傲岸自异，不事涂泽，于太仆家法稍异”，而对归庄在《与季沧苇侍御书》中表现的个性特点仍概括为“气骨然，则与妄庸巨子之诃相似”㉗，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顾炎武相比，亦无愧色。

三、结 语

如前所述，归有光与归庄的散文总体来说均“粹于理，豪于气”，但风格又不尽相同。归有光之文更多的是以情动人，而归庄的文章则以说理取胜。两人文章风格的不同，与各自的遭际不一有很大关系。归有光主张学习司马迁的《史记》技法，强调情的重要，却并不认同司马迁的情感冲动。认为君子之处世不当“以一时之所遭，而身与之迁徙上下”㉘，应该在穷困之中寻找怡情之道。归有光的散文风格与他的人生哲学相一致，呈现出一种冲淡平和之美。他评价陶庵文集“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㉙，也是准确的自评。古士人之穷无过于归有光，虽然归有光也结交权贵以延誉出仕，并孜孜不倦地“八上公车”，他即有“归生不第，何名为公车”的社会舆论的同情，因而显得从容淡定。而归庄不然，他缺少“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智慧，更像其曾祖所说的“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㉚的闾巷小夫，归庄与清初学者潘用微之间“始相契而终相隙”㉛的一段公案便是明证。归庄的这种感情方式决定了他在散文中的酣畅淋漓、犀利逼人的风格。归庄的激愤当然有着时代的原因。作为一个以天下为任的士子，国破家亡的创痛无法使他们冷静。归有光责怪世之论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间，谓为大节，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㉜，正如惠子谓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归庄对不遇的感叹比起归有光更多了许多焦虑和抑郁。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③④⑦⑧⑰⑱⑲㉒㉓㉔㉕㉖㉗ 归庄：《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⑤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五十四，四部丛刊本。

⑨⑫⑬⑭⑮⑳㉑㉘㉙㉚㉜ 归 有光：《震 川先 生 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⑩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⑪ 周钟游：《文学津梁》，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

⑯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㉛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