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概貌及其基本特征

2010-08-15 00:46王晓霞
黑龙江史志 2010年23期
关键词:湟水西宁流域

王晓霞

(安康学院政史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概貌及其基本特征

王晓霞

(安康学院政史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本文主要利用地方志资料,初步复原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的概貌,并归纳该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通过研究,笔者认为清前期湟水流域的生态环境面貌基本良好,但较为脆弱;清代中后期,基于农业垦殖的加剧,当地生态环境逐渐改变;到了清末民初,当地自然灾害发生较前代频繁,部分动植物资源日渐减少,生态恶化日益显露。

清代 湟水流域 生态环境 基本特征

伴随着西部开发的浪潮的到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也为世人所关注,各级政府部门与广大群众越来越多地谋求防止改良恶化的西部生态环境的良策。然而由于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政府统治策略的独特性等因素,因此,我们在进行科学决策时,务必要探究历史时期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概貌及其变迁趋势,做到瞻前顾后,以史为鉴。其次,湟水流域地处边陲,加之正史资料较少,所以对该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关注也较少,但清代有限的方志资料弥补了这一缺憾。同时,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专著至今未见,部分专家仅从生态环境的某一方面进行探究,系统、详细对有清一代该区的环境复原的还未见载。基于此,笔者主要利用方志对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概貌展开初步研究,以期加强对该区的重视。

一、清代湟水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的概貌

(一)疆域范围和自然形胜

从地理分布看,湟水流域西起日月山与青海湖水系相接,北依祁连山和河西走廊为邻,南以拉脊山与黄土高原接壤。该区主要的地理特征是山脉、河谷盆地相间排布,即呈现祁连山——大通河——达坂山——湟水——拉脊山“三山夹两河”的分布格局。

从政区沿革上看,清初因袭明制,在该区置西宁卫,属陕西行都司。雍正二年(1724年),省卫置府,辖西宁、碾伯二县以及大通卫,属甘肃行省。乾隆二十六(1761年)年,裁大通卫置大通县。道光九年(1829年),置丹噶尔厅。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今西宁市及其周围县市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原和西北地区一个重要交通通道,是历代中央政府经营边疆的重要前哨,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西宁府,“其隘则水抱西北,其险则山阻东南。北依山以坐镇,南跨河而为疆。地接青海、西域之中,治介三军万马之会。金城屏障,玉塞咽喉”(1)。湟水流域不仅是重要的军事堡垒,更是农业民族与牧业民族交错地带,因此,该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典型性。

(二)自然气候

由于湟水流域处在在我国季风区向非季风区过渡的边缘地带,夏季来自海洋的暖湿东南季风到达此地时,已是强弩之末,带来的水汽很少,气候凉爽;而冬季,则较为严寒。故清人以“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来描述该区气候。(2)气温较低,使农业生产倍受影响,如西宁府“地脊而气寒,不能具五谷”(3),丹厅“地高气寒,每岁秋收异常俭薄”(4)。总体而言,“惟因境内地势高低不一,各地气候亦因之而殊异。西宁附近黄河上流及海东一带,气候温和,寒暑适中,雨量亦较多……”(5),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塑造了湟水流域独特的生态环境。

(三)山川形势

群山耸峙、川流纵横,山川交相排布是湟水流域最显著的自然地理特征之一。湟水流域北部、西部、东部及南部部分地区都耸立崇山峻岭,这构成了湟水流域的坚实骨架;同时,众多川流则成了该区的血液。查方志资料,湟水流域的高山、险谷约100余座,川流约60余支,细泉则不计其数。以府北大通县为例,其境北干诸山有八宝山、插汉山等14座,中干诸山有科科澜山等28座,南干诸山有鞍子山等18座。除高山外,还有拨科峡等10处峡谷(6)。此外,境内水源众多,水量丰沛,北条诸水以浩门河为大宗,有纳卧牛河等14水;南条诸水以拨科河为大宗,有塔尔湾沟等12水,南干、北干共26条大水及南干、中干、北干诸小水共86条,均汇入湟水(7)。山孕水、水绕山,山环水绕,山川相间的地貌构建了湟水流域生态环境地理基础,同时也成为该区最为显著的自然地理特征。史载,清代湟水区群山大多植被覆盖良好,既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又有绿草茵茵的牧场,既有野牛、野马、牦牛等大型兽类活跃其中,又成民间祈祷祭祀、宗教朝拜的圣地、神山。居民耕植、畜牧其中,修建庙宇、佛阁于上,聚会、游览之间。然而浅山甚至山顶已开始被垦殖耕种,原本畜牧之地、林木覆盖之区逐渐向农田转化,如大通卫南的金山,“山麓稍平处民间多开垦种植”(8);碾伯县之阿剌古山,“顶面已垦”(9)。金山、阿剌古山均处高海拔地区,但清代居民仍在此山耕种,充分说明了浅山区的垦殖之盛。

湟水是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丹噶尔厅,在自西向东穿流的过程中,在丹境吸纳了的临羌溪水等19条河水(10),在西宁县境内接受了北川、南川诸水(11),在碾伯县境内又将期顿水等川流纳入(12),后在享堂与大通河汇合后,奔腾东去,自兰州入黄河。湟水在流注过程中,一面吸纳着沿途众多的溪流,同时还浇灌着沿岸的农田,哺育着区内的居民。

(四)动物资源

由于湟水流域处于东部黄土高原区和西部青藏高原区的过渡地带,动物资源既有华北种属,又有青藏高原的特有种属。该地禽类、兽类、虫类等资源都比较丰富,以兽类为例,除传统家畜外,在流域的河谷盆地、低山、中山、高山以及草场还活跃众多野兽。史载,有熊、虎、豹、野牛、野马、牦牛等大型兽类。这些兽类种类和数量较多,居民主要将其食用、役用、制衣、入药、贸易、朝贡。另外,史载的诸多兽类中,数量最多、最为珍贵的应属牦牛、猞猁、野马。(13)基于巨额的贸易利润,屠杀野生动物的行径日渐剧烈。如因虎骨、虎皮的价格较高,对其捕杀也较多,史志对虎的记载,由乾隆年间《西宁府新志》之“少”,到光绪暨宣统《甘肃新通志》“通省不概见”等语,足见其数量减少之势。

(五)植被资源

植被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也是自然环境中最敏感的要素,同时植被又是动物生存的食物来源,所以研究植被资源很有价值。据史载,清代湟水流域的植被覆盖良好,森林茂密,草木丛生,构成一道显著的自然景观。该地史载的植物分为树木、草木、野菜、药材四类。其树木有檀、柏等种,草类有苜蓿、骆驼蓬等;野菜有蕨、野胡萝卜等;药材有红花、甘草等。这些植被,可为居民提供食物,可医治病痛,可被采伐作薪,可制作器具、修造宫室,可牧养牲畜。因植被是动物生存的食物来源和器用之源,是自然环境的敏感指示物,为研究之便,故以森林为例,复原其分布地区及变迁,以管窥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概貌。

根据史料,可将当地天然森林的分布状况,分为西部、北部、东部三小区。

西部丹噶尔厅:据方志资料记载,清代丹地林木覆盖的山脉有翠山、瀑布山、隔板山等。如翠山“苍翠可爱”(14),瀑布山“绿树浓荫映带”(15),隔板山“叠嶂嵯峨,高山云表,万树排列”(16)。此外,据《丹噶尔厅志》知,该区还有小面积的山林若干亩,如响河尔林约40亩,阿哈丢林约200亩,曲卜炭小林10亩;拉莫勒林200亩,东科寺南山林200亩,磨林河柳合计100余亩;此外,官有森林在城东北北极山极城东河南滩两处,合计林木共万余株。本境林木,除修建庙宇所用松木巨材运自他境外,其余宫室器用材木,皆取给于境内,每岁所伐至数千。该地林区所有权可以分为官有、寺庙所有、私有三种。总的来说,清代湟水西部的丹境诸山森林覆盖良好,主产松、桦等木,以供日常使用,且大多数森林生长于喇嘛寺附近,为寺院的私产,受到寺僧和附近百姓的严加看管,当地居民不敢擅自私砍,故长势良好。

北部大通地区:史载,该地森林覆盖的山脉有八宝山、涌翠山等。民国《大通县志》云:八宝山“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平羌山“林木繁荫,可以立营”,涌翠山“山木拥翠,望之蔚然”,拨科山“群峰耸翠,丰草绿缛,古畜牧地,巅多林木”,峡门山“山木荟蔚”,柏树峡“山峡遍生柏木”。民国八年(1919年)的方志资料载该区天然森林分布如此之广、长势如此之良好,可推测清代大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状况就更为可观。

东部碾邑:史载,该地林木覆盖的山脉有奇峰山、阿剌古山、九池岭等。从史志资料看,该区的森林远不如北部大通县那样茂密和广阔,但仍覆盖良好。

综上,清代该区的天然森林资源相对丰富,林木覆盖较好,林区主要以松、桦、杨、柏为主,木质较佳;府治北部的大通地区则是天然森林分布最为广布的区域。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庇护,临近喇嘛寺院的林木长势良好。尽管如此,随着清代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湟水区的林木逐渐遭到剧烈的砍伐,许多原本郁郁葱葱的青山开始变为濯濯童山,地表覆盖逐渐减少。

(六)矿产资源

清代,在湟水流域开采的矿种主要有金、银、煤、黄玉等。查方志资料,金矿主要分布在丹噶尔厅城南,大通县八宝山、沙金山等地,碾伯县丁羊谷、南山;银矿主要产于青海,运至丹邑销售;煤矿产自宁邑小峡口、观音堂,大通县樵渔堡、红山堡;黄玉产于丹境之翠山。其中,煤是清代本区大宗矿产,主要产地在北部大通及宁邑,且大通的煤质最佳,如“(大通县石煤)其黑如漆,其坚如石,遇火则然,质细灰白,远胜他处,全湟赖之”(17)。因受开采技术和交通条件的限制,这些矿产资源当时的开采力度不大,开采后不久有的遭封禁,有的被废弃,直到近代以后才得以大规模的开采。

(七)自然灾害

湟水流域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是传统农业和畜牧业的交错带。农牧交错带生态的脆弱性,导致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同时,由于受该区的民族构成、生产力水平等条件的限制,湟水流域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之一。清代湟水区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旱灾、冰雹、霜雪冻害。18通过整理方志资料,湟水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康熙三十四年、乾隆四年、道光二十七年、光绪十四年及二十四年,旱灾发生在康熙五年及六年、乾隆二十四年、光绪二十四年,雹灾在乾隆三十九年及四十四年、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同治元年、九年及十一年、光绪二十五年,雪灾在咸丰八年。从时间上看,各种灾害发生频率增加而且一年之内数害齐发。分析可知,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成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根源;然而清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相对提高,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土地垦殖政令的推行、湟水流域农田水利的大规模兴修、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都成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害程度日益严重的诱发因素。清代湟水流域自然灾害的频发和灾害程度的加重既是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生态日益失衡的体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该区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二、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通过复原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的概貌,可以概括总结出几个基本特征。即:

第一,复杂多样性。由于湟水流域处于黄土高原区和青藏高原区的接壤处,是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过渡带,也是东部农业区和西北草原区的契合点,所以湟水流域的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特点。既有黄土高原的苍劲、厚重之姿,又有青藏高原的野性之态;既有东部地区的温暖湿润,又有西部地区的严寒干旱;既是汉族的农耕之地,又是游牧民族的畜牧草场;既有居民对环境日渐作用和破坏,又有藏民根深蒂固的保护意识。

第二,脆弱性。所谓农牧交错带就是指由于生产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目标不同,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衔接处,而形成的一个过渡地带。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恰好处在农牧交错带上,“草深数尺,天然森林,所在多有,秋来落叶,厚可尺许,陈陈腐化,成天然肥料;襟带黄河,从古有水利而无水患……绝非苦寒不毛之地,又水草丰富,牧马、牛、羊,易致蓄息,皆垦殖之大利”(19),这段文字体现了该区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的优越条件。清代后期由于剧烈的人类生产活动,加速了该区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便是其脆弱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另外,部分动植物物种、数量减少,天然森林分布区域日渐缩减,水土流失逐渐加剧亦是其生态脆弱性的体现。

第三,藏传佛教对森林资源、生物物种的潜意识保护作用。藏传佛教自明代便是湟水流域的主要宗教,境内的藏族、蒙古族、土族全民信奉佛教,部分汉族也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教义的因果报应、在世为善的内容,以及严格的教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肆意掠夺;同时,湟水流域喇嘛寺院林立,各个寺院都有自己的教民、土地、山林川泽等财产,故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宗教权威,视寺院及周围的林区为私有,严禁伐采、猎获。教民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以及对于宗教权威的恐惧和忠诚,藏民奉寺院及周围山林薮泽为圣地、神地,极力维护,故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部分天然林区与自然资源。

三、结论

湟水流域处于农牧交错带,在战略地位上,该区自东汉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农业区之一,是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活动、交流的重要通道,是历代重要政府经营西北边疆的重要前哨。基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的差异性和自身的脆弱性。

据史料记载,清前期湟水流域的生态环境面貌基本良好,但是遭受破坏的隐患日益明显。自然气候方面,该区处于我国季风区的最西端,总体上气候温和,寒暑适中,雨量较多,但局部的干旱、寒冷有时则表现地较为明显,并导致农业减产、人民贫瘠。从土地利用上看,湟水沿岸的河谷平原区、浅山脑主要是农业耕作区,高山区则为林区和牧场。从生物资源上看,西宁府西部的日月山地以及东部碾伯地区的山岭、峡谷及北部大通诸山,植被覆盖良好,森林茂密、草场肥美;动物物种众多,除羊、马等常见家畜外,野牛、野马、猞猁、狐狸等野兽也活跃在山林、岭谷之间;水资源丰沛,大通河、浩门河及其它小支流和众多泉、池流量丰富,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便利;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并且已被逐渐开采利用。另外,从民族构成角度来看,该区除汉族外,蒙古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居住其间,少数民族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都与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蒙古族和藏族都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许多教义、教规以及本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养成了寺院喇嘛、藏民和蒙古民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习俗,这种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湟水流域大量的天然森林的存在,成为我们今天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一条重要经验。

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全国人口的剧增、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区域民族关系的影响,清政府强化了在此的统治方式,慎重处理民族关系,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垦殖,并加大了对该区的开发力度,由此极大地改变了该地区的生态面貌。清末至民国初期,这一地区的自然灾害较前代频繁发生,水旱灾害、山崩、滑坡屡见史载,部分动植物资源日渐减少,生态恶化日益显露。

注释:

(1)乾隆《西宁府新志》卷3《地理.疆域》。

(2)顺治《西宁志》卷1《地理志.风俗》。

(3)乾隆《西宁府新志》卷8《地理志.物产》。

(4)光绪《丹噶尔厅志》卷3《水利》。

(5)《青海记》不分卷《气候》。

(6)民国《大通县志》卷 1《地理志.山脉表》。

(7)民国《大通县志》卷 1《地理志.水源表》。

(8)乾隆《西宁府新志》卷5《地理.山川》。

(9)乾隆《甘肃通志》卷 6《山川》。

(10)光绪《丹噶尔厅志》卷6《水源》。

(11)宣统《甘肃新通志》卷7《舆地志.山川下》。

(12)乾隆《西宁府新志》卷5《地理志.山川》。

(13)宣统《甘肃新通志》卷12《物产》。

(14)乾隆《西宁府新志》卷4《地理志.山川》。

(15)光绪《丹噶尔厅志》卷6《山脉》。

(16)光绪暨民国《西宁府续志》卷1《地理志.山川》。

(17)乾隆《西宁府新志》卷8《地理志.物产》。

(18)朱普选:《明至民国时期青海东部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治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19)民国《甘肃省志》之《西宁道.西宁县》。

王晓霞(1980—),女,汉族,陕西勉县人,史学硕士,安康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历史环境变迁及青海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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