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外语教育边缘化的后现代主义成因探析

巨 静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政策研究所 宁夏 银川 750021）

美国当代外语教育边缘化的后现代主义成因探析

巨 静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政策研究所 宁夏 银川 750021）

美国一直以来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科学系统的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其外语教育政策主要是出于语用学和国家功能的考虑且一直被排挤在美国联邦教育的边缘。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在超越了语言教育“科学中性”表象之后，得以深入到美国趋同型政治文化的内核，从语言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揭露美国外语教育的实质。

外语教育 边缘化 后现代主义 语言问题

相对于语言学习而言，“英语之外的语言”的概念界定在学术界就比较繁多，包括本国语、第二外语或世界语言，本研究中将采用美国联邦政府的惯用术语，统称这些语言为“外语”。

一、美国当代外语教育的边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外语对国际贸易和美元价值的影响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公众关注的视野。至此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外语在本国的发展。美国国会于1958年出台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从美国国防的战略高度，首次将外语教学提高到与数学和科学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资助了一些冷门语种的语言教育计划的扩建。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强调了外语教育在保障美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1984年的《经济安全教育法》授权联邦政府为提高外语教学而拨款。1993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目的是为美国情报机构和外交部门提供更多的熟练外语工作人员。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明确将“外国语”定为核心课程之一。同年，《改进美国学校法案》又将“外国语”推至“对国家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外语教育，尽管一直以来都是以州政府层面的课程框架作为指导，但是由于美国是一个教育分权制的国家，美国的教育界在本国外语课程标准制定中从来不是通过联邦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行为来系统地界定外语学习的标准，美国外语教育在实际的操作中是一种非官方的自由放任的状态，其结果是美国的外语教育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制定、科学规划且统筹兼顾的联邦政府的官方政策。“事实上的外语语言政策只不过是一系列政府决议的整合”［1］，这就造成了美国外语语言政策在制定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且缺乏一个持续的、全面的综合评价体系。英语之外其它语言使用的相关政策并不是有针对性、专门制定的，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立法、司法、行政法规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但是经过对这些相关的语言政策进行梳理后，可以做如下的归纳：

I.美国没有官方语言，但是熟练地掌握标准的英语被广泛地视为是必须的和必要的（且被法律界定为美国的教育目标之一），同时允许在教育中使用英语之外的其它非主流语言。

II.出于对国家安全防御和经济繁荣等因素的考虑，鼓励熟练掌握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同时在特定的背景下会支持这些语言的学习。

III.掌握英语之外的其它语言（种）被视为是美国质量教育的一部分。

IV.提倡为母语为非英语者提供源语言的公共教育服务，目的是为了使这一群体的学生和家庭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美国的教育体制，但是联邦政府不特别扶持这些语言的发展。

V.允许在公共场合（包括教育领域）自由地使用英语之外的其它语言。

可见，在美国学校的教育制度内，英语与其它语言在语言政策上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位，前者占据了“核心-法定—推广”（core-official-promotion）的地位，而后者只是处于“非核心-选择-包容”(noncore-optional-accommodation)的地位，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只能以外语或补偿式教学语言的身份在被“包容”的状态下存在。美国语言政策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仍是英语,美国对内对外的语言政策无不体现了维护英语的中心地位,积极促进英语语言文化传播并同化其他语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因而外语教育的边缘化地位在美国是无可置疑的，非主流语言在美国的地位落实到辞藻上通常是由国家“提倡的”或“允许的”，而非“强制执行的”。外语一旦上升到国家强令执行的层面，例如在民权范畴内，语言便转化成为了派生的问题。甚至对处于美国亚文化的学生而言，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先决条件便是用英语取代本族语，无论这一举动本身对本族语是否会起到毁灭性的打击。可见，作为教育问题，语言被视为是需要克服的问题，作为民权问题，语言被视为是种族歧视潜在的源泉。

虽然9.11之后联邦政府加大了外语发展的力度，落实到立法上，“9.11”之后在参众两院通过的决议和提案达10项之多，它们是：《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National Language Capability Initiative)、《参议院地 28号决议》(Senate Resolution 28)、《众议院第 122 号决议》(H Res122)、《2005 美中文化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Engagement Act)、《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高校利用和机会法案》(College Access and Opportunity Act)、《K-16关键外语渠道法案》(K-16 Critical Foreign Language Pipeline Act)、《国家安全教育法案修正案》、《教育竞争法》、《2007大学机会法》(The College Opportunity and Affordability Actof2007)。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加大”，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加大”，外语教育在美国只不过是出于语用学和国家功能性（国家防御、经济竞争和）的考虑，而外语还未能被纳入美国国家资源的范畴，所以它的发展还不能脱离美国特定的语言意识形态。

二、外语教育边缘化的成因

语言教育政策包含语言意识，语言意识是人们对语言的看法和所采取的行动。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做出一定的评价。一个民族的语言意识是该民族对本族语言的基本态度，反映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便是这一国家的语言政策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支撑。一个民族的语言态度和观点是相对于这一民族的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在当今这个多元共生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外语教育在此契机上究竟能走多远却成为教育同仁们所担心的问题。毕竟语言是带有文化属性的，它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因此以国家战略为定位的美国外语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下是不可能超越和脱离其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轨迹而发展的。这也就解释了美国现存的一大教育现象：那就是尽管大多数相关外语学习的政策制定都集中在区域学校和独立高校的手中，但是“美国学校中外语教育的模式却惊人的相似。”［2］克拉姆斯基曾经指出造成美国当今外语教育现状的主导性因素就是统领美国的哲学思想，他说：“这种哲学思想视外语语言教育为一种奢侈。因为外语既不是追求个体幸福的必需，也不能促进大众民主事业的取得。更甚者，外国语言文化的教学被视为是背离了美国‘大熔炉’意识形态的发展目标。”［3］基于克拉姆斯基的这一论断，美国本土双语教育之所以合理“不是因为它保留了国家的外语资源，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向英语顺利过渡的平等机会和便捷平台。”［4］

尽管美国在国家安全、国际经济和贸易、外交以及军事等领域对外语熟练程度的诉求很高且很急迫，外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之前仍未能被纳入国家珍贵资源的范畴内。语言少数族裔一直以来都被界定为是给“持英语单一语种群体乃至整个北美社会制造语言文化问题和困惑的典型群体。”［5］作为“语言作为权利”和“语言作为资源”的对立面，这种彰显于美国的“语言作为问题”的意识倾向(Ruiz1984)极大地限制了国家为语言少数族裔提供维持和发展其传统语言的能力，同时也无形中剥夺了英语单一语种群体以少数族裔群体为中介和媒体来学习和掌握其它非英语语言的机会。

可见，作为语言政策的灵魂和语言教育的思想基础，语言意识形态，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相对于外语政策的形成、规划和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朗姆伯特曾颇为悲观地评价美国的外语教育，他说：“最终，美国的外语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全美社会对于本土外语学习的态度，而大体上这种态度不是语言界本身所能左右的。”［7］美国的多元文化是有条件的，即人们要先承认美国的价值观，也就是说，美国人对“他者”容忍的前提是要先“崇美”，否则就要以所谓的“非美国化”被剥夺自由。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语言文化是以宣扬和崇尚英语为前提的。按照常识，一个民族的人民赞美自己民族的语言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是美国这种强烈的母语情结构建了“语言作为问题”这种主流语言意识的社会渊源和心理基础。更为甚者，这种以明显的“自褒性”和“排他性”为特征的语言意识形态不仅延伸到了学术领域，更扩展到了公共生活层面。对于美国外语教育而言，这非但是不幸的，更是悲哀的。因为作为隐形的推动力，这股具有强大吞噬力的语言意识形态不但影响着美国社会的语言格局，左右着美国的外语政策，“更起着加强主流语言和消解非主流语言的重要作用。”［8］

三、结语

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判断，语言教育不具备科学的中立性，语言政策的研究不可脱离特定的政治文化外延。美国学者卡普兰曾指出：“语言政策可以凭借教育来实现，但是仅仅依靠教育来执行语言政策是荒谬且低效的举动，（因为）语言使用和学习的真正动机是在教育之外的。”［9］美国外语教育边缘化的事实传达了“语言作为问题”的意识倾向，这与将语言资源效益最大化的“语言作为资源”（language-as-resource）的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话句话说，美国的语言政策之所以会诞生不单纯是因为语言成为了一种关注，而是因为语言成为了一种阻碍，更确切的说，是因为美国的多语言文化主义对美利坚的民族特性构成了威胁。以此作为社会基础和心理支撑，美国的语言政策在尽其所能地拓展了英语的发展前景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外语在美国的使用空间。

在186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12个国家和地区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自己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相比而言，美国的语言政策并不是十分定义明确的，但是表象上的含糊其辞并不能掩饰美国语言规划的主旨，即：消除由语言多样性所带来的语言交际问题。可见，这样的语言意识在消极地将英语之外的其它语言推向边缘化地界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了英语在美国的绝对权威。

[1]Roca,A.ReviewofLanguageDiversity [J].TheLanguage ofLatinos, 1997,(103):5.

[2]Ferguson,D.A. andT.Huebner.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an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Research in theUnitedStates [J]. ForeignLanguageAnnals,1991,(20):3.

[3]Kramsch,C.J.NewDirectionsintheTeachingofLanguageandCulture[J].NationalForeignLanguageCenterOccasionalPapers,1990,54.

[4]Ferguson,D.A. and T.Huebner.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and 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ResearchintheUnitedStates[J].ForeignLanguageAnnals,1991,(20):12.

[5]Roca,A.ReviewofLanguageDiversity [J].TheLanguage ofLatinos, 1997,(103):5.

[6]蔡永良.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2.

[7]Lambert,R.D.ForeignLanguagePlanningin theUnitedStates [J].NationalForeignLanguageCenterOccasionalPapers,1992,6.

[8]Schiffman,HaroldF.LinguisticCultureandLanguagePolicy[M],London:Poutledge,1996,211.[8]蔡永良.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9.

[9] Kaplan, R. Language Policy: Dominant English, pluralist challenges [M].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1997,119.

宁夏大学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qn200826）

巨静(1975—),女，满族，陕西西安人，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语言政策和美国文化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