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科学是无法计划的

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和金钱是能驱使人们为之效力而建造奇迹的两样东西。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到中国秦始皇的兵马俑和长城，近代的登月工程、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三峡大坝，众多令人激动不已永留史册的雄伟工程，都是权力引导、组织和驱使的业绩。

企图依靠政府权力的组织和引导，以达到科学突破的例子，莫如1970 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他在上台演说中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攻克癌症，之后通过了一系列措施，使国会通过了《国家癌症条例》。之后尼克松发表《癌症宣言》，又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癌症研究，致使癌症领域的论文累计大大超过百万篇之多。然而，迄今美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却比当年上升了70%。所以人们说，美国研究癌症的人员从这项计划中获益，大大超过癌症患者得到的好处。而且绝大多数有实效的研究成果，却和这项计划关系不大。

回顾人类历史，那些重要的基础科学的发明，既不是权力导演的成就，也不是追逐金钱利益的猎物，而是发明者自由思考和不懈探求的结果。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惠更斯的光的波动说、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实验、达尔文的进化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近年来数学上费尔马大定理和庞卡莱猜想的证明等等，都是这样。

科学能不能计划，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除尼克松外，相信依靠权力的计划、引导和组织会导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突破的人并不在少数。事实上，许多著名学者早就认识到真正的科学是无法计划的，权力的驱使在这里是无效的。例如爱因斯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做出发现。”并且告诫人们，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

我国廖山涛院士，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就一点也没有受有关部门权力和利益这两根指挥棒的影响。为了躲避没完没了的报表，廖先生从不申请科学基金。廖先生常说：“只有小文章没有小杂志。”所以他发表文章从不挑选什么SCI 的杂志，而只发表在国内的或校内的杂志上。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却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突破性贡献。

廖先生的经历有力地说明爱因斯坦的看法的正确性。基础科学的创新，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只有在宽松、民主、思想自由的氛围下才能够“冒”出来。哪里“抓”创新的力度越大，也就是权力介入科学事业越多，哪里就越没有创新。相反，哪里除了保证研究人员生活上的必要条件而外，实行“无为而治”，哪里便说不定倒会“冒”出创新来。

而目前我国的科研管理部门，一定要把基金分为重点和非重点，还要设立特大重点，把科学突破的希望押在重点和特大重点项目之上。除此之外，各个学校和研究单位还特意设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点科研人员，把科学创新押在重点人员身上。如果爱因斯坦再世，我猜测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宝押得未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