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军事留学教育

段菁晖

浅析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军事留学教育

段菁晖

中国的留学教育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其中军事留学教育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洋务运动时代特点和需要产生的海军和陆军留学教育具有内容广泛、要求明确、注重实践、考核严格等特点，培养了一批近代化军事建设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制的建立，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新国防战略，对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洋务运动；军事；留学教育

军事留学教育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期间所创导和实施的留学教育，对于改造我国长期闭门锁国的传统封建教育，建立近现代的留学教育制度，培养现代军事、科技和外语人才，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发展我国的军工民用企业，改变我国长期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军事留学教育的提出

中国的留学教育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当时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寄希望于通过学习西方来培养适合其阶级统治需要的人才，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清朝末端，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其封建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急于以军事建设的发展来维护其统治地位。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军事教育和技艺发达，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关键，所以要学习西方，就必须培养新式人才。而新式人才的培养，只靠在国内设置新学堂、聘请外国教员、讲授外国军事教育与知识这些方法，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想彻底、深入了解西方军事教育的各个领域，必须走出国门，出外留学，只有这样，方可在身临其境中得其精髓，取得理想的效果。

可见，留学教育的兴起最初是出于军事教育的考虑。清末统治者在留学教育中看到了一丝继续维持封建统治的希望，期望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打败西方列强。1872年，在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容闳等的倡导下，30名幼童开始赴美留学。在随后的4年间，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幼童，4年共派遣120名幼童赴美学习。一场轰轰烈烈的留学教育在近代中国拉开了帷幕。直至清朝灭亡的40余年间，清政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各类军事人才，使晚清的军事建设力量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发展。

二、军事留学生的派遣方式

1877年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肄业回国后，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都被安排在重要的军事领域与部门担任要职。此后，晚清政府培养军事人才的主要方法与途径就是派遣军事留学生，在派遣形式上采取海军与陆军分别派遣的不同方式，据其特点与时代需求进行有差异的培养。

（一）海军留学生的培养

海军留学生的培养始于1872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幼童留美的启发，提出了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设想。但是，由于筹集经费困难等诸多原因，此建议并未能立即实施。直至1873年底外国教习任满回国之际，沈葆桢会同负有船政之责的各督抚正式提出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的计划，“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驾驶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1］此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最终在1877年，经过沈葆桢的多方考察，他从当时的福州船政学堂中精选30名学生，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

在海军留学教育的培养中，福州船政学堂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该学堂先后派遣了三批军事留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军事。第一批留学生中，有刘步蟾、陈兆翱、魏瀚、林泰等人，第二批有陈伯璋等人，第三批有段祺瑞等人，他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制炮、造船以及各种军事武器制造等技术，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福州船政学堂成为当时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为我国近代海军的创建与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二）陆军留学生的培养

1876年李鸿章派遣卞长胜等人出洋学习陆军。这是近代派遣陆军军事留学生的开始。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受清政府“重海轻陆”政策的影响，清朝派遣的军事留学生主要以海军为主，陆军居次要地位。中日甲午战争后，陆军留学生的培养才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主流。当时的袁世凯就十分重视陆军的培养，并认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有效、快捷的方式就是留学教育。袁世凯在陆军留学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898年，湖北吴禄贞、张绍曾等4人开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日士官先河。同年，浙江首派4名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此后，我国近代陆军留学教育主要以日本为主。1904年的《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中规定：选派留学生以4年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而每班有学生一百名［2］。据统计，选派日本留学的陆军学员，由1904的108人增加到1906年的671人，其增长幅度十分明显［3］。到1908年，赴日陆军学生以至千余人［4］。

三、军事留学教育的特点

洋务时期的军事留学教育在内容安排、要求规定、考核方式以及实践训练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表现出这一时期军事留学教育的特点。

（一）内容广泛

洋务运动时期，军事留学教育的内容与以往相比种类繁多，其中囊括了军事思想、理论、知识、技术等方方面面，并对每一学期的课程安排做了详细规定。留学生所学课程由中、西学组成，中学由中文教习集中讲解，西学课程的安排则每年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例如第一年课程安排有化学、汽学、画图、轮机制造法等；第二年有轮机重学、房屋制造法、材料配力之学、水力重学等；第三年学习铁路学、船上轮机学、挖煤铁学等。其学习内容、课程设置种类齐全，为留学生掌握西方科学知识与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要求明确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留学生出洋后应该掌握的本领与技能都有十分明确的要求，其中专业不同，要求亦不同。例如，对学习轮船驾驶的学生，明文要求其回国后能够驾驶铁甲兵船，并且在作战中能够独立地调度布阵等等。同时，还根据出洋留学的国家差异，制定了不同的学习模式和内容方式。此外，还根据本国所需专业人才，对留学生所学专业人数、内容有所规定，使留学时期的军事人才符合国家当时发展的实际需求［5］。例如，洋务派就指示留学生进行此专业的学习。詹天佑就是在当时与军事联系紧密的铁路工程专业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出洋攻读小学、中学，最终在洋务派的指示要求下考入耶鲁大学，专攻铁路工程专业的。

（三）注重实践

中国传统教育中一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知与行的结合。当时的军事留学教育也十分注重实际练习，在课程设置中特别安排了实习课程，并且对实习程序制定了一定的规章制度，实习完毕后要进行严格的考核。例如，学生在国外学习三年基本理论课程后，就安排在枪炮厂、轮船制造长、轮机水缸厂等厂实习［6］。学生实习过程中的表现情况也要向上汇报，以备日后考核之用。据记载，留学生林颖启在西班牙“爱勤考特”兵船实习；方伯谦、林永升在”格林尼次”官船实习；还有一些赴法学生在汕答佃洋炮厂、削浦官学等实习［7］；陆军学堂的学生在地形筑垒课程的实习中，要应用水准仪等测量工具到野外进行实地测绘，并能够达到构筑各种工事的标准；还有野外模拟战术演习、进行实弹射击等等，这些实践锻炼训练了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其实际技能与作战技术。

（四）考核严格

洋务派对留学生的考核是十分严格的，制定了专门的规章制度。一般程序如下：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必须经过严格考核，对通过考核的学生发给留学通行证。出国后，每隔三个月，由华洋监督会或清政府专请的洋师对留学生的学习成绩、表现情况等予以等级考察，并评出优劣，详细记录，向上禀报。考核内容主要从品行和学业两方面予以考核。品行方面，不允许学生触犯一些相应的规程，重则予以开除。学业方面的考核有专门的负责人员，对于比较重要的大考，清政府要派遣国家要职人员担任军政司正使，对考试负责（冯国璋就担任过该职）。可见，当时清政府对留学生考核的重视程度。总之，留学生出洋期间的成绩、等级评定以及学习课程、专业、各项经历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并需通过考核［8］。正是由于对留学生的严格要求，才使得留学归国人才具备了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为服务于军事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军事留学教育的成效

洋务时期的军事留学教育，通过对海军与陆军的培养以及一定课程设置与内容的学习，为我国近代培养了大批军事建设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军事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以及新的国防战略的确立，在我国军事建设的近代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培养了一批近代化军事建设人才

洋务运动时期军事留学教育为近代中共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海军人才，例如刘步蟾、林永升、严复等，都是留学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当时的留欧学生回国后，一般都充当要职，如严复就担任过天津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的总教习，在其任职的20余年中，为中国海军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袁世凯、冯国璋等人是陆军留学教育的典型代表。他们通过留学教育接受和树立了先进的军事教育思想与理念，学习了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武器装备与机械化制造等，为他们回国后学有所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制的建立

军事留学生回国后，将其在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和科技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军事建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军事教育思想与体制建设要求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制的建立，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的步伐。其中，有大批留学生担任要职或者教员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于1904年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规定陆军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第一次使陆军学堂有了层次划分，并且在课程设置、招生制度、教学管理等方面有进行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使军事教育的体制不断趋于完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受益于先进的军事教育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逐步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综合性最强的军事学堂，为近代军事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新国防战略

由于受中国战略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重内轻外”的国防布局以及“重王道、轻实力”的国防斗争观念的影响，中国历代的国防建设一直重陆地而轻海上，重塞防而不重海防；又因受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思想的影响，中国很难在海外商品贸易中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取得长期、较好的发展。这些客观条件造成中国虽然拥有万里海疆，但实际上却长期处于有海无防的状态。鸦片战争中，东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海陆并举的全方位侵入，对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提出了挑战。洋务时期的军事留学教育由于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观念，十分重视海防建设，对抵御外侮、反抗外来侵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留学归来的大批人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海军人员，为我国“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的确立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1]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

[3]约章成汇览:乙篇32卷下//王焕深.留学教育[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4]陆军部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

[5]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6]海防档（乙）.福州船厂.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

[7]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5册）

[8]约章成案汇揽.乙篇（卷32）.北洋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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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14-0127-03

段菁晖（1975-），女，河南洛阳人，宜宾学院（四川宜宾644000）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201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