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效率与公平分析

○褚有为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一、效率与公平的涵义关系

在传统发展观中，发展的涵义基本上就是经济增长，衡量发展的一般指标就是经济增长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发展观下，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基本上是指生产性效率，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公平主要强调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关注的是结果的公平。”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多层面基础上的对立统一与交错互动的关系，且在不同的层面，这种互动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

首先，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人们越来越关注起点公平。其次，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

其次，公平的经济学含义：相比较而言，公平在经济学中的定义要模糊很多。在公共经济学中，公平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的付出的税必须与他的赋税能力和他所得到的（必然享受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相一致。不难看出，“赋税能力”和“他所得到的”本身就不是很一致。公平又可以被区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相同”的两个人，应该付同样的税，显然，对“相同”的解释是有很多空间的。理论上，“相同”应该指的是“能力”的相同，通俗地说也就是赚钱的能力相同，但是，能力通常是无法准确观察到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把“相同”解释为“收入的相同”。纵向公平：有能力多缴税的人，应该多缴税。通俗地说，就是富人应该比穷人多纳税。横向公平经常是被打破的。比如：一个能力差但勤奋的人，工作l0小时赚了100块，而一个能力强的人工作5小时也赚了100块，他们俩都得纳同样的税，这就是一种横向的不公平。因此，在经济学中，公平一般是指纵向公平。显然，经济学中的公平，和我们日常说的公平、均等、平等这些概念是不同的。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并且先后有过多种表述。他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作出的最新表述为：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平是人们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表现出来的观念，是一种价值评价形式，一种思想意识。它可以是一种公平感，也可以是一种学说、理想、主张以及体现为一定的制度等。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公平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公平的标准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补充新的内容。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态度转变及其因素

我们应当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改革的强力推进器，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在收入分配领域中还存在着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混乱、分配格局不合理等问题。这都提醒我们必须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一个重新认识，它的提法已经不适应中国目前的社会实际。

我国结合自身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定位，经济“效率”就不只是单纯的生产性效率，而是指包括多重经济价值在内的社会综合性的肯定效应。这种综合性的肯定或积极的效应，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生产上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的高比例或高生产率，而且体现在“合理高效的整体资源配置，高的资源投入产出比例，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等综合指标方面。追求与实现这样的综合“经济效率”必然要考虑市场分配、政府调控社会公平分配，合理的贫富差距、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或低通货膨胀等因素。公平在经济学中主要是指社会分配领域的公平合理性，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如果公平概念的一般意义是指权利与义务的恰当分配的话，那么在经济领域，权利已经被具体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义务则已然被具体化为一种与获取经济利益相对应的经济责任承诺。

我党在对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七大对社会公平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明确摒弃了原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这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道路方向。

首先，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定位不妥。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如果不重视初次分配领域当中的公平问题，便会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并且，初次分配领域不重视公平问题，不仅会直接、不恰当地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而且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严重问题。比如，我国房地产行业、煤炭行业中的一些企业主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之所以能获得暴利，显然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所导致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再分配体系还远远不够完善，再分配所发挥的调节和矫正作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初次分配领域不重视公平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更加严重。由此看来，笼统地谈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观点在理论上已经不适应中国目前的社会实际。因此，很有必要矫正这一观点。只有充分重视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才能遏制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也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其次，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会产生某些与原先意图不一致的负面效应。在私营、外资企业中，“效率优先”成了利润优先，“兼顾公平”成了可以轻视乃至忽视对雇佣工人的公平。某些企业违反劳动法，严重损害职工权益。如随意延长劳动时间，超额加班加点而不付或少付加班费，压低和拖欠工资，甚至侵犯工人的人身自由。而某些主管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漠视职工权益受损的现象，在他们心目中，“效率优先”就如某些学者所讲的发展生产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公平与发展生产相比，是次要的事情。某些县乡基层干部，为满足开发商的需要，打着“发展生产第一、公平第二”的旗号，随意廉价夺取农民的土地。目前，强调社会公平、公正，强调就业和分配公平，强调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应当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到企业的共同理念。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其自身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使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不利于中国现阶段和未来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所以，现阶段我们应当作出必要的矫正，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转变。

三、效率与公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传统体制下的劳动制度是协调工业化和公平两个目标的结果。一方面，它实现了收入的均等化，避免了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严重城市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劳动力的不流动、负激励和微观无效率等问题。对传统体制下劳动制度的评价有助于我们今天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功能的全面理解，仅仅局限于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来调控劳动力市场。

然而，现今过度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实践证明，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别正在逐步拉大，居民增收问题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巨大障碍。因此，必须把握好分配制度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话题一直比较敏感。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薪酬、福利科目复杂，内部层级差距不合理等现象让国企高管年薪制度备受争议。因而，当下，我国政府力图通过对高管薪酬管控范围的持续“扩容”逐步改善高管的激励体制。

为解决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一方面，初次分配的基础仍然是效率，这也是一种公平；另一方面，分配差距拉大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真正体现效率，是一种不公平。因此，解决公平问题，深化改革，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分配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中的职责和作用。

公平需政府主导，而效率需市场主导。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然而，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而政府调节具有自主性；市场调节更多体现的是微观效率问题，而政府调节需更多体现宏观效率和公平问题。因此，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二者既具有互补性，也具有替代性。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切实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能够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1]王波：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分析[J].大众商务：下半月，2009（4）.

[2]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张燕：初次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J].探索，2008（2）.

[4]张玉丽：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1）.

[5]谭翊、安宏、文晓晋：初次分配领域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考[J].改革与战略，2008（3）.

[6]国券：振兴房地产业效率与公平并重[J].中州建设，2009（8）.

[7]申丹虹：传统体制下劳动制度的效率与公平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8] 赵民：高管降薪，是决策更是责任[J].人力资源，2009（17）.

[9]赵 ：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公平与效率观[J].经济研究导刊，2009（26）.

[10]张宏晓：浅谈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的最优税收理论[J].中国科技信息，2004（22）.

[11]刘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面对三方面的问题[J].现代商业，2009（24）.

[12]张亚兰：制约国企改革的体制分析[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