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新与天主教开封教区

衡芳珍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焦作 454000）

谭维新与天主教开封教区

衡芳珍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焦作 454000）

谭维新作为传教士到中国后，争取建立了开封教区，筹资兴建了理事厅街天主教堂，积极兴办教育、卫生和慈善事业，建立了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河南省总修院，抗战时期成立难民收容所保护难民，为天主教在开封的发展及社会改良出了贡献。

近代史；谭维新；天主教

谭维新（Noe-Joseph Tacconi）187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巴维亚，1895年来到中国，1902年来到开封传教直到1940年回国，在开封工作了将近40年，这期间致力于建立天主教开封教区，使天主教在地处中原的开封地区扎根发展，对开封教区乃至整个河南教区的发展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将以谭维新在河南特别是在开封地区的传教工作为线索，分三个阶段回顾天主教在开封地区的发展历程。

一、争取天主教在开封的传教权并申请建立开封教区（1902-1915）

清初发生的礼仪之争，导致了清政府1715年禁教令。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而获传教权。从此西方放传教士重新回到中国传教，当然也进入了河南，法国天主教遣使会最先进入河南境内，它于1844年在南阳县靳岗建立了河南省内第一个教区。为了支持天主教在江西的发展，总会更换了河南教区的领导，“一八六九年教宗碧岳九世因遣使会在华的人员不多，希望能集中人力、物力于江西，因此，河南教务遂由成立不久的米兰会士接手。”[1]1870年米兰外方传教会正式接手河南天主教会，其第一任主教为安西满。

1870年起，米兰外方传教会一直想进入开封传教，借以扩大扩大天主教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但其多方努力却归于失败。其中既有河南地方官员的警惕性，又和天主教初期传时教力量不足有关。天主教在河南建立第一代牧区后，于1882年在河南北部建立了第二代牧区（即后来的卫辉教区）之后，直到1902年才获取在开封传播天主教会的权利， 这和谭维新的努力分不开。因为时任主教安西满认为将开封发展为第三代牧区不合适，他在他写给高迪枢机的信上说：“开封为河南省的省会，巡抚在此地领导全省，新代牧区如设置于开封似乎不宜。”[3]

从1902年天主教在开封恢复传教到1915年建立开封教区，开封一直隶属于河南南境教区，由谭维新神父和时慎修神父（中国神父）二人轮流在开封主持教务。谭维新神父于1911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南境教区正权主教，由于年轻气盛，在南境教区与其他资深意大利籍传教士发生了纠纷，[4]加上夙愿（谭维新在开封传教期间与南阳教区的关系似乎一直很不好）。为了摆脱困境，他就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天主教开封教区。

1915年罗马教廷传信部批准建立开封教区，管辖豫东及豫南部分地区，谭维新由南阳教区主教调任为天主教开封地区的首任正权主教。和南阳教区相比，开封教区建立时间晚，教会势力小，教徒人数少。但是在谭维新主教的努力下，开封教区在短短的的二十年间发展迅速，不仅建成了当时河南省天主教堂中规模最大、式样最好的理事厅街天主教堂；他还筹资兴建了天主教河南总修院，该院担任培养全河南和其他省教区神父任务，而且教会势力日渐扩大，教徒人数迅速增多。这都为194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开封教区升为总主教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建设开封教区（1915-1936）

1915年至1938年6月开封教区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此时主教一直由谭维新担任。作为一个有魄力的教区领袖，他开拓开封教区中采取了较为正确的传教方针，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人“力效华风”，“融合儒家之道”之精神，逐步适应中国国情和开封民情，发展天主教会。如谭维新本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开封话，这方便了传教；他注意与社会上层人士的交往，以增加天主教在开封的影响。开封作为河南省省会，达官显贵云集，显然为谭的交往提供了方便。据资料显示：谭维新与军界高级官员和开封文化名人均有接触，前者如时任河南省军务善后督办的胡景翼、豫西镇守使的丁香玲；[5]后者如作为文化名人的关百益，他为1932年建成的河南天主教总修院题字。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谭维新在开封的影响，为天主教的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

除了传统的传教工作外，谭维新认真贯彻执行罗马教廷在中国传教方针，为了天主教在开封地区的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工作。

（1）1917年建成理事厅街天主教堂。1917年理事厅街天主教堂开始动工，1919年完成，它由圣堂、钟楼、主教办公室一组建筑组成，具有浓郁的歌特式建筑风格。九十年后对这组建筑的评价为“（这个）天主教堂是教堂建筑在内地的重要实例。中国近代的教堂建筑，沿海、沿江等城市从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内陆地区，而质量较高的教堂建筑在内地则更属凤毛麟角。”“天主教堂基于盛期罗马风格的艺术形象，为黄河边的古城开封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6]组具有浓郁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和东郊中西合璧风格的河南天主教总修院可以说是开封天主教建筑的双璧。

（2）邀请国外修会人员来汴，兴办教育及慈善事业。西方传教士为了拓展传教事业，逐渐改变初期的传教方式，兴办教育，慈善，卫生等，企图融进中国社会，从而为传教创造更好的环境。“天主教内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传教士的政治活动和过分热衷于地方上的民教诉讼加以限制，大力兴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努力改善其社会形象。”[7]

谭维新也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要扩大城市内的传教范围，提高教会声誉，，特别需要创办教育及慈善事业。

谭维新在1920年第二次和1935年第三次赴欧美活动时，除为解决经费问题外，还极力邀请国外修会人员来汴开办教育和慈善事业。在他的邀请之下，外国修会人员陆陆续续到汴，并开始创办学校。综计如下：1920年来汴的美国本笃会神父高福德等三人、山林圣玛利主顾会修女盖复等五人，他们在理事厅街创办培文学校（男校），在草市街创办华美女校；1937意大利爱若之慰修女会的修女10人，她们负责孤儿院管理和开设医院诊所，但来开封不久就以管理难民为主；1939年意大利圣体会修女19人来开封，她们开设诊所一个，创办“海星小学”。特别是1936年随谭维新来汴的本笃会美籍神父韦士礼、梦克、商卡三人，他们此前来汴的本笃会人员接洽，购买了龙亭公园西侧一块土地（原体育学校校址），打算在开封办一所教会大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当时教会大学大都位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在河南这个内地省份办一所天主教的大学，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超前和大胆的想法。在兴办教育方面，天主教在兴办不如基督教，在高等教育方面更为逊色，直到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在中国才创办了复旦公学、津沽大学和辅仁大学等三所大学，远低于基督教创办的13所大学，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大为逊色。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谭维新与本笃会在开封创办大学的愿望将实现。

（3）建立神学院——天主教河南总修院。在传教过程中，发展本地的神职人员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主教的本地化则是神职人员本地化的关键。天主教从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我国以来至十九世纪50年代初，一直为外国传教士所控制，中国籍神父数量不多，主教更是屈指可数。就是在同一个教区内中国籍神父的地位也低于外籍神父，处于附庸和助手地位。

面对中国人民20世纪初的民族意识觉醒，天主教会自身也进行了一些内部改革，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illud）通谕，呼吁建设本地神职人员的制度，通谕指出：“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首要先务，当就所在民族之充圣职神司而陶养之，建设之。”[8]1922年，宗座特使刚恒毅到中国，其重要使命包括贯彻教宗通谕，实现中国神职人员的本地化是。他批评传教士把天主传入中国，却又不希望中国人靠近天主比他们更近一些，天主教在中国一直是一种“客教”[9]为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使中国天主教会归中国天主教徒，加快神职人员的本地化，从此天主教重视培养本地神职人员。

谭维新主教虽多次邀请国外修会人员来汴，但是开封教区仍只有几十个外国传教士，这很难将整个教区的工作开展起来。1929年河南省天主教各教区主教协商设立高级修院以完成上述使命（在河南总修院成立前，均由各教区内自行培养），院址选定在开封。依照天主教传统，修院当建在距离城市较远地区为宜，经谭维新几次亲自考察，最终选址在开封市东郊羊尾铺村，后经罗马教廷传信部批准拨款修建，工程图纸由受刚恒毅主教邀请来华的阿达培笃·格来斯尼克特（dablerto Gresnigt）所绘。[10它于1931年动工，1932年正式招生开课，包括椭圆形二层楼房一座、圣堂一座及职工用房，建筑面积共3500平方米。是一座中西结合，以中为主，将中式建筑与天主教建筑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它承担了为河南九个教区及陕西汉中、安康等教区培养神职人员的任务，在其二十八年办学期间培养出100多位神职人员。

经过谭维新几十年的经营天主教会在开封的影响逐渐扩大。1936年谭维新传教事业达到了顶峰，这年9月，谭维新举办大型活动庆祝他晋升主教二十五周年，参加庆祝活动有开封教区中外籍神职人员，河南其他教区教区主教或代表、开封各县天主教会中的上层人物、开封天主教中学师生以及在开封的军政要员社会名流。

三、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做的工作及 1940年回国（1937-1940）

1937年7 月抗日战争爆发，为避免教堂受到日本飞机轰炸，保护教区财产，谭维新特地制作了巨大的意大利国旗和罗马教廷旗，挂在理事厅天主教堂的钟楼上，这个钟楼与龙亭、铁塔是当时开封较高的建筑物，市内大部分地区都能望到，日本飞机看到后也可避开轰炸。

1938年6 月开封沦陷。难民陡然增多，谭维新办起了“难民收容所”，收容教徒和非教徒，这些难民收容所不仅设在开封市区，还设在杞县、兰考、尉氏以及民权、太康、睢县等地，在收容了大量难民的同时在难民中积极传教，扩大影响。

1939年谭维新已经是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备受病痛折磨，他写信给梵蒂冈，推荐了自己中意的主教人选，并表示要在开封度过余生。然而事与愿违，梵蒂冈却将南阳教区的总本堂神父毕性和晋升为开封教区主教。毕性和提出谭维新必须离开开封才任职，谭维新只得无可奈何于1940年秋回意大利。1942年病逝于梵蒂冈。

结论

翻开近代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长页，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因此有近代史上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西方列强为了在中国传播宗教，转而求助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特别在科技方面）来增加宗教的说服力。最终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科技，但对其宗教文化始终难以接受。在其传教过程中，他们进而借助兴办学校、医院、慈善事业来帮助其传教，传播方式的改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西方传教士除了传教，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及改良做出了贡献。

谭维新在开封的传教事业印证了上述观点，他二十多岁来到河南，将近七十岁离开，这四十年间除三次到欧美等国募捐外，把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基本上都留在开封。在任期间，他筹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慈善机构，积极传教，结交上层人士，成为当时开封社会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为开封留下两座优秀的天主教建筑，意大利风格的理事厅天主教堂，中西合璧的河南省天主教总修院。在他的努力下，天主教从此在开封扎下根来，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一起成为在开封并行发展的宗教。

[1][3]罗渔.河南省天主教史[M].台湾辅仁大学出版，P136、142.

[2]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迫于西方的压力和条约义务，采取措施保护外国侨民包括传教士，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政府的天主教、基督教的政策.

[4][5]孟紫坪.开封市天主教概述[Z].开封文史资料第十辑，

[6]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材料[Z]天主教堂，2006，P37-38.

As amissionary, Tan Weixin endeavoured to establish Kaifeng religious district and raised capital to establish Lishiting street church after entering into china.He actively found education, sanitation and philanthropy. He established the chief abbey in Henan province and set up asylum for refugee. What he had done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Kaifeng and social improvement.

modern history; Tan Weixin; Catholicism

衡芳珍（1974-），男，河南内黄人，历史学硕士，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法律系讲师，主研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201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