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看威权政体发展的阶段性和决定因素

2010-11-01 06:32
关键词:威权政体韩国

鲁 敏

(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唐山 063009)

从东亚看威权政体发展的阶段性和决定因素

鲁 敏

(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唐山 063009)

东亚;威权政体;阶段分析

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的研究,是 20世纪下半叶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东亚各国威权政体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但是可以抽象出一定的共同的阶段性路径依赖。通过分析东亚威权政体发展中的阶段性和每一个阶段具有阶段性特点,寻找每一阶段人民的阶段性需求,试图找到实现威权政体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

威权政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为温和的专制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威权政体出现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南欧国家。及至六七十年代,东亚和拉美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威权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的主流。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国家威权政体开始相继退出各国政治舞台,出现了威权政体转型的浪潮。在这次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能够比较顺利地培植市民社会,引入政党政治,逐渐走上了比较正常的民主政治道路,如韩国;而一些国家在此期间出现了较大的政治风波甚至动荡反复,如印尼。本文试图从东亚国家威权政体发展中找到共同的阶段特征及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

一 关于威权政体

1964年,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发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首次提出 “威权政体"的概念并对之作出界定,用以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胡安·林茨对这一政体形式做了如下经典性的概括:“我们把各种非民主和非极权的政治体系定义为威权政体。它权力有限,不负责任,政治多元化,缺乏一套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除了在特定发展时期,这种政治体系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体系的统治权掌握在领袖一人手中,偶尔也可能由少数统治者集团行使。尽管权力的行使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可预测性。”

由于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威权政体在各国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运作形态。其中有的是传统的世袭君主制,有的则是军人执政,还有的是个人统治或者家族掌权;为了便于分析,西方学者又对之做了进一步区分,包括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的威权体制等各种次级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政体是最常见的次类别,因其主要组成分子是政府官僚和军事官僚,故也称之为 “官僚威权政体”。在东亚,朴正熙统治时期的韩国、马科斯独裁时期的菲律宾和苏哈托上台后的印尼,其政体类型也属军人官僚威权政体。

在各国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可以分析威权政体的某些共同特征:首先,从对社会的控制程度看,威权政体要明显弱于极权政体。在极权政体中,政治权力组织对社会全面渗透与“泛政治化”,其结果是,各种社会活动和生活都不免于政治的干预。威权政体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次,在意识形态和心态的方面,威权政体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体系,但他们常常借助民族主义,同时辅之以本土文化中的某些资源,作为凝聚人心、巩固自身权力正当性的主要手段。再者,威权政体往往采用非市场和超经济的手段发展经济。一般采用政府主导型,政治权力表现出扩张惯性,常常侵入到社会生活和公民权利的范围,出现侵权问题,自然也会出现较大程度的腐败问题。

二 东亚国家威权政体发展的几个阶段和决定因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威权主义政体正值盛行。在韩国,朴正熙 1961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开始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控制的威权政治时期。印度尼西亚1965年 “九·三 O”事件后,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已经掌握了政权,政权实际上由政党转移到家族手中。自六十年代起,新加坡政治舞台却被人民行动党所主宰,从 1966年到 1981年,人民行动党甚至占据了整个国会。1965年马科斯当选菲律宾第六任总统,建立军事管制政府,推行威权政治。到 8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韩国、泰国、新加坡等许多威权主义国家和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开始确立,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转变,多党政治迅速发展,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统主动让权或由选民直选,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空前活跃,成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志。但它们的过程和道路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直到目前呈现出来的状态亦是千差万别。

到目前,泰国民盟和民力党因为 “他信路线”之争而陷入政治危机;新加坡以一党独大的模式保持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控制;菲律宾一直是个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现任总统阿罗约是军方政变推翻埃斯特拉达后拥护上台的,在其任内也已经发生或策划发生多次政变。印度尼西亚自从 1998年政治强人苏哈托将军垮台后,开始了艰难的政治转型。自苏哈托之后,连续有 3位非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成为印尼的总统—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军人在印尼政坛的作用逐渐被削弱,2004年 10月 20日,军人出身的苏西洛却成为新一届印尼总统。

虽然这些国家在威权政治的具体道路和当前状态上表现差异较大,但可以抽象出一定的共同的阶段性路径依赖:

1 立国之初的强人政治阶段

东亚国家大多是脱胎于殖民地,在文化传统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如家长制、权威崇拜、等级观念等,成为人们日常行为所公认的准则,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威权政治是这种价值观的必然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民主浪潮的汹涌澎湃,这些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追求民主的现代道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道路上,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民主政体嫁接。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文化中的权威崇拜、等级观念和现代民主观念中的人人平等观念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这种条件下,军人官僚威权政体成为历史的选择。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实质上由军人集权政府,半军事集权政府或文人集权政府采用强制力量稳定政权。在这个阶段,正是这种强制型稳定才保持了东亚的政局相对稳定。由于人民长期饱受贫困和动荡之苦,因而稳定是他们的第一需求,具有强人政治特点的军人集权政府,半军事集权政府或精英式文人集权政府符合了民意要求。

2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在获得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后,东亚国家面临了一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外部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比较效益和对改善自身物质条件的强烈愿望迫使他们采取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崛起。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扶持,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充分抵消了这种负面效应,人民对现实政治的合法性认同仍然存续。例如,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韩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 80年代末韩国国内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比较富裕的程度。在这个阶段,人民第一位的需求是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满足,虽然在政治要求上已经出现一定的萌动,但并不十分强烈;这个时期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人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社会中产阶级的比例大幅提高,人民开始在满足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寻找政治上的发言权。

3 市民社会逐渐形成阶段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这个阶段是转型的重要阶段。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所形成良好的物质条件使人民得到满足,但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腐败和政治上的不公正的待遇却是人民亟待改变的。此时,社会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造就了一批社会中产阶级,社会的结构产生了分化,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以后将关注的视角越来越多的移向政治领域,人们越来越关心政府行政是否有效和科学,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越来越重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重视自身的监督权利等。在这个阶段,人民关注自身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公民政治和经济权利保障需求是第一位的。

表 1 不同职业 (大分类)就业者分布变动表 (1960-1980)(%)

从东亚不同国家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韩国 1983年后,民主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也不得不实行自由化措施,放宽对政治的限制。1986年,最大的在野党新民党开展一千万人修宪签名运动,抗议执政党拒绝修改宪法。1987年,权威集团内部改革派代表人物卢泰愚发表包括总统直选在内的八条民主化宣言。在强大的压力下,全斗焕被迫同意与在野党协商修宪。1988年 1月 25日,新宪法生效,第六共和国成立。1993年,金泳三成为韩国三十多年来的首位文职总统 (除崔圭夏的短暂统治外)。1998年,金大中就任总统。历任两届文人民主政权,韩国解决了转型时期遗留的大部分问题。卢武铉上台后,力图推动金大中提出的政体由总统制向内阁制过渡的改革,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政体上的重大变迁,但韩国政治继续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民主政治得到了较好的巩固。

再看同时期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 3月苏哈托下台,“专业集团”一直控制着政权。以军人为首的政府一直在通过操纵立法,制约其他政党的生存,其他政党的存在只具有象征意义,当然不可能有足够的成长空间。苏哈托执政的 30多年中,印尼除执政党 “专业集团”外,其他政党基本上未成为真正反对者意义上的力量。经历了哈比比过渡政权后,1999年 10月瓦希德被选举为印尼总统。2001年 7月 23日印尼总统瓦希德为了留任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冻结人协和国会,在一年内提前举行大选,并解散他的对手 “专业集团党”。而专业集团党主席丹戎在得知自己的政党遭总统解散后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称解散政党是最高法院的权限,总统无权解散政党。2004年10月 20日,军人出身的苏西洛却成为新一届印尼总统。

从以上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重要的转型的时期,市民社会必然发育和发展,能否通过体制内转换来迎合市民社会发展的要求,以满足人民的这个阶段的第一需要,即公民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保障问题是顺利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所在。在市民社会的推动下,韩国民主政治逐步发展,越来越宽松的政治气氛给了反对党以发展成熟的空间。金大中从最具影响力的反对党领袖通过民选成为韩国总统,这一事件在官僚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型中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而瓦希德对他的对手“专业集团党”的解散和自己最后被迫下台,体现印尼政党在体制内转换能力的缺乏。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剔除。阿克顿公爵“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名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某种规律。东亚国家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模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腐败的问题,但处理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他们的转型。1995年韩国两名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被捕入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印尼在这个问题上踌躇不前。

我们强调这个阶段是转型的关键时期,主要是这个阶段人民第一位的需求满足的困难性。事实上,要实现公民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视和保障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市民社会的自发形成是基础,而具有容忍度的政党,市场经济的完善,腐败的剔除等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必然要求。

虽然有人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利于政治稳定,但我们要从长期的趋势看,实现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国家政权作为 “仲裁者”的角色,从而以中立的态度调节市民社会的矛盾,否则市场经济的不平等特征将会破坏经济自由权的运行。而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则一方面充分保证了公民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公民享有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为政治民主创造了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的过程,就是人民向现代国家政治寻求政治权利,要求政治庇护的过程。也是国家政治权力逐渐让渡部分权力,规范自身运行的过程。当两者达到一种自发均衡运行时,现代政治运行格局的形成就应当水到渠成了。当到达这个阶段,人民的第一位的需求是自由的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

4 民主政治的孕育阶段

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结构性张力逐渐达到平衡,这也意味着公民个人,政党,政治社团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化,制度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倡导各种价值观念的将会是多元并存的局面,个人权利至上,各种价值信仰都有其存在依据,为各种价值取向保留自由竞争、平等对话的政治空间。个人权利的运行具有刚性保护的边界,国家权力为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提供充分的申诉机会。这就是威权政体退出舞台,民主政体孕育成型的阶段。

三 结论

1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威权国家或地区不同的转型路径是千差万别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威权体制国家具有向民主化转型的压力,这是没有疑义的。

2 威权政体在转型的过程中是具有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具有阶段性特点,同时,每一个阶段都有人民第一位的需求;在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把握每一个阶段的人民第一位的需求,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分别表现为:稳定的需求;经济的发展和物质保障的需求;经济和政治权利保障的需求;自由行使政治权利的需求。

3 当人民不同阶段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现实的政治才会平衡安定地实现阶段性转型,否则,轻则会产生政治的阶段性停滞,重则会陷入阶段性倒退甚至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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