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及其经济效应——基于三峡工程移民的调查分析

程广帅 田艳平 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一、引言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在很多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有一类群体不仅受到宏观社会变迁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强制性外力冲击的影响,他们就是因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导致的非自愿移民。与整个社会转型对个体的影响是渐变的、连续的不同,工程建设所导致的变迁对移民的影响是突然的、瞬时的,我们称之为强制性社会变迁。工程移民的迁移是强制性的,这将破坏他们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网络中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运用这些资本的能力[1]。

我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决策模式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环境对政府决策模式的挑战和要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在社会转型期,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资本,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恰恰可以起到弥补正式制度不完善的作用。工程移民在迁移后由于在新的社区人生地不熟,政府的移民扶持政策又无法考虑到移民的异质性,因而他们无法从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获得有效的帮助,从而会更加依赖原有的社会资本。有研究发现工程移民在迁移后会动用自己的亲属、朋友、邻居等社会资本来获得帮助[1]。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微观社会资本有助于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2]。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首先,移民动迁后,不论是近迁还是远迁,都有一个生存环境重构的过程。移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原有社会结构的瓦解。此外还要逐渐接受、习惯当地的语言、礼仪风俗、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是漫长的,而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移民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在急剧减少,其信息获取能力、社会交际能力以及农闲期的生产积极性都在被限制和压缩[1]。非自愿移民的邻里和亲缘关系在搬迁前以情感型为主,搬迁后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有些非自愿移民为了得到维持生计所需的资源甚至会牺牲自己的情感关系,使得原有的情感型关系逐渐带有混合性乃至工具性的色彩。这种变化既受到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微观环境中利益关系调整的影响,它在给非自愿移民带来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损坏或减少了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本。这种状况的恶化将使邻里和亲缘关系的原有功能在不同程度上丧失,非自愿移民从中获得的社会性支持将随之减少。

其次,非自愿移民在非自愿迁移过程中,虽然面临着人力资本失灵和社会资本萎缩的风险,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重塑他们的精神面貌,使之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新的生活。非自愿移民具有高指靠性特征[3],他们对搬迁后的生活预期过于乐观,相信政府会安排好迁移后的一切。在搬迁过程中非自愿移民是消极被动的,过度依靠政府,缺乏主动性。这些都对移民能力的延续及其再造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部分移民的“特殊公民”意识比较浓厚,认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从而对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高期望值与搬迁后的现实情况、政策兑现情况形成反差,这种反差会导致他们对政府安置的不满从而影响政府安置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对政府期望过高而导致的依赖性本身也降低了他们积极创造生活的生存能力。非自愿移民在搬迁过程中通常会面临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遭到破坏这种情况,尤其是对其中迁移到异地他乡的移民来说,在迁移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物质、心理和社会成本。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些因素对移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使他们普遍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精神焦虑感,抑郁心理表现突出。

最后,在移民搬迁及安置等问题上,政府和移民的主要目标是不一致的。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移民尽快搬迁为工程建设让路,而移民的安置则是政府的次要目标,而移民的主要目标是安置问题,主要目标的差异决定了移民的安置问题很难完全如移民所愿[4]。我们假设移民原有的社会资本在迁移后会受到其满意度的影响,即迁移后满意度高的移民其社会资本的损失较小,而满意度低的移民其社会资本的损失较大。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待验证的假设：

假设1：强制性迁移不仅影响了移民的满意度,而且直接导致了其社会资本的快速折旧。

假设2：由于政府安置政策和移民预期的差异,强制性迁移对移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消极的。

假设3：相对于非移民,社会资本对工程移民经济地位的影响要小。

底板主要以灰～深灰色细粒砂岩为主，局部为中粒砂岩，粉砂岩和砂质泥岩，一般厚在4～8 m。井田西翼以细粒砂岩为主，厚度1.3～6.3 m，东翼深部以砂质泥岩为主，浅部以砂岩为主，厚度在2～3 m。30组底板中，3组泥岩，12组砂质泥岩，4组粉砂岩和11组砂岩，底板以砂质泥岩为主，占40%，砂岩和细砂岩分别占37%和13%，泥岩占10%。

三、迁移与移民满意度

由于政府的目标和移民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因而在移民安置过程中,政府的各种政策必然无法完全满足移民搬迁前的预期。现实和预期的差距,会使得移民对搬迁后的生活产生失望情绪,这显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满意度。为了验证这一假说,依据变量的特征,我们采取二分类logit模型来分析迁移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上式中,sf代表受访者的满意度,nvt表示受访者类型,ε为随机误差项。满意度的具体取值是这样的,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和搬迁前(移民)相比,您对现在的生活水平是否满意”这一题目,给出从很满意到很不满意五个选项,我们以此来代表受访者的满意度。为了计量分析的方便,我们把满意度划分为二元虚拟变量,即把“很满意”和“满意”归为“满意”一类,赋值为1;而回答“一般”、“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则归为“不满意”一类,赋值为0。nvt也是二元虚拟变量,移民赋值为1,非移民则赋值为0。方程(2)给出了方程(1)的分析结果。

上式括号内为Wald统计量的值。由Wald统计量的值可知,nvt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被动性迁移对移民的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从而证实了本文的假设2。通过计算我们得出移民满意的概率为0.36,而非移民满意的概率为0.55,后者要高出前者52.78个百分点。李强等发现,工程移民具有高指靠性特征[3]。高指靠性特征决定了工程移民的预期过于乐观,相信政府会安排好迁移后的一切,这也同时意味着工程移民在搬迁过程中是消极被动的,缺乏主动性。这些都对移民能力的延续及其再造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高期望值与搬迁后的现实情况、政策兑现情况形成反差,这种反差会导致他们对政府安置的不满从而影响政府安置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对政府期望过高而导致的依赖性本身也降低了他们积极创造生活的生存能力。刘成斌等对移民的研究也发现,移民在搬迁之前对安置地的心理预期普遍较高。但是,在他们来到安置地后,当预期与现实有一定甚至是较大的差距时,移民的心理落差反应比较强烈[5]。

四、强制性迁移、满意度与社会资本规模

下面我们来考察移民的社会资本规模是否受到迁移行为的影响。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了被动性迁移会对移民的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那么,现实中的事实会支持我们的上述理论假设吗?我们构造了如下方程来进行验证：

上式中,scs表示受访者的社会资本规模,sf和nvt的定义同方程(1),ε为随机误差项。社会资本一般可以分为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移民个体和家庭的社会资本,这属于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规模是指构成一个个体社会网成员的数目,也是测量个体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来说,个体或家庭的社会资本规模越大,相对而言就会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实际帮助。在本文中,我们通过询问受访者“过年时您一般和多少亲戚朋友来往”来获得他们的社会资本规模,这基本上可以反映他们的核心社会网络情况。方程(4)给出了方程(3)的回归结果。

上式括号内是t统计量的值。由t统计量的值可知,nvt和sf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不为0。从方程(4)我们可以发现,当某个个体既是移民且满意度又低时,其社会资本的规模最小,平均为10.238人;而当某个个体既是非移民同时满意度又高时,其社会资本的规模最大,平均为14.171人,从而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

我们根据方程(4)的结果顺便考察下受访者的社会资本的紧密度或者说异质性。这里我们用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数量作为分子,而以他们的社会资本规模为分母,来测算受访者的社会资本的紧密度。简单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社会资本结构上,非移民的均值是1.22,而移民的均值是1.57,后者要高于前者28.69个百分点,这说明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资本在移民的社会资本中占据更大的比例。

五、社会资本与移民经济地位

(一)变量选取及方法说明

1.因变量。收入历来是一个很难获得准确数据的变量,在初步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发现如果把收入当做因变量的话,每个自变量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因而,本研究关注的因变量不是收入,而是受访者对当前家庭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这一变量代表受访者对其家庭经济现状的感知程度,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条件现状,属于定序变量。

2.自变量。本文主要考察社会资本对移民经济恢复的作用,重点放在移民的微观社会资本上。我们选取了以下两个变量来衡量受访者的微观社会资本：首先是受访者的社会资本规模;其次是社会资本的具体组成结构,即把社会资本划分为“经济支持网”、“生产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三类,分别测量这三类支持网络的规模,从而来分析不同的社会资本对个体经济地位的影响。经济支持网络主要是指资金上的互相帮助,生产支持网络主要是指农忙时节劳动力的互相帮助,而情感支持网络主要是指家庭在决策重大事情时的商量对象。

虽然本文重点考察微观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这里我们也把宏观社会资本纳入了回归模型。很多研究在测量宏观社会资本时主要是从信任和社会参与两个方面进行的[2]。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考察宏观社会资本的作用,因而我们仅仅以受访者所在社区的规模(以居民户数测算)来代表受访者的宏观社会资本状况。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两部分。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耕地面积、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财产。

在表1中,我们列出了本次研究所使用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由表1可知,移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相对较低,均值是1.73,而非移民对其经济地位的评价高一些,均值是1.83。移民的社会资本规模约为11人,而非移民约为13人。在经济支持网、生产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三类社会资本中,移民的均值均低于非移民的均值。这也间接验证了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的移民在被动性迁移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折旧率较高的假设(假设1)。而在社区社会资本方面,移民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本规模均值约为437户,而非移民的社区社会资本规模均值约为340户,差异比较大。

(二)社会资本与移民经济地位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受访者的社会资本规模显著地提高了其家庭在社区内的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社会资本规模在移民中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在非移民中的影响。在移民群体中,社会资本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7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非移民中,社会资本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21,仅仅在10%水平上显著。笔者认为,移民在新的社区短期内很难建立新的社会资本,因而在生产生活中很多时候要依靠原有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移民使用社会资本的频率较高。而非移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特别借助于社会资本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在社区内非移民都是熟人,同样一件事情,移民可能需要借助于社会资本才能解决,而非移民可能就不需要借助于自己的社会资本,即使同一个社区的熟人也能帮助解决。这证伪了前文提出的假设3。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回归结果

经济支持网和生产支持网在两类群体中的影响均不显著,但是这两个变量在移民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均低于在非移民方程中相对应的系数。而对于情感支持网而言,其在移民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且要高于非移民方程中的回归系数。移民在迁移过程中无法完整地保留原有的社会资本,因而在经济支持和生产支持方面原有的社会资本就很难发挥作用,而情感支持却可以依靠现代社会日益发达的通讯设施来发挥作用。无论是在移民方程还是非移民方程中,宏观社会资本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日益市场化对农村社区的冲击有关。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社区内个体的利益行动单位是核心家庭,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良好风俗受到严重削弱,这使得基于社区层面的宏观社会资本很难再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个人特征变量方面,移民方程中仅有婚姻和教育年限两个变量显著,而在非移民方程中仅仅有教育年限显著。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家庭的社会资本,因而这一变量的作用和社会资本规模的影响机理类似,这里不再展开解释。通过比较教育年限在两个方程中的系数可以发现,移民方程中的回归系数明显低于非移民方程中的系数。另外,其他个人特征变量在两个方程中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只有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财产在两个方程中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的经济地位主要是由家庭的累计财产和收入来决定的,因而这两个变量呈现正的显著影响是自然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耕地面积两个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三峡库区工程移民的实际调查数据,采取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工程移民经济地位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社会资本在移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帮助工程移民恢复正常生活的政策。在本文中,我们发现,工程移民的社会资本不仅受到被动迁移这一行为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移民迁移后其满意度的影响。同时,我们发现在微观层面上,社会网络资本对移民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相当显著的积极作用。在迁移到新的社区后,面对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移民更多的是通过自身原有的社会网络来调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资源,为自己摆脱被动迁移的消极影响、恢复正常生活提供帮助。可见,在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移民扶持政策等正式制度不完善的作用。

本文的分析具有以下政策含义：首先,政府在移民搬迁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正规的社会支持体系(如金融支持等),为移民提供经济、生产支持。其次,政府应该制定有利于移民(当然不仅仅针对移民)自身组织起来的政策,鼓励他们建立各种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得他们不再仅仅依靠基于亲缘和血缘关系的传统的社会网络资源,形成更加多样的、丰富的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资本。再次,在移民安置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注意对移民的心理进行干预。本文研究发现,满意度对移民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工程移民的高指靠性,他们对未来社会角色的认同度较低,主观能动性较差,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烈,移民抱着观望、等待和依赖心理[5],移民的这种消极心态对其社会角色转换以及社会资本的再积累有着较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通过一定的心理干预措施来予以引导化解。

[1]杨云彦.社会变迁与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3—8.

[2]赵延东,罗家德.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5,(2)：18—24.

[3]李强,陶传进.工程移民的性质定位兼与其它移民类型的比较[J].江苏社会科学,2000,(6)：76—80.

[4]陶传进.工程移民搬迁动力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0,(6)：105—111.

[5]刘成斌,风笑天.三峡移民迁移满意度的转变及其根源[J].人口研究,2007,(1)：7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