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礼服的国际化及其文化思考

□张健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服装系，陕西西安712046)

世界各国地域、文化、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礼服文化系统，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世界欠发达国家文化都受到很大冲击，各国礼服文化系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受到欧美礼服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以欧美礼服文化为主体的现代世界礼服文化格局。近现代以来我国国服文化的形成也是这一影响的表现和这一世界礼服文化系统之历史构成。因此，考察当代欧美及其他国家、民族、地区的礼服文化状况，既是对现代世界礼服文化格局形成的历史反思，是总结其他民族礼服文化积极经验的基点，也会对我国新国服系统的建构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一、近现代欧美礼服文化状况

1.欧美礼服系统形成的文化基础

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是欧美相继完成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欧美现代礼服起源、发展、形成的时期。可以说，现代礼服形式正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演变结果和典型表征。

欧美男装礼服系统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趋利本能促使资产阶级发展并确立了一些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理念，即人应当是理性、积极进取和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存在，它的代表者是男性。基于此便产生了一种资产阶级关于身体美的理想，即一种阳刚的、英雄美的理想。这种理想所要求的人体(男性)的外形轮廓是:清澈而生气勃勃的目光、庄重笔挺的姿态，刚劲有力的手势，自信的语调等。[1](P113)这种社会意识需要将自身表达为一种本民族文化传统伟大理想的继承者和实现者，进而寻求在自己所处时代中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地位。近代资产阶级在古希腊古罗马的英雄形象(见图1(1))中找到了这种文化的依据和典型风格，并将它当做一种男性形体的代表，借用这种古代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现代理想。这种雕塑形象引导着人们去思考男性应具备什么样的形体以及凭借什么样的服饰能使男性具备这样的形体，使人一看就想到刚强、正直和诚实，且隐含着独立和理性。[2]如德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傅克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总是力求为自己新的需求找出一些现成的思想和形象(或是为了便于推广自己的需求，或是由于新的意识形态不可能立即建立起来)，因此它很愿意求助于类似的历史内容已经创造了类似的意识形态形式的那些时代，而且从那些时代借用为自己所需要的思想和形式……人们在古罗马找到了他们自己所希望的英雄形象，因此古罗马的体形被认为完美无缺，被奉为衡量美的最高尺度。”[1](P117)这种理性的观念和人体美的理想在服装上表现为一种注重机能性和抽象表现的形式风格:简明扼要的线条、朴实无华的色彩以及对各种装饰物的拒绝(见图1(2)(3))。

客观上，这种对古典传统的追寻也得益于1750年以后欧洲人对在庞培和荷库兰诺姆发现的古代雕刻所具有的古典视觉艺术魅力的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关于自然、理性、平等、自由的思想与这种古典艺术静穆古朴的风格甚相契合，于是艺术家们的作品纷纷采用古典雕刻的手法和古典艺术的造型。18世纪后期阿波罗雕像成为男性立式肖像的范本和男性现代美的标准。在服饰领域，一整套古典裸体雕刻的标准被奉为塑造体形的圭臬。近现代欧洲男子服装造型正是对这一古典雕刻形象的抽象表达。此外，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后期印象主义画派所建立的现代艺术美学法则也支持了这种抽象外观表达在审美上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色彩铺排的压抑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服装基本造型结构的更为简洁的要求。而来自英国独有的品质优良的毛织品则成为塑造这一古典—现代风格男装的最佳介质，毛织品天然的柔软、伸缩性和其他机能提供了这种服装面料塑形性能所要求的一切特性。[3](P95－97，104)

图1 19世纪资产阶级理想的人体形象及服装风格

欧美礼服风格中简洁庄重的特征也来自于对近代欧洲军服和教士服装部分特点的融合与借鉴。17世纪上半期欧洲战火蔓延，士兵式的简洁装束开始流行起来。而随着新教思想的广泛传播，教士服装在公开场合频频亮相，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以理性和精确判断为基础的制度确立起来，教士式的谦逊和不事铺张也重新为人们所推崇。这些都促成了当时人们对男装庄重外观的要求。这种风格首先在欧洲北部和英格兰的非官方资产阶级中确立起来。结合军装的轻松粗糙和教士服装的节制严谨，在18世纪下半期又加进了闲适的英国乡村生活特点，欧美男装风格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3](P89－90)

2.欧美礼服的系统框架

从样式发展来说，近现代欧美礼服虽起源于英国，其主要特点则是在法国孕育成熟的，它的某些突出特征和线条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形成的。

18世纪中叶，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时期，起源于法国的裘斯特克外套(17世纪的一种法国军服，后成为市民性贵族服，见图2(1))在英国发展成为一种样式相对简单的弗瑞克外衣。[4]1780年前后，人们开始用毛织物制作弗瑞克，领子变为翻领和驳头相接的近代样式，前门襟变为双排扣样式，这种样式从此成为男子的日常服装样式。这种上衣样式是此后燕尾服的过渡形态，也是后来晨礼服的始祖。该上衣外衣里面相配套的贝斯特(现代礼服背心的前身)缩短到腰围线以下，去掉了袖子，形成了现代西服背心的造型。[5]产业革命使男装向实用化方向发展，而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则使男装朝着民主化方向迈进。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田园式朴素装束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礼服卡特林外套和1820年流行的弗瑞克大衣，遂成为后来燕尾服(晚礼服)、晨礼服的早期形态(见图2)。

1885年没有燕尾的考乌兹套装在英国出现，成为后来半正式晚礼服迪奈套装的前身。1886年在美国作为燕尾服替代物的晚间正式礼服塔士多礼服诞生。这一时期燕尾服和弗瑞克、晨礼服仍为主流，直至1899年经典美国风格塔士多礼服定型(见图3(1))。这一时期为现代欧美礼服文化的发展期。

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是现代欧美礼服文化的形成期。1900年董事套装(见图3(2))在英国出现，其中弗瑞克和晨礼服的元素成为今天简晨礼服的要素。1903年阿斯科特领巾与晨礼服结合成为正式日间礼服的经典。1929年晨礼服定型(见图3(3))取代弗瑞克成为正式日间礼服。1933年白色梅斯套装在英国民间作为半正式晚礼服开始流行。1941年形成从便装到准礼服不同级别的塔士多家族(见图3(4))。二战以前为现代欧美礼服文化形成期的混合期，即燕尾服、晨礼服、董事套装等形成最完备的礼服框架;二战以后逐渐形成以塔士多礼服和黑色双排扣套装为主流的现代礼服格局。1990年代以后燕尾服和晨礼服成为公式化礼服，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塔士多礼服和董事套装(或黑色双排扣套装)成为事实上的晚间和日间准礼服;三件套成为全天候便装礼服[6](P297)(见图4)。21世纪流行以黑色双排扣或单排扣套装为主导的礼服系统，黑色礼服被国际社会广泛接纳。

总结现代欧美礼服的基本框架为:燕尾服为18时以后穿着的正式晚礼服，晨礼服为日间正式礼服;塔士多为18时以后穿着的标准晚礼服，董事套装为日间标准礼服，也称简晨服;三件套为全天候穿着的常礼服，几乎与黑色套装为同一级别。[6](P32)

3.欧美礼服国际化的形成

欧美礼服国际化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欧洲国家基于15世纪以来的世界地理大发现和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所奠定的殖民主义扩张，使众多非西方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将自身文化表述为文明的同时，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界定为原始和野蛮。通过经济剥削、文化侵略与宗教传播，殖民宗主国对殖民地土著文化和经济发展进行有目的和有计划的遏制与压迫，致使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文化得不到协调发展，长期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和合法性得以确立。[7]其次，历史形成的西方文化在全球的强势地位，使得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包括没有受到殖民影响的国家，都存在将西方文化看做先进文化而将自身文化看做落后文化的思维模式。比如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将全面引进西方文化的策略称为“文明开化”，进一步将欧美礼服文化理论化、完备化、制度化，推动了其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再次，世界各国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巨大冲击后，原有的文化自足性与完整性受到破坏，没有机会和条件形成能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本土文化形式，礼服文化亦是如此。

图4 欧美现代礼服系统

4.当代礼服国际惯例的发展趋势

随着当代国际交往的频繁和加深以及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碰撞，西方的礼服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礼服应用的概率越来越低，并呈现出简化和折中的趋势。当代国际活动中双排扣或单排扣黑色套装成为全天候礼服(万能礼服)的定式就是这一趋势的最佳体现。

黑色套装是全天候常礼服，是将礼服的符号元素加以高度提炼、中和的结果，由于其是从礼服到休闲服过渡的服装，故被视为礼服的便装或便装的礼服，万能礼服的称谓由此而来。在国际社会黑色套装有两种基本格式，一种是双排扣戗驳领的标准黑色套装，另一种为黑色单排扣平驳领的三件套或两件套套装样式。黑色套装是晚礼服和日间礼服进入低级阶段的汇合点，它自身兼有礼服的通用型，如果加入塔士多语言便成为晚礼服的简化形式，加入晨礼服语言则成为简晨服。标准黑色套装中的“黑色”包括黑色和深蓝色(这两种色彩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最高贵的颜色)，“黑色”是特定的叫法，而“套装”则是指礼服最基本的符号元素——双排扣戗驳领的典型款式。上述第二种被国际社会视为礼服的黑色套装，是将属于非礼服的标准常服——单排扣平驳领同质同色的三件套或两件套西装，采

用深蓝或黑色而升格为黑色套装礼服的。它比双排扣戗驳领黑色套装更具灵活性，“中性”是它的基本礼仪特征。对没有就礼服作出任何限定又较为正式的邀请，即使有时间的区别，选择这种黑色套装也较为合适。[6](P132－141)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众多国际外交场合单排扣平驳领两件套的黑色套装被普遍穿着的原因——“文化折中”色彩(平驳领较戗驳领更具有某种“中性”感觉，尽管非常有限)是这种礼服形式流行的关键(见图5)。

图5 当代国际化礼服

在欧美国家以及在西方文化传统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礼服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和不同对象中使用仍然有复杂的规则和变通细则，此不详述。由于现代欧美礼服文化与欧洲贵族文化的血缘关系，礼服制度在总体上仍然是对欧洲宫廷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习俗、惯例的沿袭，每个形制的细节都与其原初的功用性相关。这些规则是特定的社会生活形式、文化传统所形成和建构的特定文化密码，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在中国，黑色套装作为外交礼仪服饰勉强可行，但对于国家内部礼仪活动则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二、当代港台礼服文化状况

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香港一直处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市民普遍接受西方文化教育，香港社会礼服文化尤其是男装礼服呈现出以西方礼服框架为主的局面。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逐渐出现中式礼服如中山装、唐装等，但在重要典礼以及外交活动中仍穿着西式黑色套装礼服，日常生活的礼仪场合中仍普遍延用西式礼服的形式，其中塔士多礼服作为准礼服使用率最高。

在我国台湾地区，当局规定的现行男装礼服仍以1929年国民政府颁行的《服制条例》中规定的蓝袍黑褂为准，但社会各阶层对于国民礼服的采用并不普遍。近年的台湾，袍、褂和中山装作为正式礼服的应用极少。[8]男装礼服以西式礼服为主，这主要是受到近现代以来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格局的影响以及效仿近邻日韩等国所致。近年来，台湾的服饰专业人士、官员已经意识到此种礼服格局和社会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负面影响，因此也极力呼吁、主张推行中式礼服文化，但收效甚微。如服饰专家王宇清曾就国民礼服蓝袍黑褂进行过详细考察，确认了这种礼服的民族性、文化传承性、合理性以及使用的正当性，并指出西式服装并不具备不同气候、不同地域所要求的全部功能条件，而需要代之以文化内涵和功能俱佳的中式服装，提倡台湾社会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少年的成年礼——束发礼、弱冠礼等。当地政府召集各界专家共同研讨制定新型中式礼服构想方案，专业机构也曾多次举办服装设计比赛，鼓励具有民族特色的礼服设计。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台湾地区男装礼服的西化现状。

三、日本礼服文化状况

日本从明治时期就采取全面移植西方文化的改革举措以进行日本的近代化建设，国民的生活也随之欧化。进入明治时期，西服在日本开始流行，并与剪发、帽子、洋伞同被视为文明开化的象征。明治3年(1870年)春，日本宫内省命本石町的山城屋和助给天皇办置西服，同年末制定采用西服样式的海军服制，次年4月制定采用西服样式的陆军服制。明治5年(1872年)太政官布告383号宣布，政府官员礼服一律采用西服，除祭服外废除幕府时代的一切服饰。[9]

一般说来，明治20年代教员、医生等开始穿用西服，明治30年代工人、专卖局员、学生开始穿用西服。由于新式工厂把西服作为制服，西服得到普及，到大正时代西服已经很普遍了。礼服方面，晨礼服比大礼服、晚礼服要普遍;立领的西服被采用为学生、工人的制服，并进一步发展为小学生的学童服。明治维新以后，虽然西服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和服穿着仍然普遍。人们一般是外出或上班穿西服，回家穿和服;婚礼时新娘穿和服，新郎穿西式礼服，客人则或着和服或着洋服。

礼服的国际惯例发源于欧洲，现代礼服的格局在19世纪末定型。日本最早提出礼服的TPO原则(时间、地点、场合)使礼服的国际惯例理论化、完备化，TPO原则被欧美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该原则是1963年由日本的MFU(日本男装协会)作为该年度的流行主题提出的，其目的是在日本公众的头脑中尽快树立起最基本的现代男装的国际规范和标准，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TPO原则在日本国内得到迅速普及的同时也被国际时装界广泛接受，成为世界通用的服装原则。[6](P11)

日本是采用礼服国际惯例最早、最规范的亚洲国家，并形成了日本特有的礼服规范。由于亚洲人的文化习俗更重视日间活动，因而晨礼服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国家，晚礼服(塔士多礼服)则多以黑色套装代替。比如，日本新首相在就职仪式上均要穿晨礼服，这在欧美国家早已成为历史。在民间，日本人在穿晨礼服或简晨服(董事套装)时，其配穿的背心V领处带有白色包边，可以自行装卸，仅在祝贺喜庆场合佩戴，而非喜庆场合必须解下来。虽然这种习惯也源于欧洲，在形式上却日本化了，成为日本地域性的规范。[6](P17－18)

四、其他国家礼服文化状况概述

礼服的国际惯例是以西方文明为母体形成的，有它的地域性和文化传统特征，但在一些具有自身独立文明系统以及民族习惯和地域性宗教较强的国家和地区，对这种惯例还采取一种半接纳或排斥态度，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开展民族独立革命的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只是部分接受了男装国际惯例，礼服并未被广泛接受，这主要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与保持文化自主性的需求有关。上述各国采用与国际惯例同级别的传统礼服。如在我国大陆，无论是民间、官方还是在国际交往中，即使是参加晚间正式的宴会、晚会、音乐会、典礼仪式等，人们都不习惯穿塔士多礼服，黑色中山装常作为正式晚礼服被使用[6](P18)，但目前这种状况已不多见。1968年流行的印度国服尼赫鲁套装，是由印度前总理尼赫鲁(1889—1964年)着装所形成的风格而得名，立领制服，通常为白色，与中山装的性质类似。再比如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所穿戴的军装和阿拉伯头巾，古巴领导人所穿军装、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阿富汗长袍和毡帽，都体现了礼服的民族化和自主化特征。

五、对当代礼服国际惯例的文化思考

礼服的国际惯例起源于欧洲，它具有极强的地域适应性和文化排他性。事实上，欧美礼服系统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分不开的，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他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10]。因此，所谓“国际惯例”正是一种“自然化了的权势话语，是欧洲人全球扩张的典型产物”[11]。如文化学对“惯例”一词的定义是:“普遍地为社会所接受并与风俗相对照的一种行为或行为模式。它之所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只是因为是由祖先或前代社会所留下的范式，此外并无实际动因。风俗通常靠流行的活的价值倾向来支持，而惯例所靠的是过去意识形态上的规范。”[12]这就是说，惯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产物，它总是带着背景和偏见，因而它的运行必然是政治性的，并非自我生活世界的自然的文化诉求。西方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服装(礼服系统)这种具体的传播媒介完成了对自身文化的扩张，“其必要的代价是别人的集体经验叙述的断裂”[13](P34)。这种文化扩张得以形成是以其他民族对自身服饰文化理论和形式话语的表述的断裂和破碎为前提的。因为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追求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仍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的，跳不出西方关于“现代性”的定义，从而不能达成对于自身服饰历史和文化的完整叙事，于是礼服的“国际惯例”便在当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认可，这构成了我们当前的语境。

日本在近代对欧美礼服文化系统的引进并不能说明这种礼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和功能上的普适性——经济的全球化使消费趋于同质化，但世界各民族间文化、生活习俗和价值观仍存在极大差异。从明治初年社会上讽刺西服的流行语就能看出，当时的服饰移植完全是生搬硬套的强行拼凑而根本不具备文化和功能上的适应性:“奇哉妙哉，世上的洋服，头戴普鲁士帽子，脚穿法兰西鞋子，衣袖是英国海军式，裤叉是美国陆军礼服。妇女衬衫贴身穿，大汉斗篷过小腿。”[9]可见西服的引进最初并不具有文化上的合理性和独创性。日本自古就是汉文化圈国家，并没有形成自己原创性的文明。明治时期全面移植西方文化，实际是一种文化置换行为。直至今天日本的现代化过程是否成功仍是引起众多学者争议的话题。我国当代学者在论证日本的现代性问题时指出:“日本成为追求西方现代性最成功的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学到了，学得比原型都像……但日本人在这种现代性里看不到自己的主体性和历史性。日本学者竹内好和酒井直树都认为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反倒是个失败。”[13](P377)因此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成功范例，其中包括礼服制度。

尽管如此，欧美礼服系统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历史性和先进性，它在反叛旧时代封建贵族的基础上，以自身的古典文化传统为凭借，结合资产阶级的现代理念，确立了自身文化价值稳固恒久的标准。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生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公共空间的范围和公共生活的形式随之扩大，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交场合。[14]基于适应这种公共生活形式的客观需求，在服饰领域形成了科学严谨的对于礼服级别和功能的细分以及使用细则。这些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欧美礼服系统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能够完美表达其意识形态、审美文化及功能适应性的现代服饰文化形态(见图6)，它的自身形式和理念要求以及对这种形式和理念的自我表述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对历史辩证地否定中确立了自身，超越了自身，从而使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而这正是欧美礼服系统能够保持200年而样式基本不变的内在基础。

对西方礼服系统的形成及其在现代所形成的国际惯例的历史分析表明，文化的生成有其赖以依托的具体环境，它的普遍性是相对的，是与其具体的权力话语的历史叙事分不开的，它并不能作为其他民族奉行的普遍价值法则。然而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形成能够与西方礼服系统抗衡的礼服文化体系，各国礼服文化形态都处于零散状态。这说明在西方文化强大的攻势下，各国在建构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并没有确立起自身稳固的价值标准，因此不能形成基于自身独特经验的完整的现代文化表达形式，这也是目前非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文化困境。因此，如何摆脱和超越西方礼服文化模式，确立自身独特的现代礼服表达系统，就成为这些非西方国家建构自身现代性的重要环节和历史使命。因此，对欧美礼服系统话语表述内部规律的研究是有益的，它有助于我们探讨自身文化的连续性或断裂性的症结所在，而这种批判性反思对于当下新国服系统的建设则尤为重要。它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由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界定的当代服饰文化的世界格局中寻求一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自我理解”[13](P5)，如何在自身的价值系统和历史经验里创造出新的价值形态，而不是在“西方”的意义世界中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

图6 欧美礼服的功能性

[1] [德]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M].赵永穆，许宏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 [美]保罗·富赛尔.品味制服[M].王建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

[3] [美]安妮·霍兰德.性别与服饰[M].魏如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4] 李当歧.西洋服装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84－85.

[5] 李当歧.西服文化[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26－29.

[6] 刘瑞璞.礼服:男装语言与国际惯例[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

[7] [法]德尼兹·加亚尔.欧洲史[M].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9，309.

[8] 王宇清.国服史学钩沉[M].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0:353.

[9]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269.

[10]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

[11] 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7.

[12] 覃光广.文化学词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663.

[13]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