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郑 谦

一、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对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

在谈及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时，人们往往罗列出先易后难、先体制外再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等基本特征。实际上，我们更应看到，这一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只有在原有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局面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才能实施渐进的改革。正如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休克疗法等是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为基础和前提一样。30多年前，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准备启动改革时，渐进式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邓小平当时指出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84页。

《历史决议》既是渐进式改革的产物，也是它的基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外思想比较混乱。当时有人就对能否搞好这样一个决议、统一全党思想缺乏信心，也有人提议决议还是放一放再写。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91页。改革起步时的形势，一是迫切要求全党全国思想的统一，二是要统一到正确立场上。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之初，就鲜明地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3页。他又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82、85页。邓小平这里赋予《历史决议》的中心任务，实际上就是奠定了渐进式改革的基石，指出了渐进式改革的根本方向。《历史决议》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统一了全党思想，为渐进式改革准备了前提和基础。一个思想解放、认识统一、有崇高威信的党，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一个既有连续性又不断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政府主导、由上而下、循序渐进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大减少了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成本。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为激进改革扫清障碍，俄罗斯等国在历史问题的认识、评价上几经反复，不断“重评”，不但造成政治上的混乱，也干扰了经济转型。中国30多年转型、发展的巨大成就，本身就是对《历史决议》历史意义的证明。

二、现在讨论《历史决议》的意义，一定要明确它的历史定位和政治定位

《历史决议》是党的一个政治决议，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不是一个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这样的定位决定了它一些鲜明的特点。例如：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政治上的标准和要求是第一位的，所以要“宜粗不宜细”和取“最大公约数”等等。显然，“宜粗不宜细”等都不是学术上、学理上的要求，而是政治上的要求。由于时间间隔太近，当时对一些历史问题的争议是很大的。除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外，还有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等的评价。《历史决议》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既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又有政治上、战略上的考虑，表现出一种历史智慧、政治智慧。对党在前29年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不展开细节，而是从性质上作了准确、凝重、深刻的评价，用语是很严厉、很重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论断是很经典的，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高度概括的叙述和判断，也给历史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发挥的空间。如《历史决议》在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时，就分了第（10）和第（11）两个小节，区分了“建国后的头三年”和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第（25）节中既指出1976年粉碎“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又在（26）节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些重要论断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断被拓展、发挥，推动着学术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三、制定《历史决议》本身是一个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过程

1980年10月中旬开始讨论，到11月下旬，历时一个多月，党内4000多位高级干部参加讨论，各种意见都有，有的还很尖锐，一些老同志的话说得很激烈，一些分歧不是在短时间内能统一的。当时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从大局出发，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取“最大公约数”，顺利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可以说是一次党内民主的盛会和生动实践。尽管这种民主还未达到制度化的高度，但这种党内民主的风气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渐进式改革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历史决议》通过至今3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它本身也是历史的，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它

对这些时代的限制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其中，有的是从当时政治大局出发不宜过细、过多地叙述和评价，当时只能说到那个程度，进一步的评论要留给后人；有的是限于当时对历史的认识水平，对历史事实掌握的程度；有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认识的深化所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党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1981年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又不断有所发展。30年来，在国史、党史研究中，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很突出的如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等。此外，更有众多学者在各种著作中不断推进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如在《党史》二卷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建设的叙述，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实施过程及历史意义，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叙述和评价，对反右派斗争的叙述和评价，对党中央“九个月纠‘左’”的叙述，对调整时期全党多方面的探索，对中苏论战的叙述和评价，对“四清”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过火批判的叙述，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及严重后果的论述，对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的叙述等等，都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前进。《历史决议》的长远意义，不仅在于它当时所作出的一些重要判断、结论，还在于为此后各种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发展、充实的科学框架，开辟了道路，而不是唯我独尊地封闭了前进和发展的道路。不能简单地说《历史决议》没说这个或没说那个，没有面面俱到，而应看到，正是《历史决议》体现的科学精神和政治智慧，以及它所开拓的政治局面，使后来能进一步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开辟新局面。

五、中国渐进式改革在经历了前期的大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由于其自身发展逻辑已进入攻坚阶段

这种先易后难、逐步过渡的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改革的阻力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当前，我国社会中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权力腐败、利益分化、改革共识减少、改革动力衰减等许多问题。其原因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正如《历史决议》和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精神、思想方法为中国的渐进改革奠定基石一样，当前推进改革要进一步弘扬这种精神和方法。第一，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改革初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因循“摸石头”的方法已经过时，理论创新的任务格外突出。在当前利益分化、共识减少的背景下，统一全党认识的难度比30年前更大。这就更要特别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并为解放思想拓展民主政治的空间。30年前发扬党内民主，通过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统一认识的精神应当发扬光大。当然，还要在制度化上更有所发展。第二，学习邓小平为尽早启动改革在复杂形势前的决断精神。当时，因为存在种种分歧，党内对是否起草《历史决议》或早点晚点起草是有分歧的。晚一点起草也不是没有道理，它起码可以使一些认识得到沉淀，减少一些情绪化的成份。但邓小平从改革大局出发，认为不能拖延，因为“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5页。。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能统一，全党全国的团结势必受影响，改革的阻力也会增大，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这就需要拿出政治勇气和魄力，“硬着头皮顶住”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7页。一些不合适的议论，为“一心一意搞四化”创造条件。第三，发扬《历史决议》和起草《历史决议》时的政治智慧。当前的改革遇到一系列两难的问题，如效率与公平、计划与市场、政府主导与限制权力、一些领域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与一些领域里过度商业化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平衡这些矛盾，准确有力地确定改革的突破口，需要一种大的政治智慧，这些也可以在《历史决议》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