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妇女社会工作的困境和突围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王 斌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浅议我国妇女社会工作的困境和突围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王 斌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和现代的各种因素在社会系统中暗潮涌动、相互纠缠，当代中国逐渐向风险社会过渡，呈现出不同于单一现代化社会的新特点。传统的妇女工作由于其理念和工作方法的陈旧，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已显得捉襟见肘，而妇女社会工作在这一背景下却能够较好地化解女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我国大陆妇女社会工作要持续生长，必须找到一条兼具拓展性和反思性别气质的新路子，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应对风险和实现妇女时代价值的升华。

妇女社会工作 风险社会 现代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各种不安全因素日益累积并以不同渠道寻找宣泄口，而这些不安全因素的总体图景和内部运动构成了我国社会的风险源和风险传播机制。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男女之间的性别差距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表现，并且将可能加剧演化成无法抗拒的性别壕沟，妇女所处的地位日益尴尬和不利，一种能够应对社会风险的新型妇女社会工作的建构显得十分迫切。蒋美华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对妇女工作、妇联工作和妇女社会工作三者间的区别和联系做出了准确的阐释，并倡导通过妇女社会工作预防妇女问题、解决妇女困境和介入相关政策等方式来推进社会的有序运作与协调发展[1]。但是社会转型是一个宏观叙事，缺乏对妇女遭遇具体风险的细微关怀，因此妇女社会工作应当不断地反思制度风险和超越性别藩篱，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一、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妇女面临的困境

（一）风险社会的来临——一种新型现代性的演进结果

现代社会的风险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意涵，其内在的维度更加指向反思性和不确定性。贝克认为“风险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关，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2]。”吉登斯也认为风险是根植于现代性土壤中的必然结果，风险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紧密相关。同时吉登斯将社会风险可分为两种，即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其分别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和由于我们不断增长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3]。不难看出，风险是现代性内部成熟的产物，更为确切地说是自反现代性具体危机的展示——是另一种现代性对于工业社会形态的抽离和重新嵌入的过程。由于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正以不可抗拒的步伐迈进了风险社会之中，这既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运行逻辑，也是我国改革关键期的特殊脉动。

（二）妇女在风险社会中的处境忧思

风险绝不只是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概念构想，而是具体地深埋入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因素。妇女作为不可忽视的社会行为主体，由于社会结构和自身生理原因等，无可避免地会遭遇到转型时期社会风险的影响。

1．个体化——妇女解放的迷局

个体化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内在发展维度，是社会学元命题——个体与社会关系在当代社会的具象体现。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蕴含着三重因素，即解放、稳定性的丧失和重新整合，因此个体化不是单纯的原子化，而是个体脱离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后，在自我反思性的选择下形成的高度标准化，而这些标准所聚合形成的制度再次与个体所面对的教育体系、职业生活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勾连。聚焦至我国具体的社会发展趋势，不难看出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蜕变后，单位制开始瓦解，“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日渐成型，但这种转变过程绝不是个人的完全自由，相反却是个体再次被整合进全新的制度网络中，而妇女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遭遇了更多的社会风险。个体化形成的制度依赖不是同质和平均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个体的福利保障逐渐与就业情况挂钩，同时就业无可避免地与妇女的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因素相关，因此在这一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妇女的命运除了自我解放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合理设置，而不是简单地将妇女在家庭和事业两者间来回地拖拽。我国在现阶段的制度设置上虽然对两性间的安排做了一定的调整，但是妇女的生命轨迹总是围绕着家庭的圆心展开位移，这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女性就业的前景，从而意味着妇女再嵌入制度能力的缺失以及个体保障网络的弥散，个体化产生风险急剧地向妇女靠拢。

2．私人领域中的“现代封建生活”筑墙

制度层面上的个体化趋势，形塑了妇女生活世界中两性互动模式。同时伴随着传统性别角色期望的持续瓦解，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开始在刻板的性别印象中缓慢地向外“逸出”。但是妇女追求平等的脚步却在家庭的门外停止了前进。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被镶嵌进宏观制度的网格中成为两性权利博弈的战场。而现代社会中的事业和家庭设置依然未能摆脱二元分裂现象，仍旧处在一种“鱼与熊掌”的关系之中。因此现代社会的性别期望还没有完全驱除传统社会中的简单男女分工，“母职神话”和“男主外女主内”的陈旧模式仍然顽固地扎根在家庭基本的生长逻辑之中。因此“现代封建生活”（贝克语）的内在机理还是关于老旧的两性分工之间的二元对立，对于女性来说，家庭和事业是不可兼得的单一选择，同时在这种单一选择的内部，也还涌动着钳制女性发展的各种机制和潜规则。“现代封建生活”是陈旧的社会性别安排渗透进两性日常生活的集中体现，在将妇女卷入其中的家庭和事业之间以及内部筑起两性不平等的围墙。因此在这一基本的生活状态下，妇女遭遇到来自家庭婚姻供养和职业生涯脆弱等多重风险。

3．自我认同的暗涌和不确定

妇女在对抗刻板的两性制度设置和日常“现代封建生活”时，往往会面临自我认同的危机，这是妇女在现代性背景下构筑自我认知所遭遇的必然风险。这种自我认同的风险是生活历程向内在参照性的转变，即是不同生活风格的持续所构成的个人的生活历程在现代性条件下以自我反思为基础变为内在参照性的过程。因此在这样一种转变过程中，个体逐渐摆脱了传统教义对自我生活捆绑，而更注重自我的反思意识[4]。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开始被引介进大陆并且相互展开角力。在传统与现代持续碰撞中，妇女的自我认同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混乱，家庭和事业、制度设置和角色预期等方面的扭结让妇女感到无所适从。目前我国妇女面临的自我认同混乱可能在女性反思能力提高的映照下不断生长，两性角色及分工的冲突、妇女职业生涯轨迹的突变和女性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妇女认同混乱状态的具体表现。因此当传统陆续的褪色和内耗后，我国现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重新评判也处在一个“暗涌”的风险期，是简单地临摹西方的女性解放标准，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时代的扬弃，这既是当代妇女谋求发展的风险症候，也是妇女社会工作所亟需解决的前沿问题。

二、传统妇女社会工作应对社会风险的缺陷

从我国现实的情况来看，完整意义上的妇女社会工作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大陆语境下的妇女社会工作通常是指妇女工作或者妇联工作。不可否认妇联工为妇女地位的提高和价值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风险加剧波动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妇女工作已无法应对女性所遭遇的新型社会风险，而展现出了其设置上的单一和化解风险的疲态。

1．从基础格局上看，单向度的制度动员滞后于风险的传播

我国大陆因为长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妇女工作主要由妇联一手包办，给人的感觉是妇女工作就等于“妇联工作”。这种工作模式带有很强的政治一统性，缺乏民间妇女团体的多元性参与。在这一基础的格局下，妇女工作呈现出单向度的制度动员趋势，即由上往下的宏观行政规划与自下而上的微观主体建构形成了不平衡态势，前者以压倒式的力量盘剥了后者的发展空间。这一单向度的妇女工作虽然在特定时期能够集中地解决妇女面临的生活和职业困境，但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势态的向前迈进，越来越多的公民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流动性和自主选择性增多，公民意识增强，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和功能有所弱化，单一的行政动员机制也面临空前得挑战。同时这种制度性的妇女工作在应对风险时会显得缓慢和缺失灵活性，不能够及时地对制度进行反思性的构建，由此形成了风险的加剧和制度滞后的尴尬局面。

2．从运行逻辑上看，缺乏发展导向的工作思维忽视了主体能力的培育

当前大陆的妇女社会工作主要还是在妇联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其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工作方法也主要依托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国妇女工作还长期处在“预防”和“帮扶”的层面而缺乏“发展”的导向。由于社会风险的具有潜在性、不确定性和反身性等新特点，单靠简单的的政策预防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补丁式的事后补救已经不能应对妇女承受的风险了。同时风险的出现已不能提前感知和控制，妇女工作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方法克服不了风险已然造成的伤害，婚姻的供养机制、家庭的劳动分工方式以及女性劳动市场的结构都是风险植入的场所。社会政策建设与个人能力培育的断裂构成了我国妇女工作的基本形态，由于过分关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行为主体的位置空缺导致了妇女自身抗风险能力的“走失”。

3．从个体感知上看，妇女个体安全感的丧失日趋严重

个体安全的丧失是现代社会风险的显著表现，杨敏认为个体安全丧失的成因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或者说这两股力量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我国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进一步来讲譬如交往沟通的开放性、知识和经验的开放性、选择的开放性、运作的开放性、时间的开放性、因果关系的开放性等等，构成了现代社会遭遇风险的内在原因[5]。将个体安全的透镜用以关照我国妇女的生存现状，我们能够归纳出妇女的个体安全丧失是在宏观上的制度设置缺陷和微观的女性自我反思能力增强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价值认同混乱。女性个体安全感的丧失是社会风险波及到性别结构的显著反映，也是妇女遭遇风险后产生的切实感受。我国传统妇女工作在思想政治宣传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风险的细微感触。化解妇女个体的不安全感不能单靠传统妇女工作宽泛的行动纲领，而且也必须将其结合进更具关怀性和操作性的妇女社会工作之中。

三、我国妇女社会工作的风险突围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妇女工作与社会工作在内在机理上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妇女工作在当前应对风险的不足是能够通过妇女社会工作的积极介入而化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妇女工作的突围要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同时，找到契合我国现实和传统的特殊理论和方法，这既是妇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要求，也是其持续生长的必然趋势。

1．加强妇女作为能动者的建设

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是一个能动的架构，其对于“大写的人”的强调和关注充分地体现了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人文关怀，助人自助、案主自决和个别化原则都是“能动”原则的具体化体现，而社会工作的能动特征也正是应对风险的题中之义。吉登斯认为当代福利国家的“国家失效”是因为其建立在启蒙现代性的封闭圈子忽视了人为的风险，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那些预先设置的预防性措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能动性政治以信任为核心，并寻求个体或团体自身的风险防范，而不是将风险的预防一味地委托于国家[6]。虽然能动性政治是吉登斯针对福利国家失效而提出的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模式，但由于能动性政治是基于社会风险而产生的议题，因此对于我国仍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将能动性政治的理论与妇女社会工作应对社会风险的机制相联系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因为现代性的加速发展使制度保障的有限性充分凸显，不确定因素的集中爆发使制度很难再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而风险总是通过个体感知而具体存在，能动性主体的建设能够使妇女在制度所未能及时保障的领域积极地构建自我防护和发展措施。妇女社会工作将妇女作为资源的占有者，在卷入社会结构中能充分利用规则和资源。因此妇女社会工作能通过优势视角提高妇女作为社会建设者的意识，同时通过实践去预防和化解社会风险。

2.妇女社会工作联动系统的开发

妇女工作就其发展目标和运行思路都与妇女社会工作相互关联，因此两者的良性互动是应对风险的必由之路。谢建社提出将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嵌入到妇联工作之中，并认为只有把社会工作的视角引入到妇女工作中，才能找到解决和预防妇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保证妇女社会工作的坚定根基和旺盛的生命力[7]。但是这种妇女工作的改造，依然没有摆脱单向度的模式，其主体的架构仍依照着以往的工作理念，妇联工作还是处在“一枝独秀”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提倡一种更为通透的融合形式，即妇女社会工作与妇女工作的相互嵌入，相互配合。这种“互构”所形成的妇女社会工作是一个完善的联动系统，其不仅利用了妇联工作的行政力量，也吸收了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处在开放式平衡中的新型妇女社会工作能够充分实现主体的多元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风险，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妇女发展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网格，将妇女的发展放置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审视，突破单一的性别视角。其二，妇女政策与民间妇女组织的深度联接，后者能灵活地针对政策的不足，通过提请和修改政策法规，致使相应的政策法规及时优化，有效地服务于妇女。其三，妇女社工与其他专业社工相互配合，形成社工间的互动系统，将扭结的妇女风险细致低拆分给相关的社工，避免妇女社会工作“大而不当”的膨胀。因此妇女社会工作与妇联工作的相互嵌入能将妇女的家庭、工作、劳动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综合的思考和制度调整，立体地解决妇女遭遇的风险。

3.妇女社会工作肩负着新传统价值的复兴

现代化演进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尤其是现代性对传统的蛀空显得格外突出。传统价值的空心化不仅使我国当代妇女面对剧烈的自我认同震荡，而且传统的“撤退”引起的家庭供养体系脆弱、夫妻信任的坍塌和家庭基本伦理的贫瘠也使妇女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因此妇女社会工作必须重建“新”传统。新传统价值的复兴不是简单的在先哲的思想宝库中断章取义，不是重返传统的教条主义和倒退主义，也不是单纯地通过现代化语境对传统价值进行批判，而是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解释和视域融合。这种新传统既秉持了我国古老悠久文明的合理内核，又能匡正现代性的负面能量并促使两性关系朝着健康运行的方向发展。作为旨在促使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的妇女工作理应注入新传统的活力，使之在我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不同于西方的妇女社会工作。新传统意义上的妇女社会工作不仅可以借鉴现代化催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理念来建构妇女发展的蓝图，同时也能利用我国民间的智慧宝库，通过当地的传统力量，如面子、人情、风俗等有效资源帮助妇女规避风险。

四、一种更具反思性的妇女社会工作建构

1．超越男女性别角色，塑造“兼性”和谐

我国大陆的传统的妇女工作缺乏符合现代要求的理论和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妇女社会工作也忽略了男性的参与，因此新型的妇女社会工作是一种充满性别反思的实践过程，其不仅关注妇女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也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推动男性性别觉悟的提高。妇女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要求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干预，这也正契合了社会工作的精神内核。男性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理应在妇女社会工作的动员下参与到妇女和自身的解放中来。男性的解放与妇女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在行动的逻辑和路径上是趋同的，都是在反思性别气质的基础上突破父权社会中的性别权力配置和刻板的性别印象。因此男女两性的性别觉悟和积极投身于自我的解放本来就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目标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的来说我们希望通过妇女社会工作达致一种理想的“兼性”格局[8]，即一种男女兼有、两性合作的社会形貌，从而化解风险在社会性别方面的不平衡分布。值得一提的是，“兼性”格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显现，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表述，因此它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单纯地膜拜女权、简单地固着在第二性的解放，其重点更在于强调一种全新的两性互动模式。“兼性”是两性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传统与现代相互对话而形成的现实诉求，因而以“兼性”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妇女社会工作既扎根在本土传统的肥沃土壤之中，又着手现实的困境和放眼未来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僵死的性别角色从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生态等方面做出全面的思考和回应。

2．推动拓展的实践品格开发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新兴的复合学科，在理论、方法和技巧等方面都包含着拓展的精神品格。这种拓展力量既包含了社会工作的实践面向，又囊括了其价值的升华过程。社会工作在“助人自助”理念的引导下，使行为主体在解决自身危机同时，超越个体的得失，将自我投入到广泛的公益活动中去。具体到妇女社会工作来讲，这一拓展的过程包括三个方面，即妇女自身风险的化解、性别藩篱的解构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再生。归根到底妇女社会工作的拓展是个体走向社群发展“外推”过程，这一拓展的主线是妇女在利用自身的优势，逐步超越局限于性别范围内的风险，而介入到解决其他维度的社会风险之中。我国大陆的妇女工作，由于制度性动员过强，民间团体的发展动力不足，因此由妇女个体向社群拓展之路被严重地堵塞，妇女很难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之中。加强妇女社会工作的拓展力量建设说到底就是一项推进妇女团体的复苏、壮大和融汇的社会工程。所以妇女社会工作的拓展能实现多样化的统一，即妇女面临的风险不在仅由妇女自己解决而是以两性合作、多方参与为基础，同时超越边缘钳制的妇女能努力实现个体——两性——社会三者的和谐共存。

总之，以风险的视角观照内地妇女社会工作的建设能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妇女的现实处境以及妇女社会工作需要努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亟需改变我国妇女工作的基础格局，即化妇联工作的“一枝独秀”为妇女自组织团体的“百花齐放”，变妇女工作与妇女社会工作之间的“条块分离”为两者之间相互嵌入，交互配合的“同舟共济”。在此基础上突破父权社会的樊笼，达至两性的和谐共处，从而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个体互动基础。

[1]蒋美华.社会转型期的妇女社会工作[J].妇女研究论丛，2004，(3)：38-39.

[2]乌尔里希 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37.

[3]安东尼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22.

[4]杨玉洁,赵岩.自我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形塑[J].学习与探索，2008，(6).

[5]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J].创新，2009，(11)：10.

[6]安东尼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8-119.

[7]谢建社.社会工作嵌入妇女工作之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9，(4)：18-19.

[8]方刚.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58.

（责任编辑 钱亚仙）

C913.68

A

1008-4479（2011）01-0106-05

2010-11-18

王斌（1986-），男，四川广安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