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莫奏前朝曲 且听新翻杨柳枝
——也谈现代旧体诗词

胡西波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传统诗词，堪称“国粹”，其源流之远久，卷帙之浩繁，内涵之丰富，形式之精妙，举世无双。传统诗词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曾是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文学样式，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曾创造出夺目的辉煌，唐诗宋词的成就足以傲视世界文坛。

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五四”文学革命所提倡的“白话新诗”的发展，流传千年的传统诗词这种文学样式在整体上陷入了衰落的境地，这一切不仅表现为传统诗词创作上数量的减少，而且也表现为这一文学样式从中心步入边缘的文学地位；同时，传统诗词被作为腐朽、僵化的艺术形式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拒斥，以传统诗词样式创作的新的作品也被命名为“旧体诗词”而被打入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的冷宫。

然而，当我们回顾现代旧体诗词(“现代旧体诗词”这个名称似乎不太准确，但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故暂用之)的百年历程时，这段历史却并不像我们表面所看到和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些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现代旧体诗词何以“打不倒”

考察旧体诗词的历史命运，就不能不回望九十年前那场诗歌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旧思想、旧文化。“五四”文学革命者高举彻底砸烂旧文学的大旗，胡适、陈独秀、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对处于文学正宗地位的旧体诗词，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彻底的否定，致使旧体诗词几无藏身之地。“新诗的老祖宗”①胡适称当时之旧体诗词乃“腐败极矣”②。刘半农认为“此等没有价值的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③。叶圣陶曾把写旧体诗词说成是对“骸骨的迷恋”④。闻一多也曾激烈地称写旧体诗词为“背叛民族”⑤。更有甚者，胡适在1934年写的《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说什么“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洁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⑥。胡适把律诗同小脚、太监、姨太太、酷刑等相提并论，对旧体诗词的否定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尽管“打倒”论者阵势如此之强大，言辞如此之激烈，但旧体诗词也并没有像进化论观点所预言的那样，被彻底地扫地出门，被新诗所取代，而是打而不倒，它仍按其自身的特点在不断地发展着，也一直都有那么一股力量在为旧体诗词的创作而存在。即使是在当时，不仅人们一般所说的近代诗人，从清朝的宋诗派“同光体”，到清末民国初的“南社”，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晚，创作也并未中断；而且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新文学的作者，都有旧体诗词的创作；至于社会各阶层的业余旧体诗词写作更是一直延绵不绝，在“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这一文学现象还时不时地兴起一些波澜。而今天，在我们民族豪迈地走进21世纪的时候，这一被压抑了近百年的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更是挣脱了重负，重新焕发了生机，形成了足以与新诗争衡的鼎盛局面。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现代旧体诗词的崛起之势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全国诗社林立，诗词刊物层出，作者队伍庞大，创作成就可观，成为当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那么，为什么经过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打击，已被挤到边缘的旧体诗词，处于强大的主流的身旁，还能继续生存、发展壮大，大有“前途无量”之势呢?笔者认为，这要从多个方面来解释。

现代旧体诗词在那么险恶的环境下能一直生存，首先是因为它特殊的表达功能。现代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殿堂里地位尴尬，虽只是个逐臣的身份，但其他文体并不能完全替代它在情感表达上的功能。正如一文所言：“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新诗多反映社会生活，旧体诗词则大多同个人经历相关。新诗的生命力似乎是外在的，旧体诗词则是内在的。这种内容上不期而然的分工，大约正是旧体诗词一个比较特别的长处……的确，在个人生活的抒写上，旧体诗词更为适宜。”⑦可见，旧体诗词的艺术形式还有生命力，它在表达现代人的思绪、情感等方面，并非无能为力，其足以作为新的思想感情的载体，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不会消亡，仍然保有相当的发展天地。

其次，旧体诗词形式本身具有非常大的艺术诱惑力和可操作性。同被列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扫荡对象的“旧文学”，除了旧体诗词之外，显然还有其它东西，如八股文、“桐城派”散文和文言笔记小说等。然而，对于其它一些被扫荡对象来说，事实上是被冲刷得相当彻底了，“五四”之后几乎绝迹，鲜有再被沿袭的情况。唯独旧体诗词的形式，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遇合适的气候土壤便又很快地复活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显然值得探讨。在笔者看来，人们厌恶八股，摈弃文言小说，而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真正深刻的原因，也应从旧体诗词形式本身中去寻找。首先应该承认，中国传统诗词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诗体，作为传统的民族诗歌形式，本身的确含有不少优点和长处，择其荦荦大端，至少可以指出如下几点：传统诗词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为一些固定的格式和规则，发育出一套发达的语言系统和意象系统。传统诗词的格式是固定的，但不是僵死的。它通过特定的句式、音节、对仗、平仄、用韵等艺术手段创造出韵律、节奏、均衡、变化、和谐等美感因素，酿造诗的氛围。传统诗词的这种形式特点又与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相一致，隐蔽地反映出人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有机统一、节奏韵律、多样变化等活动规律，因而是高度抽象化了的积淀着社会历史内容的“有意味的形式”⑧。这一点决定了旧体诗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魅力，有独立于内容之外的一定的形式美，可以说它的美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只要严格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即使是十分平常的内容装入旧体的形式也能获得诗词的意味，看起来就像一首诗词。这就为作诗词提供了一个方便法门。

再次，作为旧体诗词的对立物的白话新诗，至今可以说尚处于“幼年期”，发展还很不成熟，很不完美，不足以完全取代旧体诗词。新诗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一百年对一种文体的成熟来说，实在太短。新诗的创作群体空前庞大，但至今似未形成共识的审美规范，新诗自身尚在探索过程之中。而与此同时，从理论上来说，传统诗词，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它的相应的艺术形式即使完全趋于衰亡，也还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还会有某种反复。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使是“五四”文学革命论风靡天下，白话新诗的主流地位得以确立的情况下，也毕竟还有一大批旧体诗人词家健在，他们虽可以承认眼下旧体诗词枯萎的事实，但由于他们认为文学革命论者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完全驳倒旧体诗词继续存在的理由，同时也坚持着旧体诗词优越论——其中也或多或少有着某些合理的内核，他们终究还要顽强地为旧体诗词表现自己，也还要为所谓的“复兴”旧体诗词做自己的努力，这也给旧体诗词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最后，现代旧体诗词的复兴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毛泽东的诗歌理论以及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旧体诗词的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旧体诗词“这种体裁束缚思想”⑨，但“固定的格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⑩；它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它还要改革，要发展，“一万年也打不倒”。他的这些精辟的言论，为旧体诗词的存在赢得了可能争取到的相对的宽松环境。而毛泽东诗词的上追苏辛、下启来哲的艺术成就，更为旧体诗词开出了一片雄壮美丽的新境界，为诗词发展史树立起一座巍峨的现代丰碑。他的诗词所取得的成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旧体诗词强大的生命力和现代价值。毛泽东的成功，他的特殊政治地位和人生魅力，使他对现代旧体诗词创作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正是在他的影响下，那么多老干部才热心投身于旧体诗词创作，有关党政部门也才对他们的创作活动给予积极的支持。除毛泽东外，周恩来、朱德、陈毅、董必武、谢觉哉、叶剑英等都有传诵的诗词佳作，为学习者所效法，对现代旧体诗词的复兴影响非常大。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旧体诗词才成为了20世纪文坛上的“不倒翁”。而从长远来看，鉴于旧体诗词的上述种种特点、优点，笔者大胆断言：旧体诗词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生气勃勃地活着，甚至可能永远都将活着!所以，即使像鲁迅、闻一多这样对旧文学横扫千军如落叶的新文学主将，骨子里对传统诗词仍深深地迷恋。鲁迅尽管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可是未及转身，他接下来又说:“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闻一多曾在《敬告落伍的诗家》中对讲平仄的诗人冷嘲热讽，他甚至认为写旧体诗词是“背叛民族”，可他终于还是作诗宣称:“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鴃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鲁迅、闻一多及众多的新文学家，对旧体诗词从抨击、否定到认同、回归的转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现代旧体诗词难以“复兴”

笔者虽然坚信旧体诗词不应该也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生气勃勃地活着。但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旧体诗词要想“复兴”，成为与新诗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诗歌形式却并非易事，因为，不论主观因素，仅就客观因素来说，旧体诗词自身或多或少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现代旧体诗词毕竟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形式上的余波，其内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过于浓重，它的存在和影响因其特殊性作用而显得更为狭隘。而且，一直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以旧体诗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难以顺应世界文化潮流的革新与进步为借口，对旧体诗词进行严厉的抨击，视其为仇敌，欲除之而后快，更有甚者，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坚决反对与抵制，致使旧体诗词发展举步维艰。

其二，现代旧体诗词比之“五四”以来的新诗，它以完全因袭历史文化传统而略显陈旧，又以过于民族性而难以像新诗那样归流于世界文化而比之中国历代诗词，以致其整体水平无可置疑地下降。从“五四”以来的难以作精确统计的旧体诗词作者所留下的至少是公开发表的那些被统称为“旧体诗词”的作品来看，尽管其中有几家的若干作品确有新意，在某些方面也确有成绩，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优秀之作的绝对数量所占比例还是较小的，并且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的艺术风格和流派，如果以唐诗宋词的一般水准的作品为参照物，现代旧体诗词创作总体水平应在其水平线以下。

其三，在旧体诗词创作中，格律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人们所说的旧体诗词主要也就是格律诗，而格律诗是古代正统文学发展中的巅峰阶段，所谓物极必反，旧体诗词的表现功能因而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表达超出了特定的“情感圈”的现代人的更为复杂、紧张，变化节奏更快的某些思绪、情感方面，旧体诗词的表现力比之现代新诗，是相形见绌的。所以毛泽东才这样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确实，律诗的诗律严，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写律诗必须严格遵守每句要合律句的句型，讲究平仄相对、上下粘连，有两联对仗，还要注意孤平、三平调、出韵等避忌，因而其格律往往妨碍抒情表意。从而导致了诗词难学难写，不大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掌握，这样也就不免让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即使爱好，也只能是望诗词而兴叹或在门外徘徊。因此，旧体诗词的发展余地是有一定限度的也在所难免。

三、现代旧体诗词何去何从

诗词，不仅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诗歌文体，也是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像保护京戏、昆曲一样，保护、传承诗词这一传统文学样式；另一方面，诗词毕竟是为着吟咏性情，因此，在内容上它就必须反映出诗人词家不同于古人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旧体诗词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成为古人的附庸。

在诗词中反映出今人的人文精神，其实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就早已有人提出，此人就是梁启超。梁曾指出：“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梁氏之言的确具有一般诗论家所不具备的卓越的眼光和高深的哲理。他实际上已经指明，旧体诗词要发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变革的并不是旧体诗词，而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的人格进步了，旧体诗词才能获得真正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想写好旧体诗词，就得在人格上演进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梁氏认为，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那么，什么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

人本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每一个个人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个人与国家之间只存在着契约关系，国家并不比个人来得更神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房客和公寓的关系，体现为每一个个人在社会中各有其位、各有其权也各守其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自由是一切价值当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谓自由的含义，就是只要我的行为没有妨碍到他人的利益，那么谁也无权干涉我。当然，现代知识分子的含义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这就需要诗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汲取前人优秀的思想精髄，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虽然，旧体诗词发展真正需要的是诗人所需的人本主义精神，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旧体诗词需要的也是必须的自身的变革。这是旧体诗词面对新诗对它的反叛与压力所必然作出的反应，也是它得以在现代社会和今后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倘能做到真正的变革，则旧体诗词创作会更加繁荣，文艺百花园中的这朵曾经灿烂一时光耀千秋的名花，定能古树新芽，重放异彩。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旧体诗词会被发扬光大，但一直视旧体诗词若仇敌的新诗依然是诗坛主流，它又岂会轻易让位于旧体诗词，任其自由发展、壮大？

那么，旧体诗词到底会向何处去呢？笔者大胆猜测，不外乎三种可能：新诗与旧体诗词并存的局面会一直延续下去，并且成为两条永远不会交叉的平行线；或者是有朝一日，新旧两种诗都会断然地被历史所抛弃，汇入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也有可能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两者都被抛弃后由外来的第三种诗体来统一诗坛。旧体诗词的命运会如何，会像上文所述吗？谁也无法预测也不敢断言。

注释：

①杨景龙：《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30页。

②胡适：《寄陈独秀》，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③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

④叶圣陶：《骸骨的迷恋》，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4-85页。

⑤郑临川：《闻一多反对写旧诗》，《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

⑥胡适：《信心与反省》，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8页。

⑦张永芳：《旧体诗词写作的审美体验》，《诗词论坛》，2006年第3期，第105页。

⑧(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