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小说的存在主义因素

万永凤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存在主义哲学是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盛行于二战后的西方思想界。存在主义哲学自身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有人说，有多少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便有多少种存在主义哲学，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他们假设上帝已死，人的一切言行缺乏一个可以附着的权威标准。人存在着，其本身无善恶的本质可言，而能使其成为英雄或者懦夫的是人通过自我的言行不断塑造的结果。人在行动之前完全有选择的自由，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条件都不能成为其作出选择的借口，而且人必须为自己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

萨特、加缪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尽管加缪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作家，但鉴于其作品的主题内容及基调气质，一般情况下评论家都把他列为存在主义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其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对于人生苦难与困境的描摹，对于生存荒诞性的展示以及对自为存在与存在的自我承担精神的张扬等存在主义的精髓思想，在中国作家阎连科的文学创作中同样能找到契合点。如阎连科自己所言：“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我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①这与萨特所说，人是被迫地自由，被迫地生存的观点具有相似性，而其过客似的人生体验则暗合了加缪在《客人》一文中的意旨。可以说阎连科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典型特征。

一、无边的苦难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在生活中人们面临着无数的苦难，天灾或人祸，将人一次次地推向痛苦的深渊。在加缪的小说《鼠疫》中，阿尔及利亚的城市阿赫兰突然遭遇鼠疫的侵袭，人们的生活步调一下子被打乱了：整个城市的交通被封锁，通信受到限制，生活用品及食物供给困难……阿赫兰的市民结束了自由自在的生活，集体处于对疾病的恐慌之中，渴望着城市的封锁被解除。人们除了忍受来自鼠疫所带来的巨大的肉体侵害之外，更要承担城市封锁在精神上造成的无形压力。加缪所描绘的人生苦难在阎连科的叙事中更是一个最为常见的主题，在《日光流年》中，作者以一种夸张、荒谬的手法描绘了三姓村人遭受千年不逢的蝗灾、饥馑。为了能在饥饿中存活下来，司马笑笑不得不将村中残疾的孩子扔掉，又不得不以捕获被饿死的孩子的腐肉所招引来的乌鸦为食。“这儿的死尸横七竖八，每一具的身上都没有一片好肉。每一张脸上都破破烂烂，白骨像剥了皮的树枝裸露着。嘴和鼻子丢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衣服全被乌鸦啄破了，肠子在肚外留着，心肺脾胃如坏核桃烂枣样在地上搁滚。破衣漫天，腐臭漫天，天空拥满了飞毛和叫声。”②如此惨烈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其中的痛楚更可谓是撕心裂肺。村民们为了能够保住健全人的性命，选择了牺牲自己有残缺的孩子的性命。为了能捕获可以延续生命的乌鸦，又将他们那可怜的尸身任由乌鸦来蚕食。在这里所有既定的被视为崇高的道德与理想，在饥饿与梦想长寿的希冀面前都轰然坍塌，传统的伦理准则不得不让位于生命延续这一最为真实的存在。《年月日》中对大旱灾的描写，作者紧紧抓住了一个典型人物——先爷，着意突出先爷在孤独、恐惧、忧虑中与饥饿、干渴、狼群所进行的生的挣扎。生命的沉重感力透纸背，遭受灾难的切肤之痛更是令人刻骨铭心。

在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和“耙耧”系列中，苦难仍然是其书写的一个沉重主题。“在‘耙耧系列’中，其实从《年月日》到《坚硬如水》，虽然语言风格有很大不同，但是，仍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酷烈的风格没有改变。这种酷烈不仅指在词语的使用、事件的描述上，更多地反映在你所选择的事件本身往往非常极端。如《耙耧天歌》中的尤田婆必须熬骨来治疗儿女的疯傻；《年月日》中的先爷以自己的身体滋养种子的生成；《日光流年》中人们不断地割皮为生；《坚硬如水》中挖地道、偷情等等，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生死临界点’的写作，这既形成你的写作特征，在某一方面，却也成为你写作的陷阱。”③这里梁鸿所说的“酷烈”应该是指阎连科作品中那种极端的表现苦难的形式吧。阎连科通过对生存苦难的痛彻倾诉，将人的生存状态还原到最为原始的本真之境。驱除所有利益的纠缠、名誉的干扰，将人从复杂的世俗中解脱出来，在最为本真的生存层面上进行剖析。在这一点上与加缪的手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加缪在《鼠疫》中，通过传染病致使全城封闭，将本来忙碌于经济发展建设、追逐个人名利的市民投放到一个完全禁闭的世界里。让他们暂停所有关于名利的争夺，抛弃虚情假意的殷勤，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到生命存在的事实上。加缪叙事中的另一重要形象——西西弗则是在更为单纯的环境中生存，重复着最为简单而又毫无意义的工作。所有这些灾难主题的反复言说都是一种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阎连科与加缪探讨的都是生命最为原初的命题。相对于整个宇宙的时间和空间来说，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不得不来，不得不走。而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所有的名利对于生命存在这个事实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正如阎连科所说：“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续过程，尊贵卑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④从这个层面上讲，简化后的人生形态是完全相同的，就如西西弗不断重复地推巨石这件事情一样简单。或许只有通过对生命中无法承受的苦难的真切展现，才能抵达生命中最为本真、原初的存在意义。

二、西西弗式的人生困境

如果说人生的苦难能使人获得最为本真的自我，回归到生命原初的意义，那么阎连科作品中对于西西弗式的人生困境的主题性描摹则更加增强了人生存在的真实感。“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⑤孤独的西西弗只能无休止地重复地做着“推巨石”这件事，整个人生都被这荒谬而毫无价值的事所占据，不管西西弗是否在这徒劳的工作中获得了幸福，对于他来说这都是一个难以摆脱的人生困境。这种对同一事件反复言说的形式，在阎连科的创作中同样有着类似的呈现。在《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三代人，始终在为能活过四十、五十而做着谨慎、不惜一切的生的挣扎。从司马笑笑的种油菜、蓝百岁的翻土地到司马蓝的开渠引水，三姓村人做出了最大尺度的牺牲，男人卖皮，女人卖淫。他们并不奢求能够实现常人眼中的长寿，只是想能够像三姓村以外的人一样，活过四十、五十，活到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寿命，而不是因为喉堵病在年纪轻轻时就夭折。“长寿”成为三姓村人一个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尽管在时间上三代人不断承接地努力去打破“活不过四十”的魔咒，但终未获成功，司马蓝的生命也随着“长寿”梦想的破灭而消失殆尽；《受活》中，茅枝婆为受活庄退社的事奔波了一生，受活庄人在经历黑灾、红难、黑罪、红罪与柳鹰雀县长荒唐地购买列宁遗体的灾难之后，茅枝婆终于如愿以偿，但受活庄人是否能够过上真正受活的日子呢？恐怕这还是一个疑问；《丁庄梦》中丁水阳念念不忘让儿子丁辉去给村人磕头赔罪，这个赎罪的想法一直困扰着这位善良而固执的老人；《天宫图》中路六命为还妻子小竹的债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去替人蹲监，还债成了路六命此生的一个困境；而《年月日》所展示的所有关于先爷的生命活动中，守护玉蜀黍是一个中心主题，最终先爷为守护玉蜀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瑶沟人的梦》中作者反复言说村人为让连科当上大队秘书而做的种种努力……从上述作品中不难发现，主人公都在不厌其烦地为一件事情绞尽脑汁，殚精竭虑。而笔者认为在阎连科的部分小说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即作品中将某一事件作为一个话语的中心来结构全文，使人物的一切行动都如辐辏般生发于该事件。该事件一般又是很难实现的，主人公需要如西西弗“推巨石”般地反复实践，使其带有一定的悲剧意义，那么该事件就可以称作是西西弗式的人生困境。因为三姓村人、茅枝婆、路六命、丁水阳或是先爷都无一例外地如西西弗一般将自我的人生交付于同一人生行为。不管是为“长寿”、退社、还债、赎罪抑或是推巨石，主人公的生命存在都是以这些事件作为依托而实现的。阎连科作品中的人物与西西弗所遭遇的人生困境的相像更加是一种精神感染力上的接近，正是这种类似的来自生命的、接近大地的，对于生存体验的真实感受使自我的存在感苏醒，实现人的自为的存在。进一步说，人生困境承载着个人自为的存在，人生困境成了作品中人物实现自我存在、自我承担的手段。

总之，阎连科的小说彰显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这是作者对生命本真的原初意义的开掘，更加表现出作者对生命的热爱与崇敬之情。阎连科所探讨的人的生存意义真切实在，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反思与针砭，折射出作家对于人生存在、历史现实的深度思考。

注释：

①④阎连科：《日光流年》自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页，第2页。

②阎连科：《日光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5页。

③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⑤(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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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阎连科.坚硬如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5]阎连科.丁庄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6]阎连科.瑶沟人的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7]阎连科.和平寓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

[8]高宣扬.萨特的密码[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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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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