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态文明的碰撞和融合
——《三三》新读

唐倩倩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反复描写家乡湘西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善良保守的湘西儿女，赞美质朴的湘西传统文明，充满田园牧歌般的审美情趣，这些蕴涵在文本中的歌颂湘西传统的乡土文明原始美和自然美的审美思想与现代生态批评的美学思想恰好契合。现代生态批评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才能共同美好地永存下去。现代生态批评认为，人与自然只有和睦相处、友好共存，二者才能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沈从文在作品中一再歌颂湘西乡土文明中的自然风光美和湘西人朴素的自然天性美，这种暗含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思想的审美观念无疑符合了现代生态批评的美学思想。尽管沈从文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思想，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完全可以看成他潜在的生态意识。

同时，他在作品中一贯批评的作为湘西乡土文明对立面的城市文明，则在乡土文明的映照下，显得病态，这点也是众多研究者所认可的。研究者一致认为沈从文作品中批判的城市人的“阉寺病”是作家对城市文明病态的典型概括，而这种病态正是由于城市文明中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及自然天性的健康审美观所导致的，城市文明中矫揉造作、一味信奉所谓的“开拓进取”精神恰与现代生态批评思想相左。沈从文作品中出现的这两种相对的文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就可看成两种核心思想截然相反的生态文明：乡村生态文明和城市生态文明。沈从文对二者进行了思考，《三三》在这种思考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因此，本文从这个角度对《三三》进行新的解读。

一、《三三》中对湘西乡村生态文明的勾画

沈从文在作品中不仅热情地歌颂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描绘出一幅湘西原始生态诗情画意的山水画，而且盛赞湘西乡村生态文明中人伦的美好，人际关系的和谐，充满着素朴天然的人性美。《三三》同样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三三》中自然环境是宜人的，生态是和谐的，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生活在健康平衡的生态链中。宁静和谐的湘西乡村孕育出健康、充满生命活力的湘西儿女，反过来，健康灵秀的湘西儿女又维持着安宁平衡的湘西乡村生态。

(一)赏心悦目的自然之美

作品一开头展示的就是清丽秀雅的田园风光，充盈着牧歌般的生活趣味，给乡村生态营造了宁静安详的氛围。“从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比屋连墙，嘉树成荫，正是十分兴旺的样子。往下看，夹溪有无数山田，如堆积蒸糕；因此种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扎了无数水车，用椿木做成横轴同撑柱，圆圆的如一面锣，大小不等竖立在水边。这一群水车，就同一群游手好闲人一样，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咿咿呀呀唱着意义含胡的歌。”[1]278连乡间小路也美不胜收，充满情趣：“母女回到路上走过了一个竹林，竹林里恰正当晚霞的返照，满竹林是金色的光”[1]292，“过桥，过竹林，过小小山坡，道旁露水还湿湿的。金铃子像敲钟一样，叮叮的从草里发出声音来，喜鹊喳喳的叫着从头上飞过去”[1]301。文中展现的是一幅幅生动的乡村风景画：青青的山，静静的水，绿绿的林，幽幽的潭……让人陶醉在湘西美丽的乡村风景中。沈从文在其作品中力图将美丽的故乡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在《三三》中虽是寥寥几笔，但勾画的幽静、灵秀、生机盎然的自然风光，恬淡如意境深远的中国水墨画，明艳如色彩绚丽的西方油画。秀雅明丽的故乡之景为我们展现的是大自然未受毁坏的健康本色。对大自然原始生态由衷的赞美，表现了沈从文对自然深沉的爱，同时体现了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其本人所未曾意识到的生态意识。

(二)和谐素朴的人文之美

与自然环境相成相辅的是人文环境，《三三》中所构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友善的关系以及人自身闲逸的生活状态，宛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这种令人心怡的田园世界正是生态批评所探讨的合乎人类生存的家园。我们就来解读沈从文的理想家园。开头两段说到乡村人利用溪水建筑了碾坊，借用水力建筑了水车，他们巧用自然，借助自然力，既节约了劳动，又不伤害自然界，真是一举两得！这种因势利导利用自然的方式与工业革命以来巧取豪夺自然的方式完全不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不顾自然的承载能力，一味向自然索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湘西人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显示了湘西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

《三三》中乡里邻里和善的关系，人们间浓浓的情谊也是沈从文极力赞美的和谐生态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三三》中勾勒出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一个堡寨里只有这样一座碾坊，所以凡是堡子里碾米的是都归这碾坊包办。成天有人轮流挑了仓谷来，把谷子倒进石槽里去后，抽去水闸的板，梘槽里水冲动了下面的暗轮，石磨盘带着动情的声音，即刻就转动起来了。”[1]278这段话中“轮流”一词显示了湘西世界原始的美好人伦关系。偌大一个堡寨只有一座碾坊，碾农作物便是不小的问题，大家没有你抢我夺、霸占和自我的意识，表现出乡邻和睦的关系，反映出单纯的社会关系和美好的社会秩序。“轮流”的“约定”显示了湘西乡村的安宁，表现出牧歌式的纯美，人与人处于一种无秩序中的有秩序，近似一种原始状态下的公约，安放在人们心中的自然天枰恰当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这个美丽的湘西充满着素朴的人文之美。这种人文之美不是现代城市文明中刻意宣扬、渲染的人文主义精神，而是湘西世界本身所蕴涵的充满原始的生命力精神。

母亲对“越轨”钓鱼者的宽容及其豁达的气度也显示了湘西人美丽的心灵及和睦的人际关系。人与人处在和谐美好的生态关系上：“去一会儿，或停顿在什么人家喝一杯蜜茶，荷包里塞满了榛子、胡桃，预备回家时，有月亮天，什么也不用，就可以走回家。”[1]281虽是随手一笔，却传达出乡邻间浓浓的温情。乡里人也许物质上紧巴点，但有的决不吝啬，家里来了客人总会热情招待，走时也要客人带些礼物回去。榛子、胡桃是乡土文明的象征，荷包里装满的是清新的乡土气息、淳朴的乡村文化。

同时，沈从文在作品中描写了人自身闲适的生活状态，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这正是对现代城市快节奏生活的一种反照。三三在母亲日复一日的作碾中与世无争、无忧无虑地长大了，长大的是一颗纯真的童心。牧歌般的世界，简单恬静的环境使她成为一个善良、单纯的姑娘——心灵处子般宁静、纯洁，没有受到恶浊、丑陋思想的污染，拥有着简单快乐的生活，生命处于原始式的混沌，这是乡村文明中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它使湘西儿女散发着泥土般清新的气息，而不是现代都市生活重负下令人窒息的压抑感。

还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因为黄昏太美，三三不久又停顿在前面枫树下了，还要母亲也陪她坐一会，送那片云过去再走。”[1]293现代人喜欢阅读描写自然风景的书籍，而且热衷于观光旅游，却无法欣赏到身边的自然之美。三三，没有知识文化，更没有所谓文学素养的一个小姑娘却被自然的美所吸引，驻足观赏，可以说是与自然相通的自然之子。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湘西儿女轻松悠哉的生活状态，只有在安适的生活状态下才可能有情怀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而生活在繁忙都市的人们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闲暇的。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虽用简洁的文字来勾勒湘西世界的乡村生存状态，但建造了一个自然美、人文美合二为一的理想天堂。在这里，有着让人陶醉、陶冶情操的美景，有着让人身心舒坦的友爱的乡邻，有着适宜的舒缓的生活节奏，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睦，人自身自在的乡村生态文明就展现在读者眼前。虽然沈从文写作的最初意图不会考虑到故土的生态问题，但无形中却体现了他潜在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

二、乡村生态背景下的城市生态文明

沈从文一再自称“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乏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情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2]120，坚持与城市人不同。在他的作品中也一再描述城市人的各种恶疾，尤其在后期的创作中，如《八骏图》体现出典型的城市人的“阉寺病”，以此来反映他对城市文明的反感，嘲讽城市文明的虚伪和病态。《三三》中，沈从文同样描写了城市文明，并且在乡村生态背景的映照下对城市生态文明进行了管中窥豹的反映。

在沈从文的笔下，城市文明一向以病态的形象出现，《三三》也不例外。《三三》中出现的城里人是一白脸青年男子，他是城市文明代表之一。他的出场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是拄着拐杖，作为病人的形象出现的，反映了沈从文对城市文明整体的看法——病，是不康健的。《三三》中反复用“白色”来形容城里人：“白裤白鞋”、“白白的脸”，“脸也总是很白的”。“白色”没有血色，是病态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吉利的颜色，它常常与丧事、疾病联系在一起的。而《三三》中城市人出现的地方，几乎都与白色相连，再次表明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病态的肯定。此外，提到城里人，宋家婶子说道：“城里人喜欢害病，所以病的名字特别多。我们不能因害病耽搁事情，所以除打摆子只发烧肚泻，别的名字的病，也就不到乡下了。”[1]285乡下人不明白城里人为何老是生病，而且是稀奇古怪的病。城里人之所以得病，恐怕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脆弱，不康健，还有心理上的各种“症状”。“因为‘城市中人’被‘现代社会’所累，‘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3]15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无疑符合了生态批评对都市文明的反思，因为城市文明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扭曲了人的本质。

城市文明另一个鲜明特色是不尊重自然，与自然为敌。城市文明从一开始出现，就以脱离自然和征服自然为标志。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城市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生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整个世界的城市化也迅速地发展。“然而，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并不表现为正确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在自然能够承载范围内适度地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在很多情况下，却表现为干扰自然进程、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美和生态平衡、透支甚至耗尽自然资源。”[4]177沈从文生活的那个时代，环境还未受到如此大的破坏，但他对城市文明破坏自然的本质显然有所感觉。《三三》中沈从文写到了这样的认识。城里人一开始与三三交谈，就显示出敌视自然的态度：“你住在这个山沟边，不怕大水把你冲去吗？”[1]283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一直有着极大的内涵，是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体现，而城市人想到的是水对人的危害。城市人长期远离自然，来到乡下养病，而一旦处于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就天然地恐惧自然，害怕自然带来灾害。殊不知，人类狂妄征服、统治自然的行为才是导致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他们对自然界的生灵也是心存惧怕：“你城里人只怕狗，见了狗也害怕，还笑人，真亏你不羞。”[1]282狗是自然界的生灵，这里也是自然的象征。城市人一贯高高在上，却连一条小狗也怕，这实质上也是对自然的惧怕。同时，既体现了沈从文对城市人征服自然的愚妄企图的嘲讽，也体现了他对城市文明与自然相对立的认识。城里人还有“开河”，其来到乡村就想对乡村进行改造，显示出征服自然的愚妄和改造乡村的“气魄”。城市文明就是以这样一种支配、征服自然的面孔展现它进攻的姿态。城市文明正是建立在肆意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之上的，对自然不尊重、不顺应。因此，在乡村生态背景下的城市生态文明是不健康的、病态的，而且以敌视的态度试图征服和进攻自然。

三、城乡生态文明的对照

“沈从文仿佛有两种笔墨，能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掉转过来观察商业化都市的时候，便不禁露出讽刺的尖刻。”[5]281沈从文在他的创作中，一贯表现“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城乡生态文明最本质的区别是对待自然的态度。乡村生态文明对于自然是尊重、顺应。“沈从文小说精神结构的核心就是以自然作为抨击都市文明的尺度，从而建立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自然的生命形式’。”[6]231乡村生态文明正是沈从文所提倡的健康的自然的生命形式。文中所展示的三三的衣服全是绿色的，绿色正是大自然健康的肤色，生命的象征，也与生态美学提出的“绿色生态”、“绿色地球”相契合。沈从文喜用黑色来描写笔下的乡下人：《边城》中黝黑的翠翠，《湘行散记》中黑而俏的夭夭……《三三》中三三也是黑红色的脸，黑红色与描写城里人惯用的白色形成鲜明对比。黑色也是劳动人民健壮的表现。两类颜色的对比映照下显出乡村生态文明的健康生命力，城市生态文明的病态。

而“他的小说在反映乡村和城市时体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向，对前者倾注了质朴而浓郁的温情，尽情书写乡村世界的爱与美，而对后者则运用充满机智的反讽，显示出对都市人性的批评深度”[7]30。乡村生态文明处处充盈着温馨的爱与美，这是符合自然及自然天性的。而城市生态文明却是以反自然的面貌出现，违背自然及自然天性，二者截然对立。进一步来看，从城乡生态文明之间相互对待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质特征。先从城市文明对待乡村文明来看，城市生态文明一开始就以办学校、开河的积极姿态入侵乡村生态文明。白脸男子对三三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开要娶三三的玩笑就可以看出城市生态文明对乡村生态文明所持有的优越姿态。三三也意识到城里人的无礼态度，但是也坚守自己的尊严：“我们诅咒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物质正是城市进攻乡村的武器，这时乡村生态还经受得住城市文明的诱惑，保持着自身的平衡，因此有抵挡城市文明的意识和能力。乡村生态文明对待城市生态文明则是一种“礼尚往来”的态度，即“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犯我，我必抵御”，“你示之以友好，我报之以友好”。乡村生态文明的抵御行为源于城市生态文明进攻的姿态，而城市生态文明一旦以友好的方式对待乡村文明，乡村也同样以友好回应它。但能够看到的是乡村生态文明自始至终都没有进攻过城市文明，一方面是它的保守性，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的劣势地位。但乡村文明中所拥有的与自然接近的包容，融合的先天性气质，是它符合生态美学的原因。而城市生态文明对自然、人类具有的杀伤力却是生态美学批判它的原因之一。

四、沈从文对湘西乡村生态文明的思考

乡村生态文明与城市生态文明同时出现在一个时空下，必然要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沈从文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湘西世界乡村生态文明怎样遭受城市生态文明的入侵，以及随之带来的改变，从中可看出沈从文对湘西生态世界的思考。

乡村生态文明遭到城市生态文明的侵入后，必然要发生变化。首先反映在三三母女的心理上，三三母女自接触了城里人以后，便对城市有莫名的好奇和朦胧的向往。她们带着向往想象城里的生活——富足优越：许多好房子、花绸衣服、丫头服侍、车马……这些从本质上说，便是物质的诱惑。乡里人虽是抵制城里人用优越物质来歧视自己，但心底是渴求物质的。追求更好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本身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反映出乡里人有了对物质的欲望。在物质欲望上影响着乡村的城市也在教育、科学上影响着它。母亲带着钦慕的语气说城里人会写字，读过书。三三梦中的城“就是两百个白帽子女人的城”，白帽子是看护的帽子，看护是科学的代表。教育、科学是现代文明中进步的一面，乡村文明对它们是肯定的，并愿意接受。乡村生态被城市生态文明影响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一面，即不愿改变的难以割舍的东西。三三虽幻想着进城，但是她也想到进了城，她的那些鱼、鸭子、花猫、碾坊要一起带着。碾坊、鱼、鸭子都是乡村生态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湘西世界乡村生态固有的自然因子。乡村生态也保持着本身原有的健康自然的事物。

沈从文在《三三》中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两方面构建了风景美、民风淳朴的乡村生态文明，这种乡村原生态文明与自然和谐共处，人际关系亦是和谐，反映出沈从文所赞美的湘西世界自然健康的乡村生态。但是沈从文并非一味歌颂湘西原始的乡村文明，而是对其蒙昧、落后的状态进行了反思，意识到教育、科学应该被引入乡村。沈从文肯定乡村生态文明要接受城市生态文明的影响，二者应该相互影响，寻求对方的优点对自己加以弥补。这是符合生态美学的整体生态观的。

五、《三三》在沈从文作品中的地位和意义

沈从文在早期的作品中大多描写家乡风土人情，对家乡的描绘不仅仅是对故乡原始淳朴的生活方式的讴歌，更是他对家乡乡土文明的肯定，对它乐观、自信的态度。《三三》发表于1931年，然而在《三三》之前的作品，如《夫妇》(1929)、《萧萧》(1930)、《丈夫》(1930)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开始在描写乡村文明的同时引进城市文明，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城市对乡村的影响。“在1928年后，沈从文摆脱了初期幼稚，他的表现湘西下层人民特质的‘生命形式’的小说纯熟了。他对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5]277，城市文明以其强劲的势头逐渐冲破了乡村文明的抵御防线。作品《夫妇》中姓璜的城里人用城市人的身体调节乡里人的纷争，《萧萧》中萧萧气恼时要做女学生(女学生是城市的象征)，《丈夫》中妻子的城市化，水保(城市的象征)的盛气凌人，这些都是沈从文对城市文明影响乡村文明的写照。但从文本中看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并没有太大的冲击，乡村文明还保持着原有的生态状况：《夫妇》中姓璜的城里人被青年夫妇自然的生命欲求打动，《萧萧》中，女学生没有给萧萧带来追求自由的生命意识，《丈夫》中夫妻俩最终回到乡下，这些表明乡村文明自有的自足性，也反映出沈从文对乡村文明自信的态度。

但从《三三》开始，三三母女对城的好奇与向往，母亲对读书人的钦慕，三三的“两百个看护”的梦，都表明沈从文一反以往的自信态度，开始客观冷静地剖析湘西的乡村文明，认为湘西原生态文明应当引入城市的先进、文明，而且清醒地看到湘西原生态文明的逐渐衰落。在《三三》后，沈从文的这种意识表现得更加明显。《边城》中代表湘西乡村文明的白塔的倒塌，标志乡村文明的垮倒，结尾翠翠无奈的不可知的未来都宣告沈从文对湘西生态文明的悲剧意识的增强。随后的《湘行散记》中记录了鸦片对湘西人的毒害、军队混乱带来的萧瑟、湘西人逐渐背井离乡追逐世俗的梦想——做军官、伟人，以及大批人从军后受恶俗思想的影响所带来的变化等等，湘西朴素的自然美逐渐失去光环。“《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实验过了。”[8]340

随着时代的前进，沈从文彻底地从他的湘西神话中清醒过来。他清楚地明白他梦中的湘西乡村文明禁不起城市文明侵袭的狂风。1948年出版的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长河》中他的悲剧意识完全显露。这部小说谈到大批受教育的湘西人的巨大变化——做作，尤其写到队长对夭夭的垂涎及其作威作福的丑恶行为，都表现了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践踏及城市文明的锐不可当。“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奈，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8]338城市文明彻底摧垮乡村生态文明原有的自然美和朴素美，乡村文明固有的优良传统被打破了，失去了自我，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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