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在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传播

江蓉蓉，王建军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成语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种固定组合。整体性和稳固性是成语在言语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两项主要特质，但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是相对的。潘允中先生指出：“成语、典故并不是汉族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它们是汉语历史发展的结果。”①

成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它被传播与被接受的过程，也即成语不断调整并走向定型的过程。因此，成语的传播归根结底是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传播并不是无迹可寻的，不妨从语形、读音、意义以及来源这四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成语选择性传播的方式

(一)语形的选择

成语选择性传播的第一种方式是形式的选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异体成语上。许肇本、段益民编撰的《通用·异体成语词典》共收常见的通用、异体成语1 045组②，可见异体成语数量不少。异体成语和成语的基本形式(即通用形式)处于共时平面上，使用上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在成语词典中，异体成语可以单独列出，也可以附列于通用形式之后，用“也作”“亦作”加以标注。笔者曾对四川辞书出版社发行的《汉语成语词典》音序D部分的成语作过粗略的统计，在所有565个成语中，异体成语共有207个，其中作为附属形式的有134个，单立条目的有73个。从通用成语与异体成语的比较来看，语形的选择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1.语素的替换

语素是音义的结合体。语素的替换可从音义两方面着眼。

其一是语音的替换，替换的语素可以音同或音近。例如：

走投无路——走头无路

名不副实——名不符实

虽然这些音同或音近的语素义不同，相关的成语义却差别甚微，有的根本就没有差别。

其二是语义的替换。这种替换有的属于同类或者同义语素的替换，有的则属于通假字或者古今字的替换。例如：

猴年马月——驴年马月

博闻强识——博闻强志

属于同类或同义语素语义替换的成语在意义上有区别；属于通假字或古今字替换的成语在意义上则完全无别。

2.语序的调整

语序不同是异体成语中最普遍的现象。语序的调整包括规则和不规则两种。规则的调整是指成语前后两部分的位置互换，一般不改变成语的构造；不规则的调整是指成语中某些成分位置的随意调换，通常会改变成语的构造。例如：

规则替换例：断编残简——残简断编

不规划替换例：不自量力——自不量力

语序的调整有可能改变成语的韵律模式(如“千疮百孔”为“平平仄仄”，“百孔千疮”为“仄仄平平”)，也有可能改变语法构造(如“班门弄斧”为偏正式，“弄斧班门”为补充式)，但一般不会引起意义的改变。可以说，异序成语都是同义且等用的成语。

3.长度的伸缩

汉语成语的常规形式是四字格，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因此，长的成语大多被压缩成四字格。例如：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千虑一失

近水楼台先得月——近水楼台

不过，这种机制偶尔也会失效，四字格成语也有扩展的情形。例如：

图穷匕见——图穷匕首见

威武不屈——威武不能屈

但相比之下，成语的缩略形式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其扩展形式。

成语长度的伸缩往往会改变成语原有的语法构造，但一般不改变成语的意义和用法。对成语而言，长度显然属于一种非致变因素。

4.结构的变化

部分成语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结构上的变化，特别是在语序出现不规则调整时。例如：

天翻地覆(主谓+主谓)——翻天覆地(动宾+动宾)

忘乎所以(动补)——忘其所以(动宾)

成语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如，“前车之鉴”强调前面翻车的教训，“前车可鉴”则强调吸取教训。又如，“翻天覆地”在句中可作定语和谓语，而“天翻地覆”一般只作定语。

在成语传播过程中，大部分异体形式是出于语言使用者的自觉行为，或求形象，或求精细，或求简约通俗，如将“巧言如舌”、“揠苗助长”分别改成“巧舌如簧”、“拔苗助长”。但不排除个别形式是因讹误而生，如“垂手可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唾手可得”的一种误用。尽管成语的异体形式和通用形式并存，但彼此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成语的两种形式意义相同，功能一致，现代汉语中可以等用，如“每况愈下”和“每下愈况”。有些成语则一般取通用形式，异体形式基本不被认可，例如取“按部就班”而不取“按步就班”。

(二)音读的选择

成语大部分来自古代典籍。前人在成语的读音问题上长期奉行厚古薄今的做法，造成了部分成语的异读现象。在古读的去留问题上，现代成语一般采取以下三种处理手法。

1.保留古音

成语中的专名异读、通假异读一般都得以保留。保留专名异读是普通辞书的一条注音底线，成语词典当然也不例外。如“绿林”，“绿”古音读“lù”，作为成语的“绿林好汉”势必保留古音“lù”才能让人更好地理解。在通假异读中，很多古音也被保留了下来，这是为了准确理解成语的意义。如“一暴十寒”中的“暴”通“曝”，之所以读“pù”而不读“bào”，是因为“暴”本身不具有“曝露”的意思。

2.改读今音

这种情况下古音一般没有特殊的区别作用，保留只会加重使用者的记忆负担，于是就逐渐在成语的传播过程中被淘汰了。“叶公好龙”中的“叶”古读“shé”，现已改读“yè”，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这个成语的理解。一些数量不多的异义异读也被废除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乐”。它原有三读，当“爱好”讲读“yào”，当“快乐”讲读“lè”，当“音乐”讲读“yu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lè”、“yuè”两读，将表“爱好”义的“yào”改读为“lè”。“仁者乐山”中的“乐”就读为“lè”，而不再读“yào”。

3.古今音共存

这种情况常出现在区别性异读中。区别性异读即成语中某个成分有特殊的文言用法，必须保留古读以显示其与常规用法的区别，如“虚与委蛇”与“杯弓蛇影”中的“蛇”明显非一物，只能以一古读一今读的方式加以区别。成语的区别性异读大多因多音多义字而生。保留这些读音，既是出于音义关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成语生成的根本前提。如多音多义字“重”，在“重峦叠嶂”“重振旗鼓”等成语中表达“重叠”“重新”等意义，读“chóng”；而在“德高望重”“重于泰山”等成语中表达“分量重”“沉重”等意义，读“zhòng”。这些读音代表不同的意义和用法，不可混淆。

(三)意义的选择

成语的意义同样经历了时代的选择。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成语的意义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成语转义(比喻义和引申义)的萌生。成语的本义具有特定性和形象性，转义则借助联想、类比等方式趋于普遍和抽象。成语的转义流行后，往往对其本义产生抑制或覆盖作用。如“满城风雨”，原来指重阳节前后的气象，后比喻某事传开后引起轰动和议论。现在人们使用这个成语时，大多只知道它的比喻义，对其本义则不甚了了。成语的转义能否进入辞书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如“守株待兔”目前有三个转义：(1)比喻死守经验，不知变通；(2)比喻妄想不劳而获，侥幸成功；(3)比喻警察隐蔽在嫌疑犯经常活动的地方伺机抓捕。前两个意义已得到权威辞书的承认，后一个意义还处于试用阶段，结果尚难预料。

成语感情色彩的变化也是其意义异化的一种方式，如“明目张胆”、“始作俑者”、“粉墨登场”等。“明目张胆”是由褒转贬的典型案例，原指人有胆量、有见识，敢于伸张正义，宋代以后则表示人公然干坏事且无所顾忌。“始作俑者”经历的是去贬的过程，最早指用俑殉葬的人，后喻指开某种不良风气或始做某事的人，现在泛指一切风气或事情的开创者，贬性淡化。“粉墨登场”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之路，原指演员化妆后上台演出(中性)，后比喻经过打扮登上社会舞台(含贬义)，近年来多表示人物经包装后再度现身(回归中性)。这些成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基本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辞书有的加以反映，有的则未作理会。

成语意义异化的另一种方式是后起义对本义的背离，前后意义发生逆转。如“逃之夭夭”尽管本自“桃之夭夭”，但意义毫无关联。类似的成语还有“空穴来风”、“七月流火”等。“空穴来风”原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来源，现多用来比喻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前后释义完全相反。“七月流火”原指二十八宿中的火宿夏历七月以后逐渐偏西，表示天气转凉，现在常用来指七月的天气仍然炎热。这两个成语中，“空穴来风”的新义已被权威辞书认可。“七月流火”的新用法虽尚未被辞书接纳，但社会影响已不小。不难发现，无论成语的后起义如何异化，都须以本义为支点。在成语的选择上，本义仍是人们思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总之，成语在传播过程中，其理性意义和感情色彩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选择和调整。这种选择和调整是由语言的社会性决定的。任何一个成语，只要其新义为社会所接纳和认同，我们就应该给予其合法的地位，将之及时收入成语词典。

(四)载体的选择

成语的历史研究表明，成语根植于雅言。早期的雅言未必是当时的共同语，更可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内部使用的一种上流社会语言，它明显区别于平民阶层使用的俚俗语言③。成语的来源决定了它偏向于选择雅言来作为它的传播载体。成语的以下四个特性似可为证。

1.经典性

成语主要源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典故、宗教用语等。源自神话的如“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源自寓言的有“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源自历史典故的有“退避三舍”、“背水一战”等；源自宗教的如“不二法门”、“回光返照”等。上述成语大多被保存和记录在传世文献中。这些文献的语言大致隶属于雅言系统。

2.古雅性

成语主要出自士人(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的语言态度历来保守，在语词使用方面偏爱古雅。“既古且雅是成语初始和最本质的特征”④。“成语”的概念就是其古雅性的一个力证。据陈秀兰考证，“成语”最早(东汉)被称为“成言”，六朝时称“陈言”、“成辞”，宋代始用今称⑤。无论是“成言”“陈言”“成辞”还是“成语”，都指现成的古人之语，其古雅色彩自不待言。即使是古代文献中的“鄙谚”和“谚曰”也同样具有古雅性，千百年来，这些民间创作的语言早已被打上了古雅的烙印。例如：

谚曰：“狼子野心。”(《左传·宣公四年》)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

3.定型性

成语定型于四字格，也是雅言选择的结果。和雅言相应的文学形式是雅文学。《诗经》是雅文学最初的代表，其四言体式的影响很大，加之它又迎合了中华民族“重偶轻奇”的文化审美心理，使四言体式一时独领风骚。魏晋南北朝时的骈文更将四言体推向了高峰。真正的成语恰恰诞育于魏晋南北朝，四字格自然成为成语最风行的形式。据统计，《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共收成语17 934条，其中四音节构成的有17 410条，约占总数的97.08%，非四音节构成的有524个，仅占2.92%，可见四字格是成语的主流形式，以致不少非四字格的成语被改造成四字格。例见上文，此处不赘。

4.化俗性

俗语和成语是熟语的两个分支，泾渭分明，但不容否认，历史上一些俗语已经加入了成语的行列，如翟灏《通俗编》收录的“束手无策”、“推心置腹”等，胡朴安《俗语典》收录的“天衣无缝”、“味同嚼蜡”等。上述俗语都已被《中国成语大辞典》收录，成为名正言顺的成语了。俗语过渡为成语是典型的脱俗入雅之举，即成语的化俗性。周荐对此有论述：“古谚虽然有些历史也很久远，也可以出现在权威的著作中，却是大众创作的成品，在权威著作中出现只是被引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也正因此，语言发展史上鲜有成语‘纡尊降贵’变为谚语者，却只有谚语向成语‘靠拢’、变为成语的情况。”⑥必须指出，化为成语的俗语多是古典俗语。由古及雅是语词语体色彩的一条蜕变轨迹。因此，现行的一些俗语如“勤俭持家”、“吆五喝六”等尚不具备转化为成语的资格。

二、成语进行选择性传播的成因

成语的发展是由语言的内外因素共同促成的，成语的选择性传播也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产物。

(一)社会发展的需求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汇则堪称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社会对词汇的去留和存在方式都会作出选择。成语作为词汇的一部分，也反映出社会对词汇的选择。如上文提到的“守株待兔”，由于其独特的形象性和寓意，已经被赋予了两种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又被赋予了新意。语言使用者的这种选择既切合了“守株待兔”的历史本源，又注入了时代元素，极具表现力。虽然此义项还没被正式收入辞书，但其生命力毋庸置疑。

(二)语言系统的制约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严密系统，三者互相制约。成语作为一种特定的词汇现象，其传播过程必然受到上述要素的影响。

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比较繁难。随着浊音清化、入声韵尾消失等变化，汉语的音节结构日趋简化，由此产生了大量同音词，同音词的增加使同音异形的成语大量产生。

词义也属于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新陈代谢和人们认知能力的改善，词义日趋细密，古代的一个词往往会在后世衍生出一批同义词和类义词。同义词和类义词的增加使语义替代成为必然，于是同义异形的成语也大量产生。

语法尽管是语言系统中较稳定的要素，但不可能一成不变。异序成语的存在正体现了语法变化对成语选择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可以从成语中捕捉古代语法的遗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窥测近现代语法的影响。如，“一以当十”反映的是先秦语序，“以一当十”反映的是后世语序。

汉语与汉字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密切关系使汉语的任何发展变化均不能置汉字于不顾。广为存在的通假字、古今字和异体字就在成语的选择性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语用功能的需要

成语作为词汇中较活跃的板块，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势必受到语用因素的影响，而又以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尤为显著。

1.语言交际的经济和明确原则

经济原则是指语言运用过程中语句的长度与语句取得的表达和修辞效果的最佳结合。成语的缩略就是语言经济原则的具体体现，四字格的简约性和包容性使之成为成语的首选格式。语言的经济原则往往离不开语言的明确原则。成语的同义替代和古音被淘汰的事实生动地演绎了语言的明确原则。同义和类义替代就是人们用更熟悉的知识来认知事物。从“被宠若惊”到“受宠若惊”，从“比比皆然”到“比比皆是”，后者的形式更明了、合理，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可以说，成语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做的一切选择都是语言的经济原则和明确原则共同运作的结果。

2.语言使用者的直接干预

成语为人所用，人对成语的干预有时是十分显著的。成语的活用往往反映出成语使用者对成语独特的心理感悟。如“护疾忌医”和“讳疾忌医”，前者出自周敦颐《通书二·过》：“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后者出自朱熹《与田侍郎》：“此究其根源，加深保养，不可归咎求节，讳疾忌医也。”朱熹比周敦颐晚，显然“讳疾忌医”当本自“护疾忌医”，属于朱熹的一种活用，用意有所不同。成语的活用是语言使用者有意而为，成语的讹用则是一种无意选择。造成讹误的原因很多，或者由于成语原有形式、意义过于冷僻，或者出于使用者的想当然。如陆澹安曾就《红楼梦》中出现的成语“信口开河”作了如下说明：“随口乱说。‘开河’应作‘开合’。”⑦也许“河”在表义上比“合”更具生动性，人们便以讹传讹，习非成是，“信口开河”终于成了通用形式。对成语的意义，人们有时难免断章取义或作浅显理解。比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原指培养人才不易。后来，人们将理解的重点指向“十年”“百年”这两个词，于是成语的意义就变成了“培养人才需要很长时间”。无论是成语的活用还是讹用，只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并为社会所认可，其形式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成语的定式。

3.语言使用者的文化和心理

词汇是民族文化积淀的产物，成语是其中最富有文化特质的部分，这就意味着成语的产生与发展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涉及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复杂问题。应该说，汉民族的“重偶轻奇”审美心理和重对称求平衡的思维定势对于成语选择四字格作为基本形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四字格结构匀称，韵律和谐，美学效果强，因而极具能产性。另外，中国文化一直盛行求“雅”求“正”之风，这对成语选择雅言系统作为自己的存身之所也有一定的影响。成语立足于雅言系统，选择雅文学作为自己的传播媒介，无疑提升了自身的地位，扩大了影响力。

三、结语

成语在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传播覆盖了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透视整个过程，不难从中归结出成语传播的几个历史趋势：

其一，字面上从俗。尽管成语以古雅性为基点，但古雅性是相对的。为了适应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成语必须在字面上作出调整，才能与时俱进。这种字面调整主要着眼于两点：一是将文言字改为现代字，如“揠苗助长”之于“拔苗助长”；二是将生僻义改为常用义，如“百折不挠”之于“百折不回”。

其二，音读上从雅。成语在读音上历来具有存正求雅的倾向，因此成语保留了最多的古读。这些古读可以给后人提供一定的历史语音信息，如“否(pǐ)极泰来”、“暴虎冯(píng)河”一向被视作“古无轻唇音”的例证。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古读为今读所取代，例见上文“仁者乐山”。

其三，格式上从一。成语格式本无严格的定式。中古以后，四字格逐渐成为成语的强势格式。强势格式其实就是范式，因此非四字格的成语大多遭到了同化，后世新兴的成语更是唯四字格是从。成语格式的一统性也利于它撇清与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的关系，避免了不必要的纠缠。

总之，成语的选择过程是一个既有所保留又发生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内外因素共同运作，导致了成语选择性传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注释：

①潘允中：《汉语成语、典故的形成和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第100页。

②许肇本、段益民：《通用·异体成语词典》，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凡例。

③⑥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5页，第293页。

④王建军：《中古成语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动因》，《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第65页。

⑤陈秀兰：《“成语”探源》，《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第79页。

⑦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