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汉习语互译谈归化与异化的应用

石英

(河南大学外语部，河南 开封 475001)

翻译是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交流与沟通。语言用以表意，而文化用以传神。成功的译作既要能准确传递原文的意义内涵，又要有效体现源语与译入语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共性与特性；既能照顾到译文读者的语言心理习惯，同时又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风貌，使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读者在阅读中既可领略到异域文化的风采，又能感受到阅读的快乐。因此，如何斟酌文化的异同因素对译文的影响，并通过不同的语言符号体系转换，实现译文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与神的结合，使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原文对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语用效果是翻译实践中颇费思忖的难题。笔者认为，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的归化翻译策略和异化翻译策略为处理翻译实践中源语与目标语间的文化差异提供了灵活的手段与更多回旋空间。

一、归化法与异化法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两种貌似对立的策略，前者主张以源语文化和原文作者为归宿，而后者坚持以目标语文化和译文读者为归宿。归化翻译策略以提倡通顺为特点，主张在翻译过程中，沿用目标语的习俗与文化，利用目标语自身的语言文化素材来体现源语的语用意图，即，“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故译文读者无须为理解源语信息而一定得接受源语的文化模式。”[1]例如：英语习语“to grow like mushrooms”汉译时可直接用汉语成语“雨后春笋”来译[2]。而异化翻译策略则主张存异，而不是求同，要求“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3]。与归化派相反，翻译中异化派倡导故意打破目标语的习俗与惯例，而借用源语固有的语言文化素材来实现源语的语用意图，以保留原文的风貌与源语文化的异域性，以突出原文之“异”。“这些译者对读者毫不妥协，要求读者接受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4]例如，对英语习语“All roads lead to Rome”的汉译，异化派不会因为汉语中有“殊途同归”这一相似说法而迁就汉语文化的习惯，而是坚持将它译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两种翻译策略各有侧重，但也各有长短。采用了归化的译作，读起来更通顺易懂，因而更易于读者克服文化障碍，避免文化冲突，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尽享阅读的乐趣。但是，过分以读者为中心，过度归化，则难免会使译作失去源语文化特色，削弱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异化策略的使用也一样。采用异化固然更有利于展现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与丰富其语言表达形式，但是，一味坚持异化、排斥归化则必然导致译文晦涩难懂，最终难以为读者所接受。“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5]笔者认为，正如翻译实践中没有纯粹的直译与意译，翻译的文化原则中也没有绝对的归化与异化。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应该也完全能够取长补短，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再现原文语义，重构原文语境，形神兼备地传达原文语用意图，实现促进文化交流的翻译目的。

在翻译实践中，笔者发现，如何处理原文中出现的习语是最令译者棘手的难题之一。习语作为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人民日常生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语言洗练，结构精巧，寓意深刻，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与浓郁的地域色彩，可谓文化的精华与浓缩，因此它们是展现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在处理文化差异中共存与兼容的重要领域。笔者拟从分析习语的形式、语义及文化特征入手，以英汉习语的互译为例，探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对跨文化交际和文化移植的作用。

二、归化与异化在英汉习语互译中的应用

习语是语言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语言发展及使用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其语言生动活泼，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具有特别的文化根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从形式上看，习语或短小精炼、概括简约，或格式精巧、合辙押韵；从内容上看，习语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具有语义双重性(一层是字面意义，也称表面意义；另一层是引申意义，也称深层意义)；习语大多通过类比、隐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的使用，巧妙、委婉地传达自身的语用意图，以使读者领悟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可见，习语是语言中形、韵、意、神的最佳结合。习语形式与内容上的固有特征决定了习语的翻译必须兼顾形似、韵和、意会，神传。即译入语在形式上类似于本民族习语，简短整齐；音律上体现习语风格，押韵上口；语义上不改源语初衷，贴切准确；神韵上形象传神，传递原文风采。四点缺一不可。

由习语的特征可见，单纯的归化翻译策略或异化翻译策略均无法达到习语这一特殊语言形式的翻译要求。习语的翻译，笔者认为唯有将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相结合，根据所译习语的具体特点，权衡使用两种策略，才能真正做到严复先生所提倡的“信、达、雅”。

(一)以相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或相似内涵意义的习语

人类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需要与思维情感。尽管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地域，但人人都要吃饭穿衣，抵御风寒，保障安全，人人都渴望亲情、友情，都需要在人群中获得他人的认同与尊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都有着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这就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共性，在语言中这种文化共性体现为不同语言间习语内容与结构的惊人相似。例如，英语中有“walls have ears”，“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等习语，而汉语中也有“隔墙有耳”、“趁热打铁”、“血浓于水”的说法。

对于这类形、意、喻义完全相同的习语的翻译，异化直译是不二选择，即在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的基础上，在不引起读者错误联想与误解的前提下，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语言风格、比喻形象与民族色彩。例如，英语习语“sit on pins and needles”可直接译为汉语习语“如坐针毡”，“as light as a feather”译为“轻如鸿毛”，“like a bolt from the blue”译为“晴天霹雳”，“fish in troubled water”译为“浑水摸鱼”，“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译为“事实胜于雄辩”。再如，汉语习语“欲速则不达”可直译为英语习语“More haste，less speed”，“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可译为“A weasel wishing happy new year to a chicken harbors no good intentions”。从以上英汉习语的互译可以看出，采用异化直译的译文，所译习语的形象与喻义完全可以为读者接受，阅读中读者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原文而且还获得了新的信息，增加了对异域文化的了解。通过异化直译，译者在保留源语文化形象的同时，成功传达出其语用意义，从而使得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成功实施。

(二)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或相似内涵意义的习语

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决定了人们多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继而产生了不同的习俗、宗教与文化。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是相对的、缓慢的，而差异是绝对的、巨大的。由于文化的差异，习语作为既带有鲜明形象又包含丰富联想意义的语言形式，在表达相同联想意义时，往往选用不同的形象进行表达，这一点在与动物相关的习语中尤为明显。“动物为人类作了许多贡献，有一项重要的常常被人们忽视的贡献是，动物大大丰富了语言。”[6]例如，汉语文化中蝙蝠具有吉祥、幸福的象征意义，而在英语文化中，它们则是一群丑陋、凶恶的吸血鬼。又如，龙在汉语文化中象征着力量，象征着飞黄腾达与至高无上，而在英语文化中它们则是丑陋、凶残的象征。再如，狗在英语文化中是人类最忠诚亲密的伙伴，因而在英语习语中常常用狗来比喻人的行为，以示亲昵，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则多带有贬义，如“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等。对于这一类数量众多、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内涵意义的习语，翻译时必须置身源语的文化背景中去仔细揣摩，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恰当结合，或进行巧妙的形象替换，或灵活采取意译，或在意译的同时辅以注释，以使译文既保留源语的原味，又能为读者所接受。

在不改变源语语义的前提下，与动物相关的习语的英汉互译最好采取形象替换，即将源语中的动物形象转变为目标语文化中表达相同或相似内涵意义的动物形象。例如，英语习语“fraidy-cat”的汉译，将其译为“胆小如鼠”显然比其直译“胆小如猫”更易被中国读者领会；同样，“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中的“猫”最好用“马”来替换，汉语习语“露马脚”与它有着相同的内涵。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The scalded dog fears cold water”可译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dog eat dog”则译为“人吃人”最传神。含有动物以外其他不同文化词汇的英汉习语互译也是如此。例如，汉语习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中，“和尚”属于佛教文化专有名词，翻译中这类内涵深厚的文化词汇最为棘手，将其直译读者必然难会其意，辅以注释又有可能损伤源语的诙谐。对于这一习语，适度归化，从目标语中择一合适形象加以替换，乃最佳方案，可将其译为“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不仅准确传神地传递出源语内涵，其幽默诙谐的文化特色也无损分毫。英语习语“When Greek meets Greek，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的汉译也是如此，将其译为汉语习语“两雄相争，其斗必烈”，完美地展现了它们以不同文化词汇来表达相同文化内涵的异曲同工之妙。

除形象替换外，灵活的意译也可以很好地处理含有不同文化词汇的英汉习语互译，尤其是汉语习语的英译。“望子成龙”是家喻户晓的汉语习语，其中的“龙”更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词汇之一，如何避免东西方间由对“龙”这一形象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文化冲突是这一习语英译的首要难题。在中国文化中，龙象征着至高的地位与无上的权力，成龙即获取地位与权力，及与之相关的名望与财富，可见望子成龙实为盼子成材，盼子有一光明的前程，以飞黄腾达，光耀父祖。明了“龙”的文化内涵后，翻译就只是将其义准确表达出来，“龙”这一词则没有必要在译文中出现，“望子成龙”可译为“to hold high hopes for one′s son”。源自于小说《三国演义》的习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是如此。鉴于目标语读者对习语相关人物“诸葛亮”了解得不多，所以翻译时采用意译可以很好地避免有可能由文化生疏所引起的译文艰涩难懂，因而这一习语可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此类英语习语的汉译也是如此。例如，“have bats in the belfry”最好译为“异想天开”，“An old dog barks not in vain”最好译为“老人经验多”，而不是老狗不乱吠。同样，“Old dogs will learn no new tricks”最好译为“老年人学不会新东西”，而不是“老狗学不会新把戏”。Darby和Joan是18世纪英国民间流传的民谣中的人物，在英语文化中用以喻指幸福的老夫妇，因此习语“Darby and Joan”不妨意译为“一对幸福的老夫妇”。

(三)以不同的文化词汇来表达不同内涵意义的习语

习语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与层面。除了源于日常生产、生活感受及经验的积累，相当数量的习语与重大历史事件、宗教信仰及文艺作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文化气息浓厚，有着极强的典故性。例如，源于重大历史事件的“drop the pilot”，“meet one′s Waterloo”，“周瑜打黄盖”；源于宗教迷信的“touch wood”，“start off on the right foot”，“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源于希腊神话故事的“to play Cupid”，“Pandora′s Box”，“Promethean fire”；源于《圣经》故事的“to turn the other cheek”，“handwriting on the wall”，“make bricks with straw”。源于中国四大名著的习语更是数不胜数。显而易见，这一类习语是所有习语中蕴含文化信息量最大的部分。对于这一类习语的翻译，采取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都是必须的。异化可以实现翻译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的功能，而采用归化则是客观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理解译文的能力与想象力，尽可能使源语文化所反映的世界更接近目标语文化的读者，便于其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但是，对于这一类习语的翻译，仅仅采取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还是不够的，翻译中，还要对这类习语加以必要的注释才能彻底阐明其寓意，使译文能为读者所接受。例如，对英语习语“to carry coal to New Castle”的汉译，为保存其文化特色采取直译是必须的，但仅仅将其直译为“运煤到纽卡索”难免会令中文读者不知所云，“煤”与“纽卡索”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困惑，因此译者必须用注释向读者说明“纽卡索”是英国一个煤资源丰富的地方，运煤去那里显然多此一举。又如英语习语“Hobson′s Choice”的汉译，采取异化的直译是保存源文化的最佳选择，但“Hobson”不是“Cupid”(丘比特)，“Promethean”(普罗米修斯)也不是“Judas”(犹大)，在汉语文化中它们不是家喻户晓到足以使读者心领神会的名字，所以有必要加以注释，通过注释告诉读者16世纪末在英国的大学城剑桥附近有一叫Tobias Hobson(托拜尔斯·霍布森)的人开了一家出租马匹的店，他对待自己的马十分公平，专门定下一条规矩，要求每位顾客必须按顺序去牵最靠近门口的那匹马，也就是说，不给顾客以挑选的余地，后来人们渐渐就用“Hobson′s Choice”来表达“没有选择的余地”。汉语习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英译也一样，在采取异化将“八仙”直译为“the eight immortals”后，有必要再对其加以注释，使英语读者明白他们是“the eight immortals of Taoism in Chinese folklore”。对采用归化法进行互译的英汉习语加以注释更是必要。例如，英语习语“tarred with the same brush”，仅仅将其意译为“一丘之貉”是远远不够的，这无疑会抹杀其背后的英伦畜牧文化。在英国，牧场中羊群主人为了不使自己的羊群同别人的混淆，就用刷子蘸上柏油在每只羊身上做标记，被同一把蘸了柏油的刷子刷过后，羊群就有了相同的标记。“below the belt”的汉译也是如此。不可仅停留在将其意译为“不择手段”，还要用注释向译文读者传递其中的体育文化——根据拳击比赛规则，拳手不可以击打对手腰带以下部位，否则视为犯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与单词“color”相关的习语“nail one′s colours to the mast”，“with flying colours”，“sail under false colours”以及“show one′s true colours”，它们都与英国的航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英国，出航时，每条船都有一面旗帜，英语中叫做“colours”，船旗用来表示船只的国籍或所属的公司，这是由航海惯例产生的习语。打仗时，把船旗钉死在桅杆上(nail one′s colours to the mast)，使之无法降下来，表示“高举旗帜，决不投降”，习语后被引申为“坚持到底，坚持主张”；打了胜仗，战舰上旗帜飘扬(with flying colours)，得胜归来，何其鼓舞人心，生活中这一习语则转义为“成功地完成某事”；汪洋大海上海盗横行，他们挂着假冒的旗帜(sail under false colours)慢慢向商船靠近，在接近的刹那才亮出真实身份，将画有骷髅的海盗旗挂出(show one′s true colours)，后来人们逐渐用前一个习语表示“欺世盗名”，后一个表示“露出本来面目，现原形”。可见，这一组习语的汉译，单纯靠归化根本无法完成源语与目标语间的文化传递，在归化的同时完全有必要辅以注释。汉语习语的英译也是如此。例如，汉语习语“班门弄斧”，在采用归化策略将其译为“to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后，对“Lu Ban”加以注释不可或缺，译者有必要通过注释告诉英语读者“Lu Ban”是中国历史上传奇的巧匠。

三、结语

翻译是对原作进行再创作的智力活动，它不仅要考虑源语的文化积淀以及作者的个性表现，还要兼顾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固有文化心理，总之左右掣肘，众口难调。钱钟书先生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7]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式，翻译所采取的原则与方法也应多种多样。对于在翻译中应保留哪些语言文化，如何保留，哪些语言文化因素又应作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合读者，译者应该在对翻译的目的、不同文本类型及功能以及不同的读者群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考虑的基础上作出选择。成功的翻译离不开归化策略，也离不开异化策略。归化与异化无论如何发展，都将共存于翻译实践。在翻译实践中，单一强调其中任何一种策略都是不现实的，何时归化何时异化，应做到因地制宜，取舍有度，而不是以偏概全。毕竟，译者所承担的任务是“化”他国语言与文化精妙为译入语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知觉感受。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rden,the Netherlands:Brill Academic Pub,1964:159.

[2]Nida 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李文革.西方翻译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02-314.

[4]Brewer John.The Role of “Culture”in Successful Translation[M]//Pramod Talger,S B Verma.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From Cultural Transference to Metonymic Displacement.Bombay：Popular Prakashan，1988:25.

[5]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682.

[6]骆世平.英语习语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62.

[7]钱钟书.旧文四篇[J].读书，198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