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管芙蓉

（大同市区域文化学会，山西 大同 037003）

鲜卑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管芙蓉

（大同市区域文化学会，山西 大同 037003）

鲜卑民族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游牧民族，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是铸造中华文明的主体民族之一。鲜卑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为深远。

鲜卑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主源文化

一、鲜卑民族：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游牧民族

“鲜卑”作为民族族称，最早见于西晋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两书皆据西晋王沈《魏书》记述了西汉至曹魏年间鲜卑族的活动，皆称鲜卑为“东胡之余”或“东胡之支”，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破灭后，其余部“别保鲜卑山”或“别依鲜卑山”，遂以“鲜卑”为其族号，由此称作鲜卑族。

东汉和帝年间，北匈奴被击败西迁后，鲜卑“尽据匈奴故地”，组成了以檀石槐为首领的军事联盟，王庭即建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东北300余里的河北省尚义县东洋河上，并“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各部设“大人”。其中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上谷以西至敦煌为西部。其势力范围“南抄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东西万二千（或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当时的鲜卑，“称兵十万”，“兵马甚盛”，“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是继匈奴之后崛起的最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

檀石槐联盟在鲜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据考证，鲜卑三大主要部族慕容氏、宇文氏和拓跋氏即形成于联盟时期。其中慕容氏首领即中部大人之一“慕容”，宇文氏首领即东部大人之一“槐头”，拓跋氏首领即西部大人之一“日律推寅”，此外还有乞伏氏、段氏等部族。三大主要部族又有其支裔或“别种”，如秃发氏和党项羌八部中实力最强的拓跋部皆属于拓跋氏支裔，吐谷浑属于慕容氏支裔，契丹和库莫奚属于宇文氏“别种”等。

秦汉以来，鲜卑民族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十六国时起，各游牧民族或南下挺进，或西向拓展，纷纷建立起各自的国家政权。其中鲜卑各部族政权为数最多，持续最久。首先是十六国北朝，号称“五胡”的各族政权共21个，其中8个分别为十六国时匈奴族汉国（前赵）、夏国和北凉，羯族后赵，氐族成汉、前秦和后凉及羌族后秦，先后持续一个世纪多；其余13个皆为十六国至北朝鲜卑各部族所建，分别为慕容氏的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吐谷浑氏的吐谷浑国，拓跋氏的代国、北魏、东魏和西魏，宇文氏北周以及鲜卑化的高氏北齐，先后持续近三个世纪。至唐末，又有突厥族沙陀部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四个小朝廷，仅持续半个多世纪即飘忽而逝；宇文鲜卑“别种”契丹族辽国持续近二个世纪，亡于女真族金国后进而西迁建立西辽国，直至被蒙古汗国所灭，又持续近一个世纪。北宋至清，先后有拓跋鲜卑支裔党项羌拓跋部的西夏国，持续近二个世纪；女真族的金国，持续一个世纪多；蒙古族的元帝国，持续近一个世纪；满族的清帝国，持续近三个世纪，中国封建时代告终。综上所述，自十六国以来，先后有“五胡”以及突厥、女真、蒙古、满族等游牧民族政权共30个，其中半数为鲜卑各部族所建，直至西夏国灭亡，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约千年之久。

二、铸造中华文明的两大主体民族和两大主源文化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文化共同铸造的。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哪里?中国考古学的成就充分表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并非起源于一时一地，亦非由一个地区向外扩散的篝火，而是星星点点形成燎原之势，通过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序列共同进入文明时代，由此汇聚为统一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这就是说，中华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中华文明又是多源的而不是一源的。文明的发祥地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考古界基于对中华文化之“多元”和中华文明之“多源”的考察探索，提出了中华文明发祥地“四大区域”说：[1]一是黄河流域文化区；二是长江流域文化区；三是珠江流域文化区；四是辽河流域文化区。这四个文化区，事实上涵盖了三大类型的古文化，即中原古文化、南方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四大区域说的提出，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以中原黄河流域为惟一文明发祥地的所谓中华文明“一源”说。无可辩驳的地下考古实物表明，在中华大地上，从北方到中原，从中原到南方，遍布着文明发祥地。但是，就孕育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即中国古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而言，大体可以古长城为界划分两种基本类型：长城以北的西北、北方和东北地区，主要是以草原大漠为依托的游牧型经济；长城以南的中原和南方地区，主要是以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为依托的农耕型经济，其中中原的黄河流域为旱作或粟作农耕，南方的长江和珠江等流域为水作或稻作农耕。《辽史·营卫志》描述了长城南北两类生态环境的迥异风貌：“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丘处机登上长城第一隘口张家口西北野狐岭时感慨道：“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枯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来自在农耕区的丘处机对游牧区的生态环境作了生动的描述：“地无木植唯荒草，天产丘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进而感慨地发问道：“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说明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耕和游牧区的分界线相吻合。

不同的生态环境是形成不同民族的物质基础。中国古代民族形成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初号称五大民族集团，其中分布于中原黄河流域的称华夏族，华夏四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称“四夷”，东夷分布于东部沿海，南蛮分布于南方长江和珠江流域，西戎、北狄统称“戎狄”，泛指西北、北方和东北各民族。就中国古代民族形成的生态环境而言，五大民族集团基本上属于两大类型，其中华夏、东夷、南蛮各民族主要是在黄河、长江和珠江等流域的农耕型经济（旱作和水作农耕）基础上形成的，称农耕民族；西戎和北狄民族主要是在草原大漠的游牧型经济基础上形成上，称游牧民族。这里是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大体上是以长城沿线为南北分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便是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两大主体民族，他们创造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便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两大主源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共同铸造的，那么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便是铸造中华文明的两大主体民族和两大主源文化。

三、鲜卑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鲜卑民族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绵延四个世纪又20余年（公元前206年~ 220年）的两汉王朝终结后，历经魏、蜀、吴三国鼎立和西晋统一的近一个世纪（220年~315年）短暂政权更迭，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二个半世纪多（316年~581年）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这期间，两汉王朝集权式的政治一元化、经济一元化和精神价值一元化的僵硬稳固格局破碎了，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政治分裂，战争频繁，经济遭破坏，民众遭苦难的社会大动荡局面，同时却是一个“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2]（P177）的文化多元化局面。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这是继战国和秦汉“大开拓大发展的时期”后，“又一极其重要的时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的时期”。[3]（P71）在这个时期，中华文明所赖以植根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如果说，秦汉王朝的大一统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那么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十六国北朝的历史，便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基本定格成型的历史，即农耕和游牧两大主体民族和两大主源文化共同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

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历经三国至西晋的长期军阀混战，继而晋室南迁后北方各民族割据政权激烈争战，不仅带来民众流离失所的空前苦难，更直接导致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迁徙。长期的军阀混战使中原人口锐减，从而为北方民族内迁创造了条件。各民族割据政权为掠取兵源和劳动力而强制民户大规模迁往其统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又随着政权的频繁更迭和统治中心的不断转移，被强迁民户再度大规模迁徙流离。于是，一向为汉人居住的广大地区形成胡汉民族杂居的局面，或同一地区居住着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分居于不同地区，各政权所属军队的民族成分也相应地复杂化，由此改变了中原黄河流域的民族分布格局。

北方民族大规模内迁形成的不同民族杂居局面，为民族间接触交往和沟通提供了条件，于是掀起了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双向互动的民族大融合。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从经济、政治、军事到观念形态、风情习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步步全面融入中原农耕民族，呈现出胡人“汉化”和封建化的主流趋势，由此推动了北方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北方民族生机勃发的气质与气魄又为农耕民族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由此促使汉人社会一步步趋于“胡化”。于是，胡汉民族的共同性日渐增多，差别性日渐减少，一步步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了。

魏晋南北朝的胡汉民族大融合标志着西汉以来的一元化格局为多元化走向所取代。孕育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由此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那就是铸造中华文明的两大主体民族之一——北方游牧民族全面登上了中华帝国的历史舞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由此基本定格成型。多元化走向所呈现的中华帝国的大分裂和大动荡，事实上是在新的更高层次上重建大一统的过渡和前奏，为着大一统的重建铺垫了基石。被西方史家喻为“泰山压顶的巨龙”或称作“世界性的大帝国”[4]（P559）的隋唐王朝尤其唐王朝，便是植根这个基石巍巍矗立于中华大地的。

魏晋南北朝的胡人“汉化”，首先从揭开十六国战幕的南匈奴后裔刘渊所建立的汉国（前赵）迈出步伐，继而是羯族石勒的后赵和氐族苻坚的前秦，都是汉化很深的北方民族政权。在政治上，他们采用汉族封建官制礼仪，依重汉族世家，重用汉族士人，制定封建典章制度，建立起基本上属于胡汉贵族联合专政的封建割据政权。在经济上劝课农桑，推行封建制生产方式和租赋制度，逐步由游牧半游牧向农业定居过渡。在文化上尊儒崇经，提倡礼乐，兴办教育，设立学校，用儒家传统选拔官吏，培养人才。同时，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和婚姻关系诸方面的胡汉差异也随之日益淡漠消失，民族情感日益沟通，民族心理日益趋同。于是，北方各民族普遍产生了对汉民族的根祖认同，普遍以华夏子孙自称而崇奉华夏先祖，如匈奴族称“其先夏后氏之苗裔”，[5]是夏禹的后代；建立大夏国的匈奴铁弗氏赫连勃勃宣称“我皇祖大禹”，“朕大禹之后”，故“国称大夏”；[6]南匈奴后裔刘渊则由汉高祖与匈奴冒顿和亲，“约为兄弟”，“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而以“汉氏之甥”自称，故其国号“且可称汉”，以“成汉高之业”；[6]氐族苻氏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6]是夏禹的后裔；建立后秦国的羌族姚氏称“其先有扈氏之苗裔”，[6]是虞舜的后裔；鲜卑族的三大主要部族中的慕容氏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6]是黄帝的后裔；宇文氏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7]拓跋氏称其为黄帝少子昌意的后裔，且“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8]（卷1，P1）由此称作“拓跋氏”；又有称拓跋氏为西汉名将李陵后裔，即“匈奴女名托（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9]对汉民族的根祖认同，为北方各民族趋同于汉民族文化而走向汉化提供了历史根由。于是，在当时社会现实的驱动下，北方各民族相继步入了汉民族的封建化道路。

在这方面，鲜卑民族最具典型意义，尤其是鲜卑拓跋氏。如果把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比做农耕和游牧两大主体民族共同铸造中华文明的首场“重头戏”，那么开创北朝历史的鲜卑拓跋氏无疑是游牧民族的主演者。他们把胡人的“汉化”推向了极致，并有力地促进了汉人的“胡化”，从而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的胡汉民族大融合。他们为中华大一统的重建，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定格成型，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生直接铺垫了基石。这集中体现在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其不朽功业在于把胡人的“汉化”进程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定型化、常规化和普及化，从而把胡汉民族的大融合推向了全新的历史阶段。

汉化改制可以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为标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在孝文帝的祖母、实际执掌朝政的冯太后主持下进行的；后期是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政并迁都洛阳后全面展开的。

孝文帝继位后，北魏定都平城已近百年，中原黄河流域已经统一，国家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同时又面临着矛盾重重的政治危机：上层集团中皇权与贵族守旧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此引发接二连三的宫廷内讧事件；地方政权中汉族豪强“宗主”把持的“坞壁”林立，同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相抗衡；守旧贵族日益同中原汉族的封建体制格格不入，对汉族和各族民众采取歧视和高压政策，由此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文武百官在所属辖区内任意截获官物和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官吏腐败成风；贵族地主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流离失所。这一切严重影响着北魏王朝的统治和北魏社会的发展，因此孝文帝继位后，全面革除旧弊端，革新旧体制，建立一套既适应汉民族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又符合本民族需要的政治统治方式，便成为巩固北魏政权，推动北魏社会前进的必由之路。于是，在冯太后主持下，经过充分酝酿，于太和八年（484年）正式投入前期汉化改制，旨在革除阻碍北魏社会进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改制采取的三大举措主要是：

其一，以整顿吏治肃贪倡廉为宗旨，颁行班禄制。太和八年（484年），朝廷下诏“置官班禄”，革除各级官吏“爵而无禄”，靠截获官物和搜刮民财获取酬劳的旧体制，采取中原官吏以俸禄形式，按期按等级发给俸禄，同时严令“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8]（卷7上，P154）即今后凡有贪赃绢一匹以上者，处以死刑。

其二，以“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为宗旨，推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均田令，规定凡州郡官吏、农户以及奴婢、耕牛，一律“均给天下之田”。[8]（卷7上，P156）均田制把土地分为未植树的“露田”、已植树的“桑田”、不宜植树的“麻田”、宅旁院落的“宅田”和地方官吏经营的“公田”等不同类型，露田、公田属国有，受田者有使用权无所有权；桑、麻、宅田为世业，可买卖。此外，地少人稠的“狭乡”可有计划地迁往地广人稀的“宽乡”从事农耕定居，同时为“均徭省赋”，减轻自耕农负担，规范了与均田制相配套的租调制，即土地赋税制。

其三，以取代宗主督护制，强化中央集权制为宗旨，确立三长制。北魏统一中原后，各州郡的汉族豪族以“宗主”身份把持着地方权力，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坞壁”。北魏政权既然暂时无力摧毁众多“坞壁”，于是，为笼络汉族地主，削弱地方反抗势力，便在地方上实行宗主督护制，行使地方政权。但是，“坞壁”林立的局面大大减损了国家对地方赋税劳役的征发，严重阻碍了中央政令的畅通，成为北魏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于是，太和十年（486年）朝廷颁行三长制诏令，确立“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8]（卷110，P2855）的地方基层行政体制，取代了旧有的宗主督护制。

以上三大项举措的成功实践分别从吏治、土地制度和地方政权建设等最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清除了北魏社会前进的障碍，从而为北魏王朝的繁荣昌盛和加快封建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从此，汉化改制开始由前期向后期过渡。前、后期过渡的转折点是太和十八年（494年）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为什么迁都洛阳?当然，无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可以提出平城不利于北魏发展而洛阳有利于北魏发展的充分理由。经济上，平城地处边塞，气候寒冷干旱，远不及洛阳有利于发展农业，确保京城供应；政治上，位置偏远，交通不畅的平城，远不及洛阳有利于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军事上，面对漠北柔然南下骚扰和南朝政权北上攻伐的威胁，尤其来自南朝的严重威胁，平城极不利于挥军南下作战，只有迁都洛阳，立足中原，才能扭转军事被动局面。总之，无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显然以迁都洛阳最为有利。但孝文帝的迁都之举基于更高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为进一步全面展开汉化改制，实现一统中华的宏伟大业铺平道路。所以，当他冲破重重阻力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正式迁都洛阳后，立即因势乘便，把汉化改制进一步引向更为深入广泛的领域。

首先是社会习俗领域，即在服饰、语言、姓氏、婚姻习俗诸方面展开移风易俗的社会大变革，促使鲜卑民族的生活方式全面融入汉民族。如在服饰方面，禁鲜卑服，改服汉服。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初驾临洛阳，十二月即诏令“变易旧风”，“禁士民胡服”，[10]（卷139，P4370）并要求从“营国之本，礼教为先”的封建礼教高度对待服饰汉化。[8]（卷19中，P469）就是说，只有同汉民族服饰文化融为一体，才可以全面适应封建礼教的服饰等级制度；否则，“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8]（卷21上，P536）鲜卑民族将重新回到原始野蛮的“披发之人”状态，北魏王朝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在语言方面，禁鲜卑语，改说汉语。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8]（卷7下，P177）并把语言汉化作为推行封建礼教的先决条件。他以孔子“为政必先正名”和名正而言顺、而事成、而礼乐兴、而刑罚中的言论为经典依据，指出：“焉有不先正名，而德行礼乎!”[8]（卷21上，P536）决意“断诸北语，一从正音”，[8]（卷21上，P536）以汉语为国家通行语言。

在姓氏方面，取消鲜卑姓氏，改姓汉族姓氏。太和二十年（497年）正月，诏令“改姓为元氏”，[8]（卷7下，P179）即北魏皇室由鲜卑拓跋氏改为汉姓元氏，进而凡鲜卑贵族一律改姓：“改拓跋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窦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等等。”[10]（卷 140，P4393）

在婚姻方面，“绝同姓之娶”，“结他族之亲”。早在迁都之前的太和八年（483年），孝文帝即诏令“绝同姓之娶”，禁绝鲜卑同姓结亲，进而大力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联姻，叫作“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把这看作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8]（卷21上，P534）的攸关祖宗大业传承的大事。如孝文帝的六位弟弟即“献文六王”中，除河南王斡娶鲜卑贵族女外，其余皆为汉族高门。

服饰、语言、姓氏、婚姻等社会习俗领域的汉化改制，有力地促进了鲜卑民族与汉民族生活方式的全面融合或趋同。

二是政权建设领域。主要是定姓族，建门阀，进一步加强与汉族士族的政治联合，促使北魏政权全面封建化。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诏令“定姓族”，要求厘定士庶界限，提高士族地位，重用士族人物，建立门阀制度，由此确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公卿士族世袭垄断统治的政治格局。一方面，厘定了鲜卑贵族的姓族：一等贵族分甲、乙、丙、丁“四姓”，即四个级差的“郡姓”；四姓以下贵族亦入姓族。这样就从法制上确立了鲜卑贵族的封建士族身份。与此同时，厘定了汉族大族的姓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河东薛氏、柳氏以及赵郡、陇西李氏、京兆韦氏、杜氏、弘农杨氏等，皆为著名郡姓。于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大族的世袭门阀统治格局确立了，北魏政权事实上已成为门阀化的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地主的联合体，从而为北魏王朝的汉化、封建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三是思想文化领域。即以统一“文轨”、实行“文治”为宗旨，以尊儒崇经为核心，大力提倡礼乐教化，积极兴办学校，选拔重用贤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与汉民族封建体制全面融为一体。当时，历经西晋“永嘉之乱”和十六国长期混战，中原地区文化遭受空前浩劫，“礼乐文章，扫地将尽”。[8]（卷84，P1841）北魏建国后，疲于争战武功，无暇顾及文治。太武帝统一北方后，“方将偃武修文”，[8]（卷4上，P79）逐步向“文治”过渡，至孝文帝统一“文轨”，实行“文治”的汉化改制全面推行，长期遭受战乱摧残的中原地区文化才得以重新振兴。当时的北魏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一派繁荣，“斯文郁然，比隆周汉”，[8]（卷84，P1842）呈现出如同周、汉王朝那样的盛况。

综上所述，孝文帝前、后期汉化改制的成功实践，促使鲜卑族游牧文化全面融入了汉民族农耕文化，北魏王朝全面融入了封建王朝体制，从而把胡汉民族大融合推向了极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促进了北魏国家的发展。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着力后期汉化改制的同时，接连展开了军事南伐，兵锋所向，在于吞灭南齐，统一中国。用他的话说，叫做“南荡瓯吴，复礼万国”。瓯，今浙江温州古称；吴，古吴越大地，南荡瓯吴，就是“制御华夏，辑平九服”，统一中国南北。他在南伐途中感慨道：“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他志在白日光天普照江左，实现中华一统的宏伟大业。虽然孝文帝“壮志未酬身先死”，统一中华的宏愿未及实现便英年早逝于第三次南伐途中，但是鲜卑民族汉化改制促成的胡汉民族大融合，已经为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大一统的重建直接铺垫了基石。

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便是在胡汉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尤其是胡汉通婚造成民族血统混合的基础上经过重构而变更面貌的新汉族。据民族史学家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考证，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如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陵氏；唐太宗长孙皇后的父系和母系皆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承袭鲜卑血统近四分之三，承继汉族血统者仅四分之一。[4]（P575）隋唐皇室便是以胡汉混杂的血统而统一中华的，并且胡汉血统混合更大量地在于下层民众。所以，隋唐时期的汉人或号为“唐人”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汉人血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胡汉血统混合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隋唐社会，冲破了僵硬的一元化格局，呈现出生动的多元化局面。隋唐王朝朝气蓬勃、活力迸发的磅礴气度，隋唐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1]我国考古界根据新发现探索：中国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N].光明日报，1986-09-23.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4]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唐）魏 征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唐）令狐德芬木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北齐）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肖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编辑 赵立人〕

Xian Bei Nationality and Her influenc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GUAN Fu-rong
（Academy of Regional Culture，Datong，Shanxi，037003）

Xian Beinationality was a nation that casther longest influence on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he was active mainly on the political arena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during the 16-Kindom period and was one of the main nationalities that cast Chinese Civilization.

Xian Beinationality；Chinese civilization；diversification and unity；mainsource culture

K239.2

A

1674-0882（2011）06-0026-06

2011-10-08

山西省社科联“十一五”重点课题（晋社联字2006-33）

管芙蓉（1964-），女，山西临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北朝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