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F国际糖尿病年会精彩回顾

约翰逊

甘精胰岛素与癌症风险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关于来得时（甘精胰岛素）的癌症风险问题又有了新的数据。

之前，在第34届圣安东尼奥乳腺癌会议（SABCS）上，瑞典隆德大学肿瘤学和癌症流行病学系教授Hakan Olsson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把受试者分为甘精胰岛素治疗组（n=1,499）和二甲双胍治疗组（n=8,075），分析显示，甘精胰岛素组的整体癌症风险OR值为2.88（95%CI 1.15～6.64），而二甲双胍组的整体癌症风险并没有显著增加（OR，0.92；95%CI，0.82～1.09）。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公布的由来得时生产公司进行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和其他胰岛素相比，甘精胰岛素的使用与癌症风险增加无关。法国里昂国际疾病预防研究所所长Peter Boyle教授在会上报告结果时指出，将这项来自瑞典的研究纳入荟萃分析后，甘精胰岛素组整体的癌症风险并不显著。

“一旦你收集所有可用的相关文献数据，然后进行分析，这种显著性就会消失，”他说。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Peter Boyle教授进行了2次分析，第一次是排除该项瑞典研究的荟萃分析，第二次是纳入该项研究的荟萃分析。

Hakan Olsson教授

Peter Boyle教授

第一次的荟萃分析，共纳入7项数据库来源的研究（内容涉及各种胰岛素和所有癌症的关系）、10项乳腺癌相关研究、和5项大肠癌和前列腺癌相关研究。总体而言，第一次荟萃分析共涉及80,000名患者和38万患者年（patient-years）。

Boyle的研究小组计算标准化相对危险度（SRR）后发现，和其它胰岛素组相比，甘精组整体的癌症风险降低，并且没有增加乳腺癌、大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

Boyle强调：“我们并不是说，甘精胰岛素对患者的癌症风险有保护作用，但至少可以说，甘精胰岛素并没有显著增加癌症风险。”

具体来说，甘精胰岛素组整体的癌症SRR为0.87（95%CI，0.78～0.96），乳腺癌的SRR为1.08（95%CI，0.92～1.27），大肠癌的SRR为0.80（95%CI，0.61～1.05），前列腺癌的SRR为1.16（95%CI，0.90～1.49）。

第二次瑞典研究被纳入后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的SRR略微上升，低值为1.08（95%CI，0.92～1.27），高值为1.10（95%CI，0.94～1.30），Boyle教授说。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收集了所有的可用数据，并且对其中任何一项研究都抱着严谨谨慎的态度，”他说。

不过，他觉得可惜的是，这个领域仍缺乏质量良好的文献数据。

“我认为，荟萃分析不能取代临床试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Steven Kahn（IDF科学计划委员会负责人）说。他是本次会议这部分的主持人之一。

“你不能采纳一项研究的结果... ...因为，即使结果显示甘精胰岛素增加癌症风险，但当你把一切数据都拿过来分析，这种增加的风险就会消失，”他说。

“当研究之间的结果发生互相矛盾的情况时，临床医生会感到困惑，”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糖尿病计划负责人Anne Peters教授对调查结果发表评论说。

在某些情况下，仅仅一项质量较高的RCT（随机对照试验），是可以回答有关药物安全性和/或疗效的一个具体问题的。一项质量较高的RCT可以改变我们治疗患者的方式。流行病学研究（如，这项瑞典的研究）可能会给出一般建议，但是在证明因果关系方面是有缺陷的。一项荟萃分析（如，Boyle及其同事进行的荟萃分析）的局限性在于所获得的数据质量和数据分析方法，”她说。

“众所周知，2型糖尿病本身会增加某些类型癌症的发生风险。目前普遍认为，胰岛素有潜在的延缓疾病进展的作用，包括许多糖尿病并发症，也许还有癌症。除非Olsson进行的研究在对甘精胰岛素组和二甲双胍组进行分析之前，先调整糖尿病病程这个因素，以及把存在乳腺癌危险因素（如，肥胖）的受试者作为一个亚组来分析，否则数据的可用性不大，”Peters教授说。

“由于我还没有研读过该研究的分析方法和结果，我只能推测一下。”

荟萃分析的结果是“甘精胰岛素和癌症风险的相关性不大。但我期待有长期随机对照试验来告诉我清晰的结果。”

Anne Peters教授

Lenore Launer教授

作为一个医生，Peters教授说，她遵循以下原则：“二甲双胍”对于2型糖尿病的治疗很重要，可以单药治疗或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当然也可以和胰岛素联合治疗。肥胖是癌症和其他许多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因此，我总是建议我的病人积极改变生活方式。制定适当的癌症筛查指南势在必行。还有，我在临床上也使用甘精胰岛素，因为它是一个长效胰岛素，降糖很有效并且有更少低血糖（这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会尽量让患者知道所使用的药物的安全性，当有证据显示风险大于治疗益处时，我会调整我的治疗方案。”

大脑功能和血糖控制

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公布了ACCORD（the Action to Control Cardiovascular Risk in Diabetes study）试验的MIND（Memory in Diabetes）亚组新数据，该数据显示，在病程长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较差可能是加速大脑功能下降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MIND亚组的受试者平均年龄为62岁，“在糖尿病病程在15年以上的患者，大脑总容量会逐年下降，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呈对数函数关系增加，”美国马里兰州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教授Lenore Launer公布了该数据。

“MIND试验的受试者的大脑损伤是逐年积累的，和非2型糖尿病者相比，2型糖尿病患者的老年痴呆症风险增加2倍，”她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说。

MIND试验的研究对象是长病程的2型糖尿病中老年患者，旨在审查针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干预措施，在减少认知能力下降和大脑结构改变方面的有效性，检测方法采用MRI。

该研究共纳入2,977名来源于ACCORD试验的受试者，1,469人被分配到强化血糖控制组（HbA1c的治疗目标是低于6%），1,508人被分配到常规治疗组（HbA1c的治疗目标是7%～7.9%）。

在基线和40个月后，对一亚组受试者（n =503）采用MRI检测了他们的大脑总容量（认知功能检测）。

对2组受试者的认知功能检测，在基线时采用数字符号替换测试（DSST），在20个月和/或40个月后采用MRI检测。

基线时，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62.5岁，47%为女性，糖尿病病程平均为10.4年， HbA1c平均为8.3%，BMI平均为33 kg/m2。

基线时HbA1c水平较高和DSST评分较低之间存在相关性。类似的关系还存在在糖尿病病程和大脑总容量下降之间，Launer教授说。

然而，40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DSST评分在强化血糖控制组和常规治疗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性。“两组的DSST评分都从基线开始下降，但没有显著差异性，”她说。

脑容量方面，MRI检测结果明确证明了两组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和常规治疗组（-17.7 cm3）相比，强化治疗组（-13.0 cm3）的大脑总容量减少的幅度要少（P = 0.0007）。

尽管存在这种差异，但是该结果并不能表明，强化血糖控制策略对认知功能有益处，Launer教授说。

“虽然强化血糖控制略微能够延缓脑容量下降的趋势，但考虑到ACCORD试验显示的结果，这种略微的优势不能用来作为使用强化治疗的证据，”她说。

ACCORD试验结果显示，强化血糖控制可增加死亡率、低血糖事件和增加体重，并且在心血管方面并没有显示整体益处。

Launer教授认为，虽然研究显示两个治疗组受试者的认知功能下降是相似的，但可能无法一直保持这样的结果。

“我们假设，大脑结构发生变化先于认知功能下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组受试者认知功能下降的差异性就会出现，”她说。

有人认为，2型糖尿病患者在70岁以前极少会被检测有认知功能下降，在70岁以后有些人开始发生轻度认知功能下降或阿尔茨海默氏症，她解释说。

研究表明，和认知功能稳定的非糖尿病患者（每年下降约0.4%）相比，那些最终进展为轻度认知功能下降或痴呆症的患者，在他们约35岁以后大脑总容量每年会下降约0.8%。

Launer教授指出：“在我们的研究中，受试者的平均年龄是62岁，强化治疗组的大脑总容量每年下降0.4%，这个数值类似于非糖尿病患者在他们七十多岁时认知功能下降的频率，而常规治疗组的大脑总容量每年下降0.57%”。

当被问及对调查结果的看法时，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糖尿病计划负责人Anne Peters教授表示：“缺乏血糖控制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的结论不足为奇”。

“导致糖尿病患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原因很可能涉及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血脂异常、高血压和炎症，”她说。

“ACCORD试验纳入的受试者特征是：有CVD或属于CVD高危群体，年龄较大，糖尿病病程较长，基线时A1c水平较高。考虑到强化血糖治疗的持续时间相对短暂（3年），因此似乎不大可能观察到逆转甚至防止认知功能下降和/或大脑结构变化，”她说。

Peters教授认为，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糖尿病患者应尽早开始治疗，尽量使血糖水平接近正常，并尽量多年保持这个控制水平。

“也许，ACCORD试验无法显示血糖控制对患者认知功能的益处，或者，强化治疗组因增加的低血糖事件而抵消了其在认知功能方面的益处。”

在临床实践中，她说，该研究结果不应该影响到治疗策略，“在糖尿病患者，筛查和治疗认知功能下降仍需要强调多因素干预途径。”

强化血糖控制与肾脏获益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澳大利亚乔治国际卫生研究中心教授John Chalmers公布了一项ADVANCE试验（Action in Diabetes and Vascular Disease: Preterax and Diamicron-MR Controlled Evaluation）新数据，并为此引起了激烈辩论。

“我想你应该遵守该领域的共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内分泌科主任Hans-Henrik Parving严厉抨击了John Chalmers教授。

Chalmers教授认为，强化血糖控制可能可以预防终末期肾病，该结果的得出和该研究设定的一个独特的肾脏终点有关，正因为这个“被剥离的”终点，Parving教授进行了严厉批评。

“您对肾脏终点的设定很独到，我们还都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终点设定，”Parving教授在离开讲台前对Chalmers教授说，“FDA（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和EMA（欧洲药品管理局）都认为肾脏硬终点应包括终末期肾病、肾脏原因死亡和双倍血清肌酐持续1个月。一直以来，这是官方认定的并且是所有刊物都使用的肾脏终点。所以，我对您一开始就把它们分开感到有点困惑。”

由Chalmers教授提出的ADVANCE试验新数据显示，强化血糖控制对肾脏硬终点有影响，肾脏硬终点内容包括：新发微量白蛋白尿，新发蛋白尿，终末期肾病（ESKD），肾脏原因死亡，双倍血清肌酐在200 U/L以上。

这项研究共纳入11，140名受试者，这些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以达美康（格列齐特控释片）为基础的强化血糖控制方案（糖化血红蛋白治疗目标值低于6.5%）组（n=5，571）和以指南为基础的常规治疗组（n=5，569）。

研究人员发现，平均随访5年后，强化治疗组的新发微量白蛋白尿显著减少9%（P=0.012），新发蛋白尿显著减少30%（P=0.0004）。

因为报告称“目前为止，最新数据只是以摘要形式出版”，Chalmers教授说，强化治疗组的ESKD（被定义为需要透析或肾移植）“非常显著”减少了65%（P=0.012）。

强化治疗组的肾脏原因死亡（研究终点）有改善趋势，但风险比（HR）为0.85，没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他报告说。

强化治疗组在以透析、器官移植和肾脏原因死亡为复合终点上减少36%，但并不显著，具有统计学临界意义，他说。

Chalmers教授指出，在双倍血清肌酐在200 U/L以上的终点上，数据“有点出乎意料”。

Hans-Henrik Parving 教授

John Chalmers教授

“不是增加，而是略有下降，强化治疗组在双倍血清肌酐在200 U/L以上的终点上下降15%（HR=1.15），”他说，“这使我们对双倍血清肌酐的关注更密切。”

有129名患者的双倍血清肌酐大于200 U/L，45名有一过性双倍血清肌酐，84名的双倍血清肌酐一直持续，他说。

Chalmers教授认为，结果“强化血糖控制可以使受试者有肾脏方面的获益，表明ESKD有可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预防。但是该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我们确实需要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来明确强化血糖控制在这方面（包括ESKD和肾脏原因死亡）的疗效。”

虽然接受了Parving教授的批评，Chalmers教授认为该研究设定的“被剥离的”终点，还是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当你仅考虑终末期肾病而不考虑肾脏原因死亡时，强化血糖控制的治疗效果是显著的；当你考虑肾脏原因死亡时，强化血糖控制的治疗效果是有统计学临界意义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明确这一点。”

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Hertzel Gerstein发表评论说：“强化血糖控制可减少2型糖尿病患者和存在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者的一些严重肾脏结局。”

胃旁路术代谢获益与体重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Emilia Hagman报告了一项瑞典青少年病态肥胖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术后2年仍存在肥胖，胃旁路手术可使肥胖青少年的代谢、炎症和血管危险标记物水平趋于正常化。

“胃旁路手术后的代谢益处似乎和体重无关，原因可能涉及到GLP-1的释放，”Hagman说。

该研究是一项前瞻性非随机研究，共纳入81名青少年（男性28名，女性53名），年龄在13～18岁（平均年龄为16.5岁），这些受试者在2006年6月～2009年4月间接受了腹腔镜胃旁路手术。

该研究的排除条件包括：智力低下，严重抑郁症，严重饮食失调和吸毒史。然而，注意力缺陷障碍和轻微精神病患者被纳入，并且，事实上，有80%的受试者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异常背景，Hagman说。

基线时，受试者的平均体重为133kg，平均BMI为45.5 kg/m2。

手术后2年，受试者的平均体重减至89kg，平均BMI为30 kg/m2，仍处于肥胖范围，但和基线时相比，平均BMI仍有显著降低（P<0.001），据她报道。

心脏代谢危险因素方面，空腹胰岛素水平下降显著，从31.7mU/L下降至7.4 mU/L，Hagman说。

此外，平均糖化血红蛋白（HbA1c）从4.37%下降至4.17%，空腹血糖水平从5.1 mmol/L下降至4.9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从2.6 mmol/L下降至2.0mmol/L，甘油三酯从1.2 mmol/L下降至0.9mmol/L，载脂蛋白B从1.3g/L下降至0.7g/L，C-反应蛋白从7.2nmol/L下降至2.5nmol/L，白血细胞计数从8.2×109/L下降至6.5×109/L，血压从124/78 mmHg下降至117/71mmHg（所有P <0.001）。

同时，载脂蛋白A从1.13g/L上升至1.33 g/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从1.09 mmol/L上升至1.37mmol/L（两者P <0.001）。

Hagman说，我们选择胃旁路手术（而不是胃束带手术），是因为其在长期减肥效果方面表现更好。“我们知道，胃旁路手术可增加GLP-1的释放，而胃束带手术则对GLP－1释放的影响很少；胃旁路手术后胰岛素水平下降很快，而胃束带手术在这方面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体重下降，胃旁路手术后2年糖尿病病情逆转者占80%，而胃束带手术只有55%，她补充说。

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

大约有43%的患者在术后1～2年内体重会恢复一些，但这种体重增加并没有抵消在心脏代谢方面获得的益处。然而，和体重未增加的患者相比，术后1～2年内体重有一定程度恢复的患者的平均胰岛素水平较高。

胃旁路手术后患者的一般耐受性良好，生活质量（采用Short-Form Health Survey-36进行了评估）也获得改善，她说。

手术相关的不良事件包括：胆囊切除术后再次手术（n=7），腹内疝（n=2），意外怀孕（n=2），自卑感（n=5），自虐行为（n=2），药物滥用（n=2），自杀倾向（n=2），饮食失调（n=2）。然而，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维生素缺乏，尽管实施了补充维生素的措施，但还是有55名患者出现了这种情况，她说。

“有一点要记住，病态肥胖的青少年本身就会存在心理问题，”她说。

“在整体水平，如果考虑代谢参数，毫无疑问它们都有所改善，但关键是需要考虑长期结局，”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肥胖研究与管理主任Arya Sharma 评论了该项研究。

血糖异常者心血管风险与体重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印度陈奈糖尿病研究基金会教授Deepa Mohan发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和血糖正常但肥胖者相比，血糖异常但体重正常者的心血管风险较高。

该研究是CURES试验（the Chennai Urban Rural Epidemiology Study）的一部分，CURES试验是一项共涉及26,001名受试者的大规模研究。Mohan教授及同事对该试验的亚组进行了（n=2,350）分析，为确定肥胖和心脏代谢参数之间的关系，该亚组受试者都已进行了糖尿病筛查。

在该亚组中血糖异常非肥胖者有435名（18.5%），血糖异常被定义为：空腹血糖水平至少100mg/dL和/或OGTT 2h血糖值至少140mg/dL。

另外，血糖正常但肥胖的人有392名（16.7%），肥胖被定义为：BMI至少在25kg/m2以上。

血糖异常非肥胖组的平均BMI为22.2kg/m2；血糖正常肥胖组为27.7kg/m2。

和血糖正常肥胖组相比，血糖异常非肥胖组的心血管危险显著增加。并且，和血糖正常肥胖组（占38.3%）相比，血糖异常非肥胖组的男性更多（占53.6%），Mohan说。

在血脂异常非肥胖组，经调整年龄、性别、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血压后，心血管代谢风险OR值为2.45，她说。

具体来说，和血糖正常肥胖组相比，血糖异常非肥胖组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更高（127/77mmHg VS 119/76mmHg），空腹血糖水平更高（130 mg/dL VS 84mg/dL）、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更高（7.3%VS 5.6%），总胆固醇水平更高（193 mg/dL VS 178mg/dL），血清甘油三酯水平更高（161 mg/dL VS 129mg/dL），冠状动脉疾病发生率更高（6.2%VS 1.3%）。

Mohan教授指出，血糖异常和体重正常表型，在亚洲印度裔人群中很普遍，被称为“亚洲-印度表型”。

“在同一BMI和年龄水平，和白种人相比，亚洲印度人有较高的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发病率、更大的腰围以及更高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她说。

研究表明，以BMI为依据来定义肥胖是不恰当的，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肥胖研究与管理主任Arya Sharma评论道。

“在同一BMI背景下，可以关注身体组成成分和脂肪含量，印度人往往有较低的瘦体重，这意味着他们有较高的脂肪含量。此外，脂联素水平往往比东亚人口低很多，”他说。

Arya Sharma 教授

Dana Dabelea教授

“如果对这些血糖异常的非肥胖者进行身体组成成分分析，如果结果显示有较高的脂肪含量，有更多的内脏脂肪和脂肪肝，我不会感到惊讶。”

减肥与β细胞功能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捷克布拉格临床与实验医学院糖尿病中心教授Hana Kahleova发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减肥12周后，2型糖尿病患者的β细胞功能可以获得改善。

该项研究首次证明了，2型糖尿病患者的β细胞功能获得的改善和胰多肽减少有关。

“这可能是减肥改善β细胞功能的一个新机制。这个机制是新的，有助于在治疗时有新的的选择，”美国科罗拉多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Dana Dabelea评论道。

这项研究共涉及74名使用口服降糖药的2型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为56.6岁，平均BMI为35.8 kg/m2，平均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为7.7%。

受试者首先接受为期12周的减肥餐（减少500千卡/天），接着接受为期12周的减肥餐（和前12周一样）和有氧运动。

在基线、12周后和24周后，都检测了胰岛素敏感性（使用了正常血糖高胰岛素钳夹），在空腹状态下和钳夹试验的高胰岛素期间，都检测了胃肠肽血浆浓度，评估了β细胞功能，胰岛素分泌率则根据C-肽水平用反褶积法(deconvolution) 计算。

Kahleova教授说，膳食干预12周后平均减重5.0kg（P=0.001）；在膳食干预基础上增加运动并没有使体重有显著改变。

空腹和饮食刺激的血浆葡萄糖和胰岛素浓度都有下降。增加运动阶段的葡萄糖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但血浆胰岛素水平获得进一步下降。

同样，饮食刺激的C-肽血浆浓度表现下降，增加运动阶段表现进一步下降。

此外，外周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和胰岛素分泌增加，饮食刺激的β细胞对葡萄糖的敏感性增加26%，增加运动阶段未表现有显著变化。

“我们还观察到，膳食干预阶段的胰高糖素样多肽浓度显著下降，”Kahleova教授说。其他胃肠肽未表现有显著变化。

“胰多肽是一种新的标记物，研究人员首次证明，在热量限制的情况下，胰多肽的减少和β细胞功能改善相关，”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John Sievenpiper评论道。

“但使我更关注的是，研究结果显示了以指南为基础的膳食干预可改善β细胞功能。β细胞功能对于2型糖尿病而言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任何可以延缓疾病进展的措施都是有意义的。”

果糖与体重增加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John Sievenpiper发布了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在热量相同的背景下，果糖不会引起额外的体重增加。这一结果挑战了旧观念“果糖是引起肥胖的关键”。

美国丹佛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肾病及高血压科主任Richard Johnson教授表示很“担心”这项研究结果，他本人发表了一篇和该研究结果相矛盾的文章（The Sugar Fix: The High-Fructose Fallout That Is Making You Fat and Sick）。

“果糖刺激可导致瘦素抵抗，进而可影响体重；因此，这不应该设计为短期观察或以等热量饮食为背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生理，”他在接受医疗媒体（Medscape Medical News）采访时说。

虽然承认该荟萃分析是短期研究，Sievenpiper教授还是反驳了批评意见，“在瘦素抵抗方面，我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我所能提供的是动物实验数据，有大量动物实验数据可用来支持本次辩论的问题。”

Sievenpiper教授的研究内容是人类控制果糖摄入试验相关的系统性回顾和荟萃分析。

通过数据库共检索出1，984篇相关纯果糖（排除果糖含量高的玉米糖浆）文章、31项等热量背景试验（涉及635名受试者）和10项高热量试验（涉及119名受试者），研究需符合持续至少7天的标准。

该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果糖摄入对体重没有显著影响，甚至是在“极端剂量”（104g/day～250 g/day）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他说，“应该注意到，这些研究中涉及果糖剂量的平均数，远高于一般人群（当然在美国）的摄入量，美国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显示这个平均数约为49g。”

综合分析高热量试验后发现，少至1.5周内，果糖摄入会使体重增加约0.5kg。

“这些研究的问题是，很难理清果糖对额外体重的贡献，”他说。

等热量背景相关试验只有5项的研究持续时间超过12周，而高热量试验中1项都未出现，这是该荟萃分析的限制性因素，Sievenpiper教授承认道，另外，纳入的研究中约60%的质量也较差。

“需要规模较大的、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的、质量较高的研究来明确这些结果，”他说。

美国科罗拉多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Dana Dabelea说，“根据所提供的资料，我本人并不认同这一研究结果。”

“当一个人开始限制热量摄入，那么就表示很难有体重增加，因为大多数体重增加要求正性能量平衡。我们的研究认为，果糖可刺激大鼠瘦素抵抗，这可能是果糖刺激体重增加的机制，体重增加的结局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观察到，而短期研究可能无法观察到，”Johnson教授评论道。

GDM与未来糖尿病风险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英国莱斯特大学Kim John 发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妊娠期间妇女的种族和使用胰岛素情况，可以作为GDM妇女对将来2型糖尿病风险的一个参考。

John及其同事认为，产后糖尿病筛查的依从性相当不理想，因此这样的预测因素是很有价值的。

采用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IADPSG)建议的GDM诊断标准，是GDM诊断指南上的一个亮点，可能会使有2型糖尿病风险的GDM患者在数量上有一个上升高峰。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Feinberg医学院教授Boyd Metzger（HAPO主要研究者）认为。

“产后糖尿病筛查最关键的问题是依从性差，”他说，“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如果我们扩大筛查人口，使用IADPSG建议的标准来筛查，那些糖耐量异常程度不太严重的风险人群将会受到延误。因此，针对女性产后的糖尿病筛查，我们需要一个新战略”。

该项回顾性研究共纳入396名GDM者，GDM诊断标准为：首次产检时空腹血糖≥5.5mmol/L；和/或，孕24周～28周时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OGTT 2h血糖值≥7.8mmol/L。

该项研究的受试者平均年龄是32岁，平均BMI是29.5kg/m2。有一半是白人。

产后筛查预定在产后6周进行，仅189名（47.7%）受试者参加了这部分研究，其中大部分已恢复正常糖耐量（78%）。也就是说，剩下的22%都有一定程度的糖耐量异常或有明确糖尿病。

具体来说，在这剩下的22%受试者中，有3.2%仅空腹血糖异常，11%仅糖耐量受损，2.1%不仅空腹血糖异常而且糖耐量受损，5.8%有明确2型糖尿病。

John认为，如果考虑到妊娠期使用胰岛素的情况，那么，和未使用胰岛素的患者（34%）相比，使用胰岛素的妊娠患者将来发生2型糖尿病的人数增加显著（62%）（P= 0.005）。

就妊娠患者将来的糖尿病风险而言，任何种族之间的差异，都可以用妊娠期间使用胰岛素的差异来解释，Metzger教授认为（他之前已进行了这方面的分析）。

Boyd Metzger教授

“妊娠期间，你越接近糖尿病，你将来发生糖尿病的概率就会越大。GDM的严重程度依赖于确诊的时间，和种族无关。”

GDM与诊断新标准

在2011年IDF国际糖尿病年会上，发布了一项意大利研究结果，该结果指出，使用更严格的妊娠糖尿病（GDM）诊断标准后，GDM患病率增加了137%。

由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IADPSG)提出的GDM新标准，最近在意大利获准使用，该GDM新标准之前已获美国糖尿病协会（ADA）认同，但美国妇产科学院（ACOG）未作任何表示。

GDM新标准的内容如下：妊娠首次产前检查时，符合单项空腹血糖在92～126mg/dL者；未发现空腹血糖异常者，在孕24～28周时行OGTT测试，符合空腹血糖≥92mg/dL且OGTT 1h血糖≥180mg/dL或OGTT 2h血糖≥153mg/dL者。

以意大利比萨大学Emilia Lacaria为首的研究团队，采用了新标准对660名妊娠妇女进行GDM筛查，筛查结果和一个历史队列（使用的是GDM诊断旧标准）进行了比较。

该研究纳入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33岁，18.5%有糖尿病家族史，58%为首次妊娠。

GDM早期诊断中有18名妇女符合GDM诊断新标准；接受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的妇女共有642名，其中有118名妇女符合GDM诊断新标准，其他受试者的糖耐量正常（占79.4%）。

整体来说，共有136名（占20.6%）妇女符合GDM诊断新标准，其中13.2%在GDM早期筛查中检出，88.8%在孕24～28周时的OGTT试验中检出。

另一个对比研究（Diabetes Res Clin Pract.2003;62:131-137）使用的是GDM诊断旧标准，共涉及到3，950名妇女。

研究人员比较了这2项研究中GDM患病率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和GDM旧标准组（GDM患病率为8.7%）比较，GDM新标准组的患病率高136.8%（GDM患病率为20.6%）。

使用GDM诊断新标准（IADPSG标准）后GDM的患病率显示急剧增加，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主题。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把使用GDM旧标准的队列作为对照，这个方法本身就有缺陷，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Feinberg医学院教授Boyd Metzger认为。

“在全球范围内，超重和肥胖发生率在持续上升，有几项数据显示，即使我们使用完全相同的诊断标准，GDM的发生率也会升高40%～50%，”他说，“背景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同时间背景下的事件很难进行比较。”

Metzger教授认为，使用GDM诊断新标准后GDM的患病率显示急剧增加的原因在于，GDM诊断新标准只要求1次检测结果异常，而GDM诊断旧标准要求2次OGTT试验结果异常。

“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有几十篇论文指出，那些检测1次结果异常的患者，也就是之前被认为“正常”的患者，产后的很多不良结局和GDM患者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