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展望：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述评

苑国栋

（华东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反思与展望：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述评

苑国栋

（华东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现有关于农民工培训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农民工培训现状与问题的研究和完善农民工培训的对策与建议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都进行了重要的尝试与突破，但不免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也为今后探讨农民工培训问题提供了研究空间。

农民工；培训；研究

对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综述，不仅可以呈现相关研究的不同纬度和多种视角，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基础，而且有利于全面客观地解读农民工培训中的现实问题，推动农民工培训工作更富成效地开展。

一、现状与问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然透视

1.职业培训的发动者：政府的政策与责任研究

在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因此，有关政府在农民工职业培训中职能、责任的研究相对较多。吉林大学王怀兴以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政策文件为主线，从政策制定、组织保障、资金支持等方面对农民工培训中政府履行职责的现状进行了探讨，指出政府不仅应该在农民工培训中承担主要责任，而且也只有政府有能力承担起农民工培训的主要责任。[1]，陈灵仙、刘纯阳也提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从性质上讲属于准公共产品，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提供公共产品是其基本职能。同时在国家政策和财力的大力支持下，政府作为国家管理职能的执行者，是能够保障农民工培训工作顺利进行的。[2]

目前在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某些方面政府职能仍有缺失，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1）农民工培训受体制性障碍制约

王怀兴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治体制是农民工培训最大的体制性障碍。由于户籍因素的制约，农民工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机会及社会地位，缺乏归属感甚至基本的人身安全感，使得农民工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而是奔波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农民工这种较强的流动性，增加了培训工作的难度，形成了农民工自身不想培训，用人单位又不愿培训的局面。[1]同样，于伟、秦玉友通过问卷调研和实地访谈的方式对农民工培训问题进行了研究，也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培训的制度性壁垒，并且农民工前期家庭经济积累难以支持现代城市文明下的生活和工作，难以支付相应的城市行业教育培训。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的低质量、低层次教育培训又使农民工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多数被挤入低端劳动力市场。[3]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成为制约农民工培训的体制性障碍。

（2）农民工培训资金投入不足

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对农民工调研的报告显示，农民工转移前培训的突出问题是政府补贴不足，影响了培训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转移后培训突出的问题是大量中小企业对一线农民工继续教育和培训投入过少，很多地方政府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经费短缺成为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的主要障碍。[4]也有研究者提到，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投入基本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中央财政用于补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经费对于解决逾2亿流动就业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培训来说是杯水车薪，虽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级政府纷纷投入了大量的培训资金，但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并没有把农民工培训经费作为一项常项工作。投入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正常进行。[5]

（3）农民工培训缺乏统筹监管，政策有待完善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部门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密切合作是农民工培训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乔仁洁、于金翠指出，由于农民工培训监管机构是由多个相关部门组成，在管理职能上存在混合交叉，无法真正履行其项目监管、督查的工作职能，个别地方的监管甚至形同虚设。监督职能与措施的难以落实，造成了农民工培训与就业的质量不高、运转不灵。[6]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农民工培训工作受机制、政策等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正处于落实中央政策、制定和实施本地政策的初始阶段，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激励功能不强。另一方面，农民工培训的政策还没有细化，开展农民工培训的许多具体工作尚无政策支持。[7]

2.职业培训的实施者：企业、职校的责任与作用研究

目前开展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推动，很多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的参与意愿较低。朱建文提到，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招用的农民工实施培训，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作长期投资。[8]刘平青、姜长云认为，当前大多数的企业主只是把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使用，基本上不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有些企业在农民工上岗之前还作短期的培训，教会他们基本操作；而多数企业一招来员工就派去劳动了，技术培训轮不到农民工。调查显示，在企业中，北京农民工中71.7%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宁波农民工中33.9%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9]根据胡伟等人对广东省企业开展农民工培训情况的调查显示，多数企业或多或少都对农民工进行过培训，但仍有22.7%的企业从未对农民工组织过培训。[10]张苏认为高职成人教育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农民工培训中有所作为，尤其应重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不仅是高职成人教育自身的职能，而且也是高职成教应尽的社会责任。[11]张益萍、李期指出，高职开展农民工培训可以产生双赢效果，“国家倡导高职院校主动积极承担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实际上，也为地方高职院校开辟了另一块颇具规模的生源市场。”“高职院校如能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就一定可以有所作为，取得双赢之效，既帮助了农民兄弟，又尽了社会义务。”[12]但也有研究者指出，职业院校对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长期以来，我国职教界普遍存在‘重学历、轻培训，重职前、轻职后，重知识、轻能力’的陈旧观念，把教育培训当作‘副业’看待，认为只有全日制的学历教育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正统。加上农民工队伍文化素质低，在招生和培训过程中，管理难度大、经济效益低，因而，大多数职业院校对农民工培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13]此外，金德琅认为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宏大背景下，社区介入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应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努力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培训基地。构建以社区学院为龙头，社区学校、社区学校教学点为基础的外来务工人员培训教育三级网络。[14]

3.职业培训的学习者：农民工需求、意愿研究

对农民工需求和意愿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对农民工培训需求、意愿现状调查的研究和影响或制约农民工培训需求、意愿因素的研究。韩秋黎、石伟平、王家祥在《农民工培训问题调查》中，对农民工职业技能掌握情况，对培训的认同、培训愿望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调查。文章指出，农民工对培训能提高技能水平反映出较高的认同，有84.6%的被调查者希望能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另外，有10%以上的被调查者提出希望政府多给他们提供帮助和培训机会，41.3%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接受正规的培训后能提高知识水平、工作技能。[15]周莹莹提出，农民工不仅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更需要文化素养培训。据其调查发现，70.3%的农民工有接受职业技能方面培训的需求，有70.8%的农民工有接受文化素养方面培训的需求。[16]冯宪等对嘉兴市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情况和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有接近九成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肯定了培训对自己工作境况的改善作用，但仍有11.3%的农民工认为培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其原因主要是培训的专业不符合农民工的需要，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等。[17]

从已有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影响或制约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制度、资金和培训本身三个方面。窦青通过个案调查提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工培训的主要障碍。在农民工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同城市人一样享受政治、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不能实现身份转变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工的“过客”心理十分严重，就业很不稳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就不足。这是农民工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不重视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缺乏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性的根本原因。[18]据刘平青、姜长云对北京外来农民工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影响农民工培训需求实现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上，有高达41.4%的农民工选择了 “没有钱去学”；在对宁波的农民工调查中，对此问题的回答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担心学习以后有没有用”。[9]高存艳对在上海和江苏工作的116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仅就培训本身而言，除了培训费用较高等问题外，农民工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培训内容脱离实际，针对性不强；重文化知识教学，轻职业技能教学；职业资格证书重书面考试，轻技能考核等。其次是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安排不合理，给农民工参加培训带来了一定的麻烦。[19]

二、路径探索与对策建议：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应然所为

1.体制改革与制度完善

凌子山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制约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要实现农民工公平的受教育培训权利，就要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另外，还应推行就业准入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20]彭国胜、陈成文提出要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职业院校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职业教育、科研、推广相结合的农民工培训体制。这种体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国家统筹规划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二是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全面负责和统一协调农民工培训工作，其他相关国家主管部门则予以配合；三是中、高等职业院校是农民工培训的主要阵地；四是应广泛吸收社会中介培训机构参与。[21]

2.培训资金支持

雷世平、姜群英认为，关于农民工培训经费，必须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以及社会力量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应根据各地每年农民工培训的规模，从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凡招收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农民工比例，以高于职工平均培训经费的标准从职工培训经费中安排。在基础教育已经达标的地方，要广泛吸收社会捐助用于农民工培训。[22]同时还有研究者提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职业培训经费上存在着博弈，应该明确各级财政的责任。首先应建立合理分担各级财政负担制度，培训补助资金由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共同承担，以地方财政为主；其次应以政府为主导，多渠道筹措资金。[23]

3.培训模式创新

刘怀廉提出从政府、职校和企业三方面加强农民工的培训，城市职教、成教机构应突破封闭狭隘僵化的办学模式，实行灵活多样办学，企业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要与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开展“定单培训”。[24]李湘萍以北京市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例，对农民工培训的“富平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富平模式”是一种“民办公助”的培训——就业——权益保障一体化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其主要创新在于它实现了部门合作，尤其是富平与政府部门的合作，这样可以动员社会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最终优化配置各种资源。[25]高存艳针对现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培训内容脱离实际，针对性不强，地方特点不突出，培训时间和地点安排不合理的问题，认为农民工培训应采取“短、平、快”的模式。[19]耿金龙等认为，现行农民工培训模式是输出地培训模式，而农民工就业培训的根本出路，必须变革培训模式，由输出地培训模式转变为输入地培训模式。[26]

4.培训需求导向

职业培训的内容和方式适应农民工的需求是农民工培训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增加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是研究者们共同的呼声。胡娇、洪俊认为，由于农民工没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对他们来说，有效、便捷的培训方式是在岗培训。因此，各企业、用人单位需要请业内的资深人士，定期对农民工进行在岗培训。[27]金崇芳认为，农民工培训应该贴近农民工的生活背景和岗位工作实际。一要以农民工的现有文化知识水平为基础，对他们进行学历补偿教育，逐渐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和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二要以农民工的现有技术水平为起点，充分考虑个人职业倾向，提高农民工个体参与培训的兴趣及实际就业能力，扩大农民工就业择业范围；三要根据农民工流动性强、闲暇时间少等特点，通过灵活多样、形态多异的教学培训形式，就近开展便捷式培训活动；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农民工实际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技术为目标，教学过程尽量做到实践性强，直观并且浅显易懂，尽力实现即学即用、活学活用。[28]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已有关于农民工培训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从研究内容上，研究者们对农民工培训的现状、问题、影响因素、对策及政府、企业、职校主体的责任和农民工自身的需求、意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的主要问题领域，是今后探讨农民工培训问题的重要研究基础。从研究视角上来看，学者们不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视角对农民工培训的供给、社会价值、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而且从教育学、心理学等视角对农民工培训的需求、意愿、动力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为我们解读农民工培训问题提供了多学科视角。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农民工培训的现状、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多，而即使有部分研究是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是论证单薄、缺乏深度，也正是因为没有系统深度的理论指导，一些实证研究还停留在表面、零散的研究范式下，甚至出现得出的结论都截然相反的情况。因此，对农民工培训问题进行理论层面上的梳理和探讨是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如农民工培训的核心价值取向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还是农民工自身需求，农民工培训问题障碍的根源在哪，如何协调与兼顾农民工培训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等问题尚需研究者们进行探讨和回答。另外，探讨农民工培训仅仅从培训本身来谈必然是平面、不深刻的，因为影响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只有将农民工问题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有背景下进行多角度、系统地探讨，才能全面透视和客观解读农民工培训中的问题，提出的政策与建议也将更有前瞻性和针对性。

[1]王怀兴.中国农民工培训的政府责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2]陈灵仙，刘纯阳.农民工培训中的政府职责[J].怀化学院学报，2007（4）.

[3]于伟，秦玉友.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及对策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5]李翔.构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长效机制[J].继续教育研究，2009（12）.

[6]乔仁洁，于金翠.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的思考[J].职教论坛，2007（1）.

[7]马桂萍.农民工培训的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J].高等农业教育，2004（11）.

[8]朱建文.进城务工农民岗前培训的制约因素及应对之策[J].特区经济，2004（8）.

[9]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5（9）.

[10]胡伟，肖传亮，郑彩云.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及培训状况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09（33）.

[11]张苏.高职成教与农民工培训的关系问题思考[J].科教论坛，2008（8）.

[12]张益萍，李期.农民工培训高等职业院校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

[13]唐文君.职业院校开展农民工培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0（1）.

[14]金德琅.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的政府投入与社区介入[J].成人教育，2010（5）.

[15]韩秋黎，石伟平，王家祥.农民工培训问题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1）.

[16]周莹莹.农民工文化技能培训需求状况调查[J].宁波大红鹰学院学报，2008（3）.

[17]冯宪，杨飞，施芳女.嘉兴市外来农民工培训调查研究[J].嘉兴学院学报，2008（9）.

[18]窦青.制约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19]高存艳.农民工培训模式应短平快[J].职教论坛，2004（6）.

[20]凌子山.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政府责任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8.

[21]彭国胜，陈成文.构建中国特色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理论依据与现实方案[J].继续教育研究，2009（9）.

[22]雷世平，姜群英.农民工培训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教育，2005（1）.

[23]邹少霏，苗雪艳.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J].中国成人教育，2010（2）.

[24]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5]李湘萍.富平模式：农民工培训的制度创新[J].教育发展研究，2005（6）.

[26]耿金龙，郭伟，等.农民工就业培训——困厄与出路[J].成人教育，2010（6）.

[27]胡娇，洪俊.农民工培训的原则及路径探索——基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28]金崇芳.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社会学分析[J].理论导刊，2008（5）.

[编辑：李力]

G 726.82

A

1671-4806（2011）01-0045-04

2010-12-22

苑国栋（1984— ），男，山东滕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