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宗教与人性之间
——《红字》中清教思想与超验主义的矛盾张力探析

左存文

（江南大学 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00）

徘徊于宗教与人性之间
——《红字》中清教思想与超验主义的矛盾张力探析

左存文

（江南大学 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00）

霍桑是个虔诚的清教徒，祖先的清教传统影响着他的一生，也是他大多数作品的主要素材。但他在对祖先宗教狂热的反思中，又表现出对沉闷压抑的清教氛围的强烈不满。在思考人的生存价值这一重大命题时，深受到超验主义的启发。最能表现他这一纠结思想的作品，当然是代表作《红字》。但《红字》又不是清教思想和超验主义的简单糅合，而是游离于两者之间的痛苦挣扎和追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霍桑思想中不断冲撞，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成就了《红字》既充满“原罪”意识又透射人性关怀的矛盾主题，也构筑了其既低沉苦闷又激情四溢的诗意语境。

清教思想；超验主义；矛盾张力；语境

关于霍桑的《红字》，清教思想和超验主义影响在学界似乎已成定论。然而从戚涛《霍桑对爱默生超验主义的解构》[1]和安安《从<红字>看霍桑的超验主义思想》[2]等文章对《红字》与超验主义的关系迥然不同的分析来看，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霍桑的《红字》对超验主义的解构以及对超验主义的具体体现都是片面的，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找到霍桑自身思想的矛盾性这一根本原因所在。清教思想从霍桑出生开始就溶入到他的骨头里，是他认识周围事物时不可替代的核心世界观，但清教“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对人性、人权的压抑”[3]2，又使他反思着清教徒褊狭的价值观念，加之他长期身处超验主义的发轫地，理所当然地会受到“理想的人是依靠自己的人”“回归自然，接受自然的影响，以在精神上成为完人”[4]59这些远比清教戒律更人性化的思想的影响。

一、超验主义影响下的《红字》主题

清教主义与超验主义的双重变奏，在《红字》中奏出了一曲哀怨冷凄而又悲壮明快的旋律。我们看到了宗教对人欲的毁灭，在严厉的教规桎梏下那些所谓的罪恶者如何走向精神世界的崩溃和瓦解；而人又如何在这过程中进行反抗和自我救赎，如何在自然中体悟人的价值并达到自我完善。

1.清教思想的根深蒂固

纳撒尼尔·霍桑，1804年7月4日出生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这是一个清教思想渗透到每个角落的地方。祖先中有两人曾任殖民地长官和清教法官，是新英格兰的名门望族。虽然他4岁时家道就开始败落，但清教徒的传统对霍桑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他相信原罪说和人性本恶，倡导人们不断地用虔诚的赎罪来获得上帝的拯救，从而得到灵魂的净化”[5]156。可见，清教思想在霍桑内心根深蒂固，他是虔诚的清教徒，加尔文主义是他认识人和世界的基本信条。他大多作品都以宗教为题材，尤其在《红字》中，霍桑将他的宗教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红字》的情节完全是按“原罪——赎罪——拯救”这一宗教模式设计的，虽然他不是简单地用故事情节去阐释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但整个作品表现出的那种阴沉基调，那种宗教狂热思想背后的人的深重罪恶，以及丁梅斯代尔逃避罪责后的痛苦和最终抉择在众人面前悔罪，都是以其清教价值观为前提的。连海丝特这一走出宗教悔罪途径的自救者，也最后安排“她回来了，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又佩戴上那构成了我们这一篇阴惨故事的符号……从那以后红字就永远没有离开过她的胸前”[3]207。

但是，清教思想又不是霍桑全部的世界观，他不认同清教对异教徒的迫害和对人性的摧残，在对这个严酷的价值框架进行反思的同时，他必然要思考到真正意义上的“人”和人的存在价值。在霍桑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红字》中人性探索的灵感来源。1842年婚后，霍桑便迁到康考德居住，“租下著名作家爱默生祖父的一幢房子……，身处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心，且与爱默生，梭罗等人私交也很不错”[6]。霍桑后半生多在此地居留，与那里的哲学和文学氛围大有关系。在红字中，珠儿这个小精灵似的女孩，显然受到超验主义的启发，因为佩戴红字的海丝特时常给她穿艳丽的服装，她在海边无拘无束地徜徉在自然的怀抱中，她从来不去考虑宗教范畴内的生活准则和行为方式，这绝对不符合清教教义的规范，因为“清教对性爱与婚姻的严厉态度，对鲜艳色调和真实感情的无情压抑”[4]69是当时人们必须面对的真实环境。珠儿身上散发出的野性和光芒，虽然动摇不了作品中的清教赎罪根基，但她给充斥着“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6]这一清教思想的世界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气，一股人性的善良和希望。

2.宗教价值的失范

“范式”虽然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但它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在此，笔者引用“范式”一词，是特指清教思想下的清教徒的既定生活模式和价值评判尺度，从而引出“失范”的含义，即人们在生活中对清教思想这一权威的动摇和否定。《红字》中，或者说在清教思想盘根错节的霍桑世界里，加尔文主义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唯一价值范式。《红字》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对这个范式的怀疑与冲击。以贝灵汉、威尔逊牧师为代表的整个政教界，都以清教徒的“净化”思想为最高圭臬，是神圣不可触犯的上帝意义下的权威。丁梅斯代尔在私欲中走向了他的原罪，在逃避罪责中走向虚伪这一清教思想更深层次的罪恶。他便在自责与忏悔中惶惶不可终日，他卸下生活重压的唯一途径便幻化为向众人向上帝坦诚自己所犯的罪，这便使他走向也只能走向以生命的代价来完成最后的救赎。这种最终以宗教为最高人生信条的安排，完全符合霍桑清教思想影响下的世界观，也完全符合上文所述的加尔文主义影响下的价值评判范式。

但是，海丝特却是凌驾于这个范式之上的，她或多或少或自主或无意地走出了宗教的禁锢圈，纵然她在这个界限上徘徊不定，但还是以私奔这一抉择来完成了他自己的人生信仰对宗教的疏离。如果说海丝特对这一范式仅仅是怀疑中的苦闷和逃离后的不安乃至后来仍然以众人赋予她的方式（佩带红字）来进行悔罪的话，那么珠儿对这一范式则发起了不可逆转的冲击和叛离。在众人眼中离经叛道的珠儿，被人们视为野孩子的她，在红字中是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的。清教价值范式在海丝特这儿的失范到了珠儿这里发展到了极致。珠儿的生活不但是对清教权威的一种挑战，更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这种颠覆不是为了改良，而是对新的价值范式的诉诸。

3.超验主义的隐现

在清教思想的樊篱中，丁梅斯代尔在罪恶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对于海丝特所提私奔这一出路，在他那里不但显得突兀，而且更像是不可理喻的疯狂。然而，海丝特在众人给她的苦难中已经远离于宗教的天空之外了，她不但只字不提忏悔的事，反而坦然地将红字置于大庭广众之中，她完全可以背负着这个耻辱的标记在她那被世人孤立的小房子里逃避众人恶毒的目光，但她依然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社会的认同，这种超然的态度本身是对教规的一种蔑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不是因为她虔诚的忏悔，而是她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人们居然慢慢地接受了她，甚至到后来那个鲜红的“A”字竟成为荣誉的象征。那些持“原罪救赎”观点的，不是在这里不攻自破了吗？纵观《红字》始末，海丝特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宗教的悔罪途径获得了救赎。她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默然地承受社会给她的一切歧视和侮辱，面对众人的责难她反而以德报怨，最终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显然，海丝特的内心世界也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对自我的肯定，对现世生活的热衷，是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自我完善”这一超验主义观点的不谋而合。虽然以清教思想为世界观的霍桑不可能从具体表现超验主义观点这一角度去构思小说，去塑造人物，但在海丝特人性的突现过程中，超验主义思想的渗透是不言而喻的。从丁梅斯代尔的清教禁锢，到海丝特在宗教与自我间的痛苦挣扎，直到珠儿这个满身四溢着超验主义的精灵的幸福结局，《红字》在毋庸置疑的清教思想下透出了肯定自我价值的光辉。这也正是霍桑在以清教思想为世界观认识现实时发现清教残害人性这一严酷事实后的矛盾，处于超验主义阵营包围中的他受到“肯定人的价值”这些反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令人可信的。所以，霍桑处于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在反思清教对人性戕害同时，又不自觉地体悟超验主义对清教思想的超越；但这种反思仅仅是忽隐忽现的思想层面的东西，在清教思想根深蒂固的他那里是不可能全然接受超验主义者的乐观的。正是在这种矛盾中的挣扎与寻觅，才成就了他《红字》中那种无法言说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超验主义影响下的《红字》语境

笔者引用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的 “语境”一词，是为了从言语环境角度来分析《红字》的矛盾语境表现出的审美张力。在这里，语境主要单指情景语境（B.Malinowski将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在《红字》中，这种情景语境表现为时而是森林中哀婉凄迷的爱情挽歌，时而是居室里沉重压抑的清教压制，时而是刑台神迷晦暗的罪欲谴责，时而是轻快明亮的人性光辉。

1.超灵——上帝光辉的遁隐

“超验主义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超灵是一种无所不容、无所不在、扬善抑恶的力量，它存在于人和自然界内”[4]59。海丝特出场时，怀抱着初生的珠儿，“她闪现着非常美丽的光，简直使那围绕着她的不幸和罪恶结成一轮光圈”[3]7。这轮光圈正昭示了霍桑对海丝特的同情和对她爱情的肯定，因为这道非常美丽的光圈不是上帝对她的宽恕，也不是但丁那种超越世俗欲念后见到的上帝之光，而是她们爱情的结晶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芒，是超灵的扬善之光。当海丝特解下她耻辱的标记“红字”时，霍桑这样写道：“上天像是忽然微笑了，发射出阳光来，向着朦胧的森林间，贯注着一道强光，每一片绿叶都欣欣向荣，枯黄的落叶变成金黄色，萧瑟老树的灰色树干也闪出亮光”[3]151，这又是一处光的意象。在《红字》中，不断有光透过压抑的清教天空投射到不幸的人们身上。这种赎罪主题下的光的氛围，正是超验主义影响下的语境建构。尤其描写珠儿的文字，总是有光在不断地照亮她周围罪恶者的痛苦和无奈，不断将珠儿这个天使般的小女孩置于无限的光明之中，她不是罪恶的产物，而是清教氛围中振聋发聩的一个精灵，读来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超验主义者的这句话：“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一滴露水”（爱默生）。在珠儿这个浓缩的小生命中，有着超灵的影子，或者我们直接可以说她就是超灵的完美化身。

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上帝在万物一体的超验世界里遁隐了他的光辉。因为超验主义者相信，人的灵魂中有一种直觉能力，通过直觉感受，可以做到个体灵魂与超灵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森林里，丁梅斯代尔总是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着自己的罪，她与海丝特的会面使他们的灵魂在超灵的烛照下融为一体。还有珠儿，“她站在从枝叶间射下来的阳光中，像是穿着灿烂衣装的一个幻影……有时就像一个孩子的精灵”[3]152，她在对自然的直觉感受中使自己的灵魂与超灵相契合，这里是没有上帝权威重压下的世界。但是，当丁梅斯代尔回到社会生活中时，他过着 “一种虚伪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我们四周的一切现实，本是上天赐给人们精神上的喜悦和滋养，现在它的精髓与实质却都被偷盗去了”[3]95。《红字》中满是这样隐晦的心理活动和自然下人性复归的交替描写，这种语境的反差也表现出霍桑思想的复杂性指导下的《红字》的矛盾性主题。

2.自助——救赎之道的复杂

“相信你自己”（爱默生），这是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在《红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丝特对自我的肯定，她不满自己的婚姻生活，便大胆地走向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她不顾宗教的重压和世俗的唾弃，义无反顾地放任爱情的发展，之后被抛弃在社会之外的海边小屋时，也并没有选择向宗教低头，而是开始了她不同寻常的自救。她没有在教会认可的方式下以自己的信念来进行救赎，用针线缝补着自己的罪恶，也缝补着耻辱。首先，海丝特是个女人，他在齐灵窝斯这个恶魔的控制中有着爱情的冲动，在被清教教义严令禁止及压抑的整个社会环境中，她毅然投向丁梅斯代尔的怀抱，在爱欲的燃烧中犯下了自己的罪。但这不是她对宗教的挑衅，而仅仅是人性正常的欲求。其次，海丝特是个母亲，当以贝灵汉为首的清教势力要迫使他与珠儿分离时，那种温情脉脉的母女之情占据了她全部的内心，她冒着被世人发现真相的危险求助于丁梅斯代尔。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任由政教摆布的赎罪的妇女，而是一个维护女儿的伟大的母亲，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闪烁在阴郁灰暗的宗教氛围中。海丝特是理想的人，因为她是依靠自己的人。这就是超验主义自助观影响下的语境。

超验主义强调个人的重要性。《红字》中，霍桑对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爱情悲剧的同情很自然地付诸于笔下。但他对个人的重视，对人性中正常的欲望（不符合清教教义的那部分）又持矛盾态度。他不可能让他的主人公都去走自我救赎这条反清教之路。在宗教世界，在齐灵窝斯恶毒的目光缠绕的房间里，丁梅斯代尔有的仅仅是恐惧和无望的挣扎。而在森林中，海丝特炽热的情感焚烧着他的懦弱，信仰在爱情的猛烈冲击下暂归于沉寂。在社会中，牧师的身份在布道和忏悔中让他更执著于对清教的笃信，私奔只是在一念之间的坚定。他在良心的谴责和对爱情的忧郁中无法自拔，所以上帝的遁隐使他无法找到灵魂的出口，海丝特的自我拯救之道也决不会在他那里亦步亦趋。在生命弥留之际，他只能选择宗教的救赎之道，此刻，上帝出现了。上帝和超灵共同带来了《红字》沉闷和明快的复杂语境。

3.自然——森林中的悖论

“在自然界的后面，浸透着自然界的是精神”[7]。这种精神也通过《红字》中神秘莫测的森林承现给读者。那些透过树枝的阳光，那些栉风沐雨的叶子，以及从林间潺潺而过的小溪，都以平和的意境烛照着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不幸的爱情。牧师林间散步的习惯，也似乎是逃脱森严教规而走向自然精神的唯一方式。在森林中，先不说全身都光辉灿烂的珠儿，就连被深深地打上“原罪”烙印的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也遵循着自然的召唤，他们尽情地呼吸着旷野的自由气息而流连忘返。丁梅斯代尔感受到了森林中万物都闪着亮光，他看到了海丝特少女般的美丽。这恰似超验主义者的自然观，他们认为“自然是超灵或上帝的象征，自然界有生命，上帝的精神充溢其中，它是超灵的外化”[4]59。在森林里，一切宗教的约束和道德的重压都是黯淡无光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灵魂的交融，只有爱情的炽热。这里是世俗之外的世界，“这就是自然——那从来没有被法律征服过、也没有被更高的真理照射过、旷野的、异端的、森林中的自然——对于这两个人精神上的幸福表示的同情！”[3]152。

如果仅仅是上述纯美的诗意的语言所展示的自然中的人性，那么《红字》也就失去了其语言魅力。因为这全然不是一个牧歌式的爱情故事，而是清教大背景下的人的社会生活环境。那令人神往的大自然在《红字》中也担当着魔鬼的角色，它是一切欲望滋生和蔓延的场所，有着诱惑人堕落的邪恶力量。因为在这里，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犯下了他们的“原罪”。西宾斯太太告诉珠儿，她母亲胸前的红字是“黑男人”打上的印记，而森林中，正是充满着“黑男人”的诱惑的，那些树枝与树叶遮在黑暗的阴影中，连小溪流过的地方也笼罩着阴森气。于是，这种充满罪恶感的环境描写成为红字最引人注目的审美语境之一。但是，超验主义者“主张回归自然，接受自然的影响，以在精神上成为完人”的影响又以很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了霍桑笔下：“纵然森林仍保留着阴暗，但在海丝特眼睛里是光明的，在丁梅斯代尔的眼睛里是光明的！”[3]152。这种阴暗中发散着灵光，诗意中弥漫着罪恶的环境描写在《红字》中比比皆是。从霍桑对森林这一象征物的悖论式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他矛盾思想指导下的语言灵感创造出的独特审美语境。

综上所述，从《红字》的主题和语境方面表现出的清教思想和超验主义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霍桑在这两种矛盾思想中奋力地左冲右突的轨迹，超验主义没有动摇他的清教根基，但清教那种严酷的环境中分明又有超验主义耀眼的光辉。当清教所奉行的加尔文主义在时代发展中逐渐沦为刍狗的时候，霍桑在其宗教世界里的虔诚也加重了他的苦闷和彷徨。一面是对几近于万劫不复的原罪的忏悔的求赎之道，一面是对异教徒的同情和对人性的诉求。霍桑在对宗教狂热后的理性和对超验主义不可全然接受的夹缝中找到了他的艺术灵感，找到了《红字》中复杂却又感人的主题，构筑了独特的诗意语境。之所以用这个矛盾的视角去分析《红字》，是因为对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垮塌后一片荒芜的反思，是对“上帝死了”之后人无所适从状态的严峻思考。无论是宗教桎梏下人的毫无生机，还是失却信仰后人在私欲膨胀中的堕落，都不是“人”这一文学母题的诉求。如何在信仰与人性间寻求一条不再迷茫的路，是霍桑留给我们的重大课题。

[1]戚涛.霍桑对爱默生超验主义的解构[J].外国文学，2004（2）.

[2]安安.从《红字》看霍桑的超验主义思想[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9）.

[3]霍桑.红字[M].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常耀信.精编美国文学教程:中文版[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5]夏寒.欲望隐晦的罪——霍桑的“原罪”论与《圣经》[C]//美国文学研究:第4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6]李枝盛.孤独而痛苦的霍桑[J].时代文学：下半月刊，2008（11）.

[7]爱默生.论自然[M].吴瑞楠，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0.

[编辑：张雪梅]

I 106.4

A

1671-4806（2011）01-0106-04

2010-12-22

左存文（1985— ）,男，甘肃陇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