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心绣口诉衷情——南宋末期女性词人创作初探*

李肖璇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39)

锦心绣口诉衷情
——南宋末期女性词人创作初探*

李肖璇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39)

南宋末期的女词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词人群体。她们打破了历史上男性主宰词坛的状况,女性作家群体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大。作品中既有伤春怨别、闺阁生活的题材,也有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以及爱国主义情怀。在艺术上则尽去矫饰,以真动人。

南宋末年;女性词;觉醒;身世之感;家国之悲;真性情

女性自古以来一直处于男性中心社会的牢笼之中,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伦理教条的规约,女性文学的发展虽步履维艰,但仍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正如评论者所言：“虽说学术史上不曾有女哲学家.经学家,史学家,然而在文学方面,女性却曾遗下卓越的成就,使一部中国文学史还笼罩着女性文学的异彩,给与我们一点读文学史时的安慰”。[1]南宋末年是一个战火纷争又相对开放的特殊年代,犹如一把双刃剑,既给囿于闺阁幽谷中的女性提供了突破束缚、打开审美视野的机会,同时也加重了她们身为女人的苦难。因此,相对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女性词人队伍空前壮大,双重苦难的生命体验丰富了她们词作的内容,那里不仅蕴藉着闺秀的纤巧情思,而且烙印了时代的烽火狼烟,她们以女儿独有的锦心绣口倾诉着一首首真情涌动的感人佳作。

一、“自我”的觉醒

在南宋末期,女性作家的队伍空前扩大,词作也相当丰盛。这个创作群体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既有嫔妃宫人、贵妇闺秀,也有奴婢妓女、小家碧玉,“她们用前代文化妇女从未有过的创作热情,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及人生际遇,生活的感喟及爱情的追求和失望、生命的哭泣与歌唱、世态人心的厚薄与炎凉”。[2]而女性在文学殿堂的崛起则标志着一批知识女性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究其原因则应探入社会、历史的深层土壤。

纵观南宋末期的女性词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民女。她们多在词中抒发伤春怨别、身世慨叹、留恋自然、爱情苦乐等感触,如吴淑姬、朱淑真、张玉娘、易祓妻、蒋兴祖女、淮上女等;第二类是妓女。她们在词中表现了渴望从良、追求自由、企盼真爱的愿望,如严蕊、吴女盈盈等;第三类是宫人。她们面对国破家亡的惨况和沦落他乡的遭遇,在词中多表达对侵略者的悲愤控诉与对故国、旧事的怀恋。伴随着女性词人创作群体的扩大,其作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男权中心社会中被忽视、放逐的地位所致,她们的词作多散逸,这不仅是文学艺术史上的巨大损失,更是女性作为“第二性”的生存况境的历史写照与悲哀。比如说“叛逆才女”朱淑真的《断肠集》是她死后遭父母“焚书”之后所留下的劫后残片,仅存33首,吴淑姬有《阳春白雪词》五卷,但流存下来的只有几首,严蕊的词仅存《如梦令》、《鹊桥仙》、《卜算子》三首。其它的女词人流传于世的更不多,有的甚至仅存单篇,如王清惠《满江红》、金德淑《望江南》、章丽贞《长相思》、蒋兴祖女《减字木兰花》、徐君宝妻《满庭芳》等。

南宋末年女性词人群体的扩张是与她们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有关的,虽然这种建立在封建王朝基础之上的觉醒其程度相当有限,但发生在石古不化的伦理纲常维度之中的这一切已经显得难能可贵了。我认为以下两点原因推动了这股女性创作之潮的波澜涌动：

首先,南宋末年乃至整个宋代,女性审美主体的觉醒受到了魏晋人性解放思潮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功利性,寻求自身独立存在意义的“自觉”时代,提倡作家抒发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这种文学的自觉也带动了人们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开始受到怀疑,人自身的行为品格受到重视,一种符合人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的追求目标。魏晋之风所拉开的人性解放的帷幕,不仅惠泽了唐代,也深深影响了宋代的文人墨客,包括身居闺帷的知识女性在内。“宋代女性广泛继承了魏晋的文化遗产和思想精神,据不完全统计《李清照集校注》和《朱淑真集》共引用魏晋六朝诗文典故70多处,其中出自《世说新语》的典故李清照20处,朱淑真8处”。[3]另外,宋朝所经历的异族入侵的民族灾难与魏晋南北朝很相似,魏晋士人孤高、刚烈的民族气节,追求真实、质朴的生活态度打动、感染着女词人们。如朱淑真的《题四并楼》诗：“日知光景无虚度,时觉清风满座生。庾亮据床谈兴逸,仲宣倚槛客愁轻”,就是对东晋大将军庾亮潇洒自然、情趣高远的魏晋名士风度的欣羡和赞美。

其次,宋代女性审美主体的觉醒还与宋代妇女的社会生活境况有关。宋代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因此带动了市民文化的高度繁荣,宽松的社会环境给妇女带来了走出深闺重帷的条件和机遇。宋代的女性不再被完全幽闭于小亭深院的狭隘空间,她们有外出游览的自由,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史料中对此都有相关的记载,如孟元老在《收灯都人出城探春》中所道：“收灯毕。部人争先出城探春……次第春容满野。暖律喧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碾。芳草如茵,骏骑骄嘶。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蚶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在女作家的诗词中也能找到相关例子,比如说朱淑真在《忆秦娥·正月初六日夜月》中描写的就是妇女观赏灯焰时的情景：弯弯曲,新年新月钩寒玉。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

宋代、包括南宋末的时代上空萦绕着魏晋人性之歌的袅袅余音,它本身的社会环境也较为开明、自由,在这一历史的空隙中女性被压制的聪明才智得以喘息,她们终于在男性仍占据话语主导权的文艺园地中开辟出一小块属于自己的文学绿洲。

二、身世之叹与黍离之悲

南宋末期是一个血泪并交的屈辱时代,这就将一直处于社会结构中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推入更为恶劣、悲惨的生存黑洞,她们既背负着封建重压强加于女性的种种枷锁,同时忍受着家国破碎所带来的灾难与创痛,因此,她们的词作从内容上来说既充满了对自身悲苦命运的吟咏,也饱含了强烈、浓重的忧国之思、爱国之情。这样,南宋末年女词人的文学样式不再仅停留在“闺怨”的单一格调,而是呈现出一种波澜壮阔、奇妙多姿的新的美学风貌。

在南宋末年的女词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落,她们是被男性当作玩赏之物的青楼女子,但沦落风尘的命运仍掩饰不住其蕙质兰心,融会于作品中的那份出淤泥而不甘的身世之叹,企盼自由、真爱的精神令人同情、尊敬,字表之下那份超重的血泪也令人叹息不已。严蕊是宋末的官妓,她凭借自己卓越的诗词之才得到官员赏识得以脱籍,在获取生命自由的同时也得以展示了个人价值。那首为她赢得自由的《卜算子》,字里行间充满了沦落为妓的无奈,渴望自由的愿望以及四溢的才情,读来令人心酸不已：“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终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关于此词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朱熹为治罪唐仲勇而指控他与严蕊有奸情,于是严蕊被下入狱,但她受尽严刑拷打也不愿承认那强施于唐的“欲加之罪”,她的这种操行传遍大街小巷,也感动了新调任的审判官岳霖,提审她时就是这首词使她摆脱了营妓的命运,嫁入宗室为妾。再如妓女盈盈,年十六,善歌舞,尤善弹筝,容貌迤俪、才思卓荦。魏人王山下第游东海,与她相处数月后辞归,盈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寄《伤春曲》给他一表相思：“芳菲时节,花压枝折,蜂蝶掩栏槛光发。一旦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使雕栏对寒月”,但王山因为生病,不能赴约,秋中再到山东,盈盈已死。

南宋末年外族入侵的民族灾难如晴天霹雳,给栖居于封建窄巷中幽闭、寂寞的女性生命上又加刻了一道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创痕,因此当时的女词人上自皇宫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在她们的创作中主题意蕴多渗透着家国之恨、故国之思、桑梓之悲等思想,悲凉凄楚之中也高扬着爱国主义情操。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词作首推流落元都的南宋旧宫女之作,她们从养尊处优的生活一下跌入阶下囚,有的甚至病逝、为尼,她们对于突袭的苦难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体会。下面将列举旧宫人送乐师汪元量南归时的作品为例：如南宋恭帝时的昭仪王清惠,她的送别词《满江红》如下：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插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官夜惊尘土梦,宫车晓撵关山月。问嫦娥,与我肯从容,同圆缺。

这首词是北行经汴京夷山驿时题于壁上的,饱含了失国的伤痛和哀叹命运的心境。上片对往昔欢乐生活的回忆与下片突遭战火的凄凉形成鲜明的对比,江山易主,君臣离散,悲恨交加时又被掳北上,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词人只想同嫦娥一样,远离尘世的烦恼过寂寞清冷的生活,这也如谶语应验了她以后出家为道,最终自杀的宿命。

还有一位宫人叫金德淑,她作了一首《望江南》也是为汪元亮送别之作：

春睡起,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缟带,六街灯火已阑珊,人立蓟楼间。空懊恼,独客此时还,辔压马头金错落,鞍笼驼背锦斓斑。肠断唱阳关。

上片描写北地的风光,下片写对南归人的深切惜别,肠断而发,离别之痛、灭国之愤,则尽显词中。

哀叹故国、伤痛身世的情感主题在民女词中也有所体现,金兵入侵之时,蒋兴祖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留有词作《减字木兰花》：

我生不辰,逢此百罹,况乎况离,奈恶因缘到,不夫不主,被擒捉住,为妾为妻,父母公姑,弟兄姐妹,流落不知东与西。心中事,把家书写下,分付伊谁。越人北向燕支,回首望雁峰各一涯,奈翠寰玉软,笠儿怎戴,柳腰春细,马迅难骑,阙月疏桐,淡烟衰草,对此如何不泪垂?君知否?我生于何处,死亦魂归。

此词以明白浅易、字字含血的语言,把遭受罹难被捉被擒、家破人亡的惨状一一描绘出来,并表明自己死后魂魄重归故里的的心志,语意凄婉,见者为之伤心。况周颐《惠风词话》评价说：“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恻”。[4]

另一位有着铮铮傲骨的民女——徐君宝妻,其词《满庭芳》云：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举,锦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魂断千里,夜夜岳阳楼。

此词由过去写到现在,由个人悲剧写到时代悲剧,上片回忆宋王朝的奢糜、浮华,一旦外族入侵,立即国破家亡,往事成空;下片于家国之恨、身世之悲的感慨中,追溯了惨况的源头是由于典章人物、强权官宦的不作为。

南宋末年是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更是女性悲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女性承受着封建男权、家国破碎所带来的双重迫害,她们没有力挽狂澜、解救自身与社会的力量,只能在文学世界中编制一曲又一曲凄婉动人的歌谣聊以自慰。

三、真情涌动“女儿心”

南宋末的女性创作,在较为开明的时代风气中将蜷缩着的审美主体意识的羽翼舒展开来,又在暴风骤雨的民族灾难中丰满了情感内蕴,这些因素为此时的女词人涂上一层浓厚的艺术蛊惑色彩,除此以外,女性词创的优质性还表现在艺术上因出自真挚、温婉的“女儿心”而更符合词曲含蓄、文雅、优美的“当行本色”。

首先,情感真诚深切,不矫揉不做作。在文坛中有一种“男子作闺音”的文学样式,即男性作家以抒情女主人公的语言、思想入诗词,以纤柔之笔表现女性生活情感,或以香草美人托物言志。与此相比,女性词因源于“女儿”自我真实的生命体验,或表达春情闺怨、或抒发离愁别恨、或宣泄亡国之哀,皆自然诚挚、扫尽浮语,更具有直抒性灵的艺术感染力。南宋末期的女性词人中,最善于表达真情实感的莫过朱淑真了。朱淑真号幽栖居士,通音律,善绘画,多才多艺,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与志趣不合之人,最终抑郁早逝。她的词作多抒发爱情失意的苦楚、对爱人的思恋。《愁怀》是对无爱婚姻的无力控诉：“欧鹭鸳鸯在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新欢》是遭弃后的词作,至于是被丈夫还是被情人所弃就不得而知了：“一夜凉风冻扇愁,背时容易入心流。桃花脸上汪汪泪,愁到更深枕上流”;愁到极处,便在《减字木兰花》中所道“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在朱淑真充满眼泪与愁苦的诗词中,《清平乐·夏日游湖》比较特别,它是写与情人同游的快乐时光,字间充满天真、幸福之意：“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正如学者谭正璧所说的那样：“她的词的长处,在于‘有新意’和‘有实境’,清新婉丽是有新意的摄影,蕴思含情就是有实意的写照”。[5]

其次,意境鲜明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南宋末年的女作家善于将内在丰富的生命体验与外在自然物象交融,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将寻常意象艺术化创造出富有艺术美感的意境,从而将抽象、微妙的情感形象化、生动化。举个例子来说,朱淑真的《蝶恋花》：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独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绿满山川闻杜宇,便作无情,莫也愁人苦,把酒问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这首词以拟人的手法先写杨柳无计留春,于是托柳絮随风而去追索春的归处。面对暮春时节花落草长的凄凉,即使山间无情的杜鹃也为春去而苦闷。主人公在此情此景中也不得不依依“惜春”,但是春也没有回应,她看到的只是黄昏中突然飘飞的萧萧细雨。词中随风飘荡的柳絮、长满山野的碧草、声声啼血的杜鹃、独伫黄昏的少女,加上微雨斜行的底色,恰好构成一幅统一和谐而含意深厚的画境。

再如,吴淑姬的《小重山·春愁》：

谢了荼靡春事休,无多花片子,缀枝头,庭槐影碎被风揉,莺虽老,声尚带娇羞。独自倚妆楼,一川烟草浪衬云浮,不如归去下帘钩,心儿小,难着许多愁。

词所描绘的景物：荼靡、落红、槐影零落、黄莺声老、烟草浮云铺陈出暮春时节繁华不再、时光易逝的寂寥之境,此情此景拨动了词人多愁善感的“女儿心”,以致无法再承受这种情境的感染,不如回家卧榻,“心儿小,难着许多愁”这将青春流逝、芳华衰退的情感喟叹推向高潮。

南宋末的女性词人们在时代风气的恩惠中向文艺园迈开了探索的步伐,又被突降的灾难风暴逼向家国破碎、流浪漂泊的深渊,她们唯有长歌当哭为自己的悲剧命运哀鸣,为残破的民族国家叹息。同时,她们的诗词歌赋也因那份真切、率达之情,那种天然艺术之美而格外感人至深。

[1]辉 群.女性与文学 [M].上海：启智书局,1934：54.

[2]沈家庄.宋代女性的自身价值实现与下层妇女词的人文解读[J].河池学院学报,2005(1)：39.

[3]舒红霞.女性审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学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4]况周颐.惠风词话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34.

[5]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246.

Express Real Sentiments with Beautiful Language——On Female Ci-poets’Creation s in the End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L IXiao-xuan
(Chinese Department,A 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The female Ci-poets in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an outstanding group.They broke the situation of male dominanting Ci in the history.M any female writers appeared unprecedentedly.Their creations not only expressed the sadness for spring,departing and w omen’s life,but also conveyed the patriotism and deep love for the motherland and the past.How ever in art,they were not so mannered,but really moving.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female Ci-poem s;aw akening;sad life;grief of losing countries;real sentiments

李 艳)

I222.8

A

2095-042X(2011)03-0092-04

2011-04-28

李肖璇 (1987—),女,安徽萧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