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城铺引黄灌区灌溉水费计收问题与对策

侯玉霞，张新芳，燕兆起

（阳谷县水务局，山东 阳谷 252300）

陶城铺引黄灌区兴建于1987年2月，年实际灌溉面积5.87万hm2以上。该灌区自1989年运行以来，始终坚持科学管理，坚持“以井保丰，以河补源，井渠结合，多水并用”的用水原则，在灌区水费计收中，1996-2007年实行按方收费到乡 （镇）的计收办法。2007年，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对灌区水费征收机制进行改革，农业灌溉用水执行终端水价。2007年9月，首次对陶城铺引黄灌区灌溉用水终端成本进行核算，核算成本为每公顷次339.45元。2007年12月，省物价局等部门批复陶城铺引黄灌区农业灌溉用水终端水价为每公顷次240.00元。自2008年起，阳谷县水费征收执行用水终端水价。由于灌区末级渠系工程配套程度差等问题，导致农业用水无法实现用水终端计量。水量计收办法改革后，实行计量供水到乡（镇），乡（镇）按灌溉公顷次平均收取水费的计收办法，如此运行终端水价征收机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1 灌溉水费计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末级渠系工程建设投入少，田间工程配套差

陶城铺引黄灌区自1989年投入运行以来，投入甚少，灌区运行费用全部来自于征收水费，而水费征收标准远低于供水成本，致使灌区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能维持正常运行，而极少的建设投入全部集中到骨干工程上，对末级渠系建设的投入基本没有。农民灌溉多用“小白龙”，直接从干、支、斗骨干渠道引水到田间，对田间工程重视和爱惜程度差，致使原有的田间工程被拆除还耕，造成引排水不畅，水量调度工作困难加大，计量精确度差，灌溉水利用率低，严重制约着终端水价征收机制的实行。

1.2 农民群众对用水实行终端水价缺乏足够认识

陶城铺引黄灌区自1996年开始实行计量供水，按方收费，供水计量都是到支渠分水口（即到乡、镇级），农民长期以来养成了喝乡（镇）“大锅水”的习惯，对于水的“商品属性”认识不足。从2008年开始实行终端水价后，对水费差异难以接受。随着国家多种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许多农民认为用水也应像对种子、化肥一样，给予一定补贴，甚至个别农民认为农业用水所引起的生产性费用也应予以减免，这种观念给水费征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1.3 水界不清，农民对终端水价产生异议

目前，灌区农村实行的依然是家庭联产责任制，每家每户地块分散，灌溉用田间工程甚少，引水跨级较大，现有的极少沟渠也是相互交错,乡（镇）、村庄间水界难以划清，供水计量到田间、地块难以实行，这样用水的难易程度、用水的先后早晚、用水方式的差别、用水量的多少，都使农民对统一标准水费计收产生不满，认为终端水价计收“不公”，对交纳水费有意见，这严重影响了水费征收计划的执行。

2 实行终端水价的对策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每个用水单元的计量精度上，而现有田间工程配套程度无法达到精确计量。因此，建议水费改革必须与末级渠系建设相结合，加大末级渠系建设的力度。实现灌排分开，田间自流灌溉。以此逐步实现管护措施、渠系改造和水价改革“三位一体”的目标。

根据陶城铺引黄灌区实际情况，采取了如下对策。首先，阳谷县水务局2008年初开始规划末级渠系建设工程，末级渠系建设主要选择在来水时间长、来水有保障、群众一般使用渠水灌溉的灌区上中游。选定十五里元、张秋、寿张、阿城、闫楼、七级、安乐镇7个乡（镇）的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末级渠系建设的示范块，建设总控制面积 1.48 万 hm2，规模为 760.00～3980.00hm2。建设内容包括在支级以下分水口建立灌溉泵站，修建地上衬砌渠道输水到田间毛渠，各斗、农分水处建测水口门，配套田间排水沟道，实现灌排分开，自流灌溉。

其次，在灌区下游，引水含沙量很小，推行田间管道输水，减少土地占压，便于水量控制。配套末级渠系测水量水设施,计量供水到田间、到地块,逐步缩小计量供水单元,使各级分水口分界明确。针对大地块的用水实际，建设适宜的供水站，实行订单供水，按照订单水量向小用水单元供水。

第三，培训乡村测水人员,并对用水户进行计量供水知识培训,让群众参与用水管理,彻底改善了喝“大锅水”的现象。水价征收实行成本价，水价分为静态水价和动态水价，按计划供水，计划内部分按定价收费，超计划用水的加价收费，以经济杠杆作用促进节约用水。

3 结语

陶城铺灌区通过近几年末级水利工程建设的实践证明，上述做法既提高了灌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为增加广大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既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和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阳谷县社会和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和保持农村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能充分利用现有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结合国家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标准和要求，对全县末级水利工程进行综合治理和改造，达到田成方、林成网、沟渠路林桥涵闸综合配套，将彻底改善灌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态环境，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粮食生产，提高灌区农业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