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情的极限:郭沫若诞生 （上）

/［北京］李兆忠

引言

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那几个月，无论对郭沫若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极为重要。受“五四”运动和惠特曼诗风的激荡，一连串气势磅礴的诗篇从郭沫若胸中喷发而出，在中国诗坛猛烈地爆发，宛如横空出世。这种气势，仅从标题就可看出端倪:《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匪徒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第一人称的“我”，赫然飞舞的惊叹号，感叹词“呀”、“哟”，充塞于字里行间,它们与温柔敦厚的中国古典诗词截然不同，与正在嬗变中的中国新诗也大相径庭。时过境迁，八十年之后重读这些诗篇，人们依然感到惊异，比如《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疯狂，又是何等的自由！这样的作品不仅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由于它的出现，步履蹒跚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突然加快了节奏。不久这些作品以“女神”名结集出版，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席诗人的地位一举奠定。

其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二年级学生，这是郭沫若留日的第七个头年，从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生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的时节。差不多经历了相同的时光，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不过具体到郭沫若，还是有点区别。如果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是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研究的结果的话，那么郭沫若的《天狗》就是苦闷压抑之下激情的喷射。读着这些奇异的诗篇，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使郭沫若的留学“七年之痒”以如此的方式爆发？

事物发展变化的原理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对于郭沫若来说，在诸多外因具备的前提下，是什么样的内因导致了这场情绪的“井喷”？郭沫若有一段自我剖白，可供参考——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

这段自白告诉人们三点:第一，郭沫若是个偏于主观的诗人，想象力胜于观察力；第二，郭沫若属于冲动型的性格，亢奋时像野马，消沉时像死河豚；第三，这种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难以做出伟大的事业。联系郭沫若的人生实际，平心而论，前两点说得都到位，尤其是第二点，堪称一幅惟妙惟肖的郭沫若自画像，第三点则需作一点辨析。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个抱负远大、领袖欲很强的人，如此低调地称自己没有“做些伟大事业”的“野心”和“能力”，似乎有点言不由衷。考虑到郭沫若当时还只是一位文坛新秀，一位前途未卜的留日医科学生，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能成如此大的气候，这或许就是他自谦的原因吧。不过细细琢磨这番话，仍能给人某种启示，诚如作者所言:冲动性的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如果在此基础上引申一下，那就是:冲动性的人感性大于理性，缺乏深邃的思想和坚定的操守，具体到说本话的人，只消将“胜劳耐剧”四字改成“持之以恒”，就很到位了。联系郭沫若一生思想意识与行动表现的摇摆多变、自相矛盾，不能不令人叹其中肯。君不见，这位当年敢于吞噬一切的“天狗”，专门攻打偶像的文化英雄，后来不是跪倒在偶像脚下，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吗？这位曾经信奉“艺术是自我表现”的诗人，后来不也心甘情愿地成为党的“喇叭”，自觉地以文学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炮制海量的“假、大、空”诗文吗？这一切，除却别的因素，与郭沫若“冲动性”的文化人格显然不无关系，个中原委值得细细梳理，不过这已偏离本题，还是言归正传吧。

诗的觉醒与释放

1913年12月28日，郭沫若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踏上了东瀛之旅，说背水一战，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郭沫若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长兄给的一根重六两的金条，换成日币后只够在日本生活半年，这意味着，郭沫若必须在半年之内考上官费学校，否则只有打道回府，回到他厌倦不堪的祖国；其二，为了能够到日本留学，郭沫若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国立官费学校——天津军医学校，为此受到长兄责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沫若临别前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初出夔门》）

取道中国的东北，路经朝鲜，经过两周的辗转，郭沫若于1914年1月13日到达东京，从此，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中国与日本有官方协议，五所日本国立学校招收中国学生 （它们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第一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的中国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于是这五所学校便成为中国留学生鲤鱼跳龙门的竞争目标。由于报考的人太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的人考了八九年也没成功，因此郭沫若要在半年之内考上，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然而，他创造了奇迹。1914年7月，郭沫若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报考该校的中国学生近千人，录取者仅四十余人，在医科正取的十一名中，郭沫若名列第七。郭沫若出国之前没有正经学过日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考上日本一高预科，证明了他的天赋与毅力。这是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他终身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考入了一高的特设预科，我立刻享受着官费，我于是仅在半年间因成绩优等而为官费生，这实在是一件顶使人愉快不过的事。在我的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快乐。” （《自然的追怀》）

一高预科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个班，为期一年，主要补习日语，考试合格后再分配到各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日本的学校从高等学校起就开始分科，一高预科也不例外，它分文科、理工科和医科三个班，郭沫若选择了医科。

郭沫若此举或许令人纳闷:不久前刚放弃国立天津军医学校入学资格的他，到了日本后何以又选择了医学？这并不难解释。此一时，彼一时，郭沫若当初投考天津军医学校，并非出于对医学的爱好，而是想逃离令人郁闷的故乡四川，而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当时国内的教育全不抱希望，一心只想远走高飞。来到日本后，形势已大不相同，郭沫若必须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专业，学有所成，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由于从小就受“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而他又厌恶法政，也轻视一向喜欢的文学，再加上不擅长数学，于是，实业与医学成了他的首选。在1914年3月14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表示:“男来东留学，志在实业及医学两途。”同年6月，郭沫若报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失利，就剩下学医一途。由此可见，学医并不是郭沫若自己的选择，而是长兄的意志和时代潮流左右的结果。在1914年9月6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这表明，郭沫若选择医学，既不是出于对专业的爱好，也不是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而是出于一种笼统的志愿和谋生的需要。关于这一点，郭沫若自己后来有清楚的解释——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中路径。

（《创造十年》）

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五年前，还是在四川的嘉定中学读书时，他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险些送掉性命，落下了重听耳鸣的后遗症，高烧损害了耳膜，其症状，据本人形容，就是“不痛不痒，只是带翁翁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这种病对于一般人也许无关紧要，对于一个学医并且将来准备行医的人却是非同小可，试想，一个连听诊都有困难的人，怎么给人断病？这好比让近视眼开飞机，叫瘸子跳高，其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

聪明过人的郭沫若居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察觉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其时日本的教学方针。日本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学外语，为大学的深造打基础，就拿郭沫若就读的医科来说，课程以德文时间最多，因为日本的医学以德国为鼻祖，一周多达二十课时，再加上英文和拉丁文，学外语的时间就更可观；另外，日本的外语教学还有一个特点，教授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喜欢用外国文学名著做教材，外语课几乎就是外国文学课。对于郭沫若来说，这无异于老鼠掉进白米缸，原先被压抑的对文学的嗜好，现在又被刺激起来。先是泰戈尔，接着是海涅、歌德、雪莱、莎士比亚、席勒……西方著名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进入郭沫若的视野，为他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郭沫若后来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诗的觉醒期”，在《我的学生时代》里，他这样写道:“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扎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生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这种“诗的觉醒”意味着不同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艺术感觉的诞生。至此，郭沫若已经作好文学起飞的准备。

1918年7月，郭沫若由冈山六高毕业，免试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随着学医的真正开始，郭沫若陷于痛苦之中。在一百多人上课的大教室里，郭沫若无法听清老师的讲解，而最令他沮丧的是，由于重听耳鸣，他连打诊听诊这种最基本的医术都不能很好地掌握，郭沫若终于醒悟:“性既不近，耳又不聪，继续学医，断无多大成就。” （见922年1月11日家书）从第二学年起，他就想放弃医学，改入文科。这个念头后来一直挥之不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先是日本老婆坚决反对，认为学医将来生活才有保障，后来是伙伴成仿吾反对，认为研究文学没有必要进文科。然而在心理上甚至行动上，郭沫若已经“弃医从文”。福冈五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女神》星空》中数以百计的诗篇，小说《骷髅》《牧羊哀话》鼠灾》《残春》《未央》《三叶集》中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还有歌德、海涅、泰戈尔等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翻译，都是那一时期完成的。期间有半年多时间郭沫若抛弃学业，频繁地往返于福冈、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创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通过了全部医学课程的考试，获得了医学士的学位。然而郭沫若获得医学士学位之日，也就是告别医学之时，这个凭聪明得来的医学士头衔始终只是一个摆设。郭沫若曾自诩自己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从知识层面讲也许是这样，并且，即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学医对郭沫若也是不无小补。诗剧《湘累》，小说《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作品，明显地受到现代医学知识的影响和支持。《湘累》中的屈原，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残春》则是对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潜意识理论的演绎；郭沫若后来论文谈艺，与论敌打笔战，也经常喜欢援引医学上的知识与理论，甚至达到卖弄的地步，比如他对胡适的“五大魔鬼”论的抨击，就援引疟疾与花柳病的知识，大加发挥。还有，郭沫若这样定义诗:“直觉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形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这样的理论公式，没有医学修养的人绝对做不出来的。但尽管如此，学医的过程对郭沫若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郭沫若后来曾将此归结于日本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其实未必确实，因为日本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也是填鸭式，郭沫若并没有觉得枯燥，反而甘之如饴。在1921年10月6日致郁达夫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见惯了的滑稽戏子登场，唱一幕独白剧，时而在墨色的背景上画东画西。我只全身发烧，他口中唱着陈古五百年的剧本台词，一点也不曾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只望时钟早响。但是响了又怎么样呢？响了之后，依然又是一场独白剧，一点如是，两点如是；今天如是，明天如是，过细想来，恐怕人生一世，永远都是如此罢。上了一礼拜的课，到今礼拜来，率性又‘撒波’起来了，率性在家里闭门读书，上前天想重把生理学来研究，念了一天的书，第二天又厌倦起来了。开开书本就想睡。我恐怕得了嗜眠症的怪病。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想读的书来读，又把一些干燥无味的催眠剂丢在一边了。”而在1920年8月24日致陈建雷的信中，郭沫若甚至将自己的学医生涯与骷髅——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这样写道:“你《人生》一诗简洁深永，我很爱。我读了，想起我去年某日早晨，独坐在解剖学教室中，学生一个都还没有登校；室中正面只有两个髑髅挂着，睥睨着我；背后壁上的时钟不断地刻划，我做了一首诗写在钞本上面:‘铁塔——铁塔！/壁上时钟把我向坟墓里逼迫，/逼迫——逼迫！/胸中的血浪儿乱打我的心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耳不聪、性不合、学成无望的前提下，医学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因素，强烈地刺激着郭沫若的文学冲动。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郭沫若将近而立之年，人生事业一切都还没有头绪，作为一个志向远大、才华超群的人，如何忍受得了这一切？在1918年11月27日致胞弟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势之所积，理复云何。回首故乡，不觉怆然神丧矣！如兄之不肖，已入壮年，隔居异域，窅然索处，所志所业，尚未萌芽，日暮途遥，瞻前恐后。”迷茫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处境下，借文学浇胸中块垒，希望通过文学打出一条人生之路，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郭沫若的同窗有泽保这样描绘大学时代的郭沫若:“削瘦白皙的身躯，沉默寡言，不主动与人搭讪。可是，同学找他聊天时，却能友好相待，偶尔谈及文学方面的问题，他常常是话如流水，滔滔不绝。对医学的学习尽管不很专心，可是，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却能抓住要领回答得很好，真不愧是个俊才，受到大家的钦佩。” （《郭沫若研究》第5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据《创造十年》交代，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骷髅》是他在解剖尸体时，因尸体上文身图案的刺激，产生灵感创作而成的。十几年之后作者叙述此事，依然兴味盎然，其中这样写道:“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一样，拿着刀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落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第二篇小说《牧羊哀话》是在做显微镜解剖学实习时，一边观察着显微镜下的肌肉纤维，一边构思而成的。而那首大名鼎鼎的《凤凰涅槃》，是作者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受到诗意的袭击，在笔记本上东鳞西爪地记下来的。

也许是天助，就在郭沫若的苦闷与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借这股强劲的东风，郭沫若郁积已久的情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释放出来。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宗白华。宗白华是发现郭沫若的“伯乐”，而郭沫若则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在宗白华主持《时事新报·学灯》栏目之前，郭沫若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偶有作品在该报发表，并未受到重视；是宗白华接管《学灯》之后，郭沫若的文学生涯才真正拉开序幕。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叙述的那样:“我同白华最初并不认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作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但到1920年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