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粤华章情未了:读陈学勇《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北京］董之林

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万千世象中，究竟会遇到哪些人，使原以为旁人的陈年旧账，突然与自己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这真的是一种缘分。

我见到陈学勇先生，是在2009年8月下旬的上海，为参加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召开的一套丛书研讨会。这套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华东师大中文系陈子善和罗岗先生主编。陈学勇先生编撰的《中国儿女——凌叔华佚作·年谱》，还有我写的那本《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 （1949——1966）》均为丛书一种。而且同为丛书作者，当时我们都参加了题为“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的研讨会。8月23日，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到华东师大逸夫楼报到，当天下午子善兄介绍我认识了陈学勇先生。学勇先生告诉我，他编纂凌叔华佚作和年谱的同时，还写了一部凌叔华传记。2010年底，《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以下简称《一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学勇先生随即寄送一册给我，以后又有邮件往来，使我对凌叔华有了更多了解。这是我要特别感谢学勇先生的。

北方姓凌的人不多，但过去在广州番禺一带，凌姓是颇为显赫的家族。我的母亲凌山是广东番禺人，她二十多岁到北方生活，渐渐与番禺没了联系。母亲今年九十五岁，别说她的长辈，就连番禺老家与她年龄相仿的人也都不在了。以前我很少听她说故乡的生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退休，我们有时间可以坐在一起闲谈了，她才陆续把广东家乡的一些事讲给我听。我外婆去世时母亲还不记事，是她的祖母在番禺老家把她一手带大。母亲的祖父凌孟征是晚清进士，他中了进士，却不做官，只在广州开办学馆，以教书为业；我的外公凌骥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金融，毕业回国后从事银行业。当时考取了功名却不做官，不知是否有家训？总之，父子俩都不涉足官场。不过，同一家族人各有志，凌孟征众多叔伯兄弟中有一位凌福彭，与康有为同年名列金榜第二甲进士，授“末代王朝的翰林院庶吉士以后，担任过若干重要官职，户部主事、军机章京、保定知府、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这些岗位无一不在要津”①。凌福彭是凌叔华的父亲。论辈分，凌福彭与凌孟征是叔伯兄弟，他女儿凌叔华与我外公凌骥是叔伯兄妹。凌叔华1900年3月5日生于北京，长我母亲十六岁，是母亲的一位本家姑姑。

世上的事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就拿我母亲的家族和她这一门亲戚来说吧，实在与我的生活隔着千山万水。以前我读凌叔华的小说，完全置身其外:作者是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她写的也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现在我知道凌叔华与母亲有姑侄辈分的血缘关系，按照北方习俗，我还应该叫她一声“姑姥姥”。但还是“远”的缘故吧，学勇先生来信说，传记有关凌叔华私生活的文字，或有冒昧之处，请多包涵……我却没觉得有哪些过意不去。其实道理也简单，一旦人物进入历史，就不再属于她的家族和亲朋好友。传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但由于来龙去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那些看上去相互龃龉的人物所为，都有了曲折的、不那么一目了然的逻辑线索。也由于有这种叙事功力，《一生》把一位著名的现代女性展示在读者面前，并由一个人推及一个时代，生动地映现出20世纪社会生活交割期的历史场景和世态人情。

现代社会，科学至上，一切都要经过科学验证，条分缕析，泾渭分明。这与传统农业社会马马虎虎的习惯大相径庭。马马虎虎，对事物不求甚解，甚至迷信盲从，这些自然都是要被现代人摈弃的陋习。但把一切都看得黑白分明，就像眼里容不得沙子，这种现代思维方式也成问题。特别是在一个有以德行彪炳天下传统的国度，由于价值判断简单化造成的意识形态缺陷，大的方面就不必在这儿说了；文学上编不出好故事，写不出性格丰满的人物，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由简单的道德评断给人造成的压抑、精神疾患，更是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不可小觑的现代生存问题。

西方精神分析学认为:“自我总是像一个不可靠的代理处，其职责是把缺乏统一性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掩盖起来。”②反过来说，如果自我看起来是统一的，那么造成分裂的原因是自我以外的不协调的肉体，并由此产生灵与肉分裂的精神疾患，甚至压制欲望，误以为只有消灭或强迫肉体，才能完成这种统一性。这正是想要把自我本身缺乏统一性的“事实掩盖起来”③的结果。从传记《一生》的主人公来看，凌叔华可谓是一位缺乏“自我统一性”的人物，她一生致力于追求现代女性的人格独立，但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无法了断的情缘，甚至在特别能展示内心冲动的文学写作中，她也从未做出一刀两断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在她所经历的“五四”时代乃至后来，都是一种时尚。

凌叔华出生于传统世家，父亲凌福彭效忠清代王室，颇得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并屡屡升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曾配合“筹安会”在广州成立“集思广益社”，拥戴洪宪皇帝，甘心做帝王政治的殉葬品。凌叔华受教育的经历，与父亲的朝廷地位及其保皇立场有直接的密切关系。第一位赏识凌叔华绘画才能的是凌福彭的好友、宫廷画师王竹林，并收她做了徒弟，使凌叔华六七岁便可以进宫欣赏历代绘画珍品。后来她又拜宫廷女画师缪素筠为师，缪素筠深得慈禧赏识，曾多次为慈禧捉刀。更有趣的是凌叔华七岁时，在“凌家宅院对面的小街椿树胡同住着怪杰辜鸿铭”④，凌叔华学画的同时，也向辜鸿铭学习英文，是辜鸿铭为她日后的翻译和英文写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辜鸿铭“精通近十国文字，英语水平被孙中山、林语堂誉为中国第一”⑤，但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力挺君主制，盛赞慈禧有一颗“赤子之心”，主张辫子、纳妾和“三寸金莲”。由这些人实行文化启蒙，使凌叔华一生的成就和局限都与中国传统息息相关。她后来不仅有英文小说面世，特别在传统文人画领域有不俗的表现。朱光潜评价凌叔华的画说:

作者自言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她的画稿大半我都看过。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谧静清莹的湖水的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这都自成一个世外的世界，令人悠然意远。看她的画和过去许多人的画一样，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⑥

凌叔华绘画先于写作，但她却因在现代文学史上与冰心、庐隐、沅君、丁玲等女作家“联袂登场”而闻名。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一般都不把她看做旧文化的传承者，而视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事实也正如此，受现代革命思潮影响，她的第一篇作品写于燕大初期⑦，堪称一篇女权运动发刊词，而且矛头所向，竟然是批评那些已然十分激烈的“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嫌他们反传统还不够彻底:“我还要诚恳地告诉新文化的领袖，或先进者，请您们千万不要把女子看做‘无心前进的，可以作诗就算好的，或与文无缘的’一路人，更祈求您们莫取旁观的态度，时时提携她们的发展，以您们所长的，补她们所短的。不受栽培，加以忠告，忠告无效，不妨开心见诚的指摘，可是千万不要说:‘她们又回到梳头裹脚、搽脂弄粉的时期，女子们是没有希望的了！’咨嗟叹息袖手旁观态度，是不该对本国人用的。”⑧上世纪20年代她的小说出手不凡，对女性生活及其命运的题材涉猎较多。花之寺》 （1928）汇集了凌叔华从1924年至1928年间的短篇小说，夏志清认为其中最动人的作品是《中秋晚》，“它给一个心胸狭窄，令人怜悯的旧式女子描绘了一幅阴惨的画像”，“在揭发旧传统的某些愚蠢观念上，《中秋晚》是可以跟鲁迅的《祝福》相媲美的”⑨。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凌叔华与一般站在女性立场的写作者不同，她采用写实笔法，发微烛隐，力图客观呈现旧式女子既可悲可叹又可恨可怜的两面情状。在写作观念上，她显然不赞同以全是赞美和同情的笔调，迎合一种被简单化了的妇女解放潮流。鲁迅从1925年北师大学潮后与陈西滢多有笔仗，当时凌叔华与陈西滢正从热恋到成婚，但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对凌叔华小说的评价今天读来依然十分客观而中肯，展现了一位真正文学家的见地: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⑩

通过描写“高门巨族”太太、小姐们的婚恋，以及吃茶、绣枕等日常生活，表现旧式家庭如一潭死水，酝酿着陈腐、令人窒息的悲剧。可以看出，凌叔华小说对传统是充满了讥讽与谴责的。然而她的小说旨在描写某个特殊阶层的女性，其中每一位小姐和太太对于异性，无论是想入非非的还是工于心计的，都掩藏在柔顺的外表下，即使内心快疯掉了，死掉了，也别指望她们能从千百年赋予女人的温柔贤淑的壳子里破茧而出。她们命运中的变故虽不是生离死别的煽情故事，但使你最终得出的结论，却与当时标语口号倾向的作品大相径庭。对那些常年生活在社会大屏幕背后、老派旧式的淑女们而言，选择普遍为之欢欣鼓舞的现代生活，很难说是一件好事。一旦她们摆脱家庭或男性附庸的地位，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社会身份，等待她们的悲剧结局必定远远胜过了喜剧。

写什么、怎样写，一般看来全凭作家兴趣，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又被说成是左或右的观念使然。不错，其中的确有个人的文化立场，但是无论作画还是写作，凌叔华的初衷却都是要以职业妇女的身份介入社会生活，也就是她要通过作品参与社会，取得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凌叔华的母亲李若兰是凌福彭的姨太太，凌叔华既是庶出，又是女孩，却能得父亲宠爱，获得良好的早期受教育机会，与母亲对女儿的教诲，以及她认为女人必须自立于世才能改变自身命运的见识分不开。凌叔华从小听母亲讲孟丽君，使她“有多少个早晨，我都梦想着像过去爸一样，去参加科举考试。如果考取了，我妈有多高兴，她会向家里每个人夸耀自己的女儿，那时再没人敢说，她没有儿子”⑪。但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了，要想成为在社会中站稳脚跟的现代女性，凌叔华很早就敏感地意识到，女子只有较高的、为社会包括男性同行所认可的职业水准，才足以支撑她的意愿，实现她的理想。这一点，甚至对她后来所形成的文学观念也不无影响，也就是把文学自身的价值看得至高无上:“我们觉得文学的主张应从作品本身表现出来，而且文学的范围也如人生一般广大，若拿一种主义或几个条件代表它，不唯有顾此失彼之嫌，而且也怕蹈买椟还珠之弊。”⑫

传统文人画细腻而浓淡有致的点染方式，对凌叔华小说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眼看着旧日的一切在现实中一寸寸流失，一种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的文化正逐渐衰亡，作家对传统既厌恶又有所保留，就像生命本身由各种元素组成，它们原本相互依存，现在就要随着一部分元素的消失而宣布那生命彻底结束。对于那种不得不舍弃的复杂感受，凌叔华采取细密而不乏节制的表现方式，真是再恰当不过。而且凌叔华不是耽于冥想的人，她很努力，每日伏案，孜孜以求，这种生活方式陪伴她度过一生，同时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她的小说因敏锐地“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被认为“成就高过冰心”⑬。1928年《花之寺》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评价凌叔华的小说:“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并由她的小说引申出一段写小说的哲理:

写小说不难，难在作者对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悯，许是苦涩，许是柔和，那都不碍，只要它能给我们一个不可错误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这样的小说就分着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⑭

当时的环境也为凌叔华温婉而不失讥讽的写作风格提供了接受契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朝崩溃，社会转型，文化革新运动激烈得使传统与现代到了势不两立、生死相搏的地步。特别是女子，似乎面临社会转型期更严峻的考验:要么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承受旧式婚姻的一切苦难；要么摈弃婚姻，离家出走，最终飘落到社会哪个肮脏的角落……在时代风潮鼓动下，人生几乎没有骑墙的可能。当时的文化亦如政治，都处于急剧变更期的对立状态。值得留意的是，开始时反对传统、发誓与传统一刀两断的人，当传统即将一去不返，却又恋恋不舍地不时回眸。他们不是要再回到传统中去生活，回也回不去了；而是像欣赏墙上一幅古旧的画，画面泛出发霉的印渍，又像站在山顶的平台一侧，观看日暮浮云下依稀可辨的山水剪影，以慰藉自我心灵的一处空缺。

当一般人还处于激进的状态，新文化领军人物对现代人难以割舍传统生活中稳定而幽雅的一面却意识到了，并有出色的描写:

在七八年前，要是你高兴在暑假内陪我到北平府右街一个朋友家去，你会发现在一条小胡同中有一所幽静的房屋。进了大门便是一格宽广的庭园，里面的花树果树在阳光中绿油油的，五色鲜明的，欣欣向荣。檐前好多牡丹，枝干高大，此时当然没有花了。凉棚下面是几只金鱼缸和盆栽的荷花，鸟笼中有不同的鸟在上下跳跃。一排前后很深的正屋，宽阔的走廊上又挂了芦苇帘子，骤然走进去，黑魆魆的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屋子里很素雅，也有不少盆花，尤其是主人远远的从福建亲自提回来的一盆名贵的剑兰。书桌很大，也许该说是画桌。你进去时也许主人在画画，也许主妇在临帖，或为人写屏条。但是她时时走出去，照料在间壁屋中三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时主人也走去了，你可以听到儿童们的欢愉的笑声。你走的时候，这一个和悦的家庭，免不了在你心中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象。你欢欣他们的幸福，以后时时会想起这人家来。

简洁生动的文字，记述了一座传统四合院里文化人向往的幸福生活。但陈西滢这篇为《灯光》所作的序言，其实是描写一个伤心的故事。上面那一段写的是夫妇离婚前的生活，下面还有离婚后的景象:多年后，“我”又访问这一家人，但只有主妇一人“养活这一家人”了，表面看“还是一个和悦的家庭。可是在笑乐的底下似乎蒙着一层抹不下的悲哀，你感觉得，也许笑声止，眼泪便会突眶而出了”，“知道这主妇明天一早还得出去做事”，客人也“不敢久坐”。离婚几乎是标志现代人生活的一道风景线，不爱就分手，仿佛问题从此便可以解决。但陈西滢的序言，确切地说应是一篇散文，却以铺陈和比兴的手法印证离婚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现代方式，并不能使人得以解脱。他不动声色地描绘这所宅院的主人离婚前后的两种情境，没有大悲大恸，却让一种酸辛沁入心底。对于传统和现代的选择绝非彻底的人生观；不从既定观念出发，把写作建基于对生活细节敏锐的察觉；采取含蓄的表现手法，不温不火，款款道来……这些彼此相通的艺术追求表明，陈西滢和凌叔华结为夫妇并非偶然，同为文苑痴迷的写作者，他们互相欣赏，在艺术见解上可谓珠联璧合。

从艺术取向方面来看凌叔华的现代职业女性心理，她与父亲凌福彭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两代人。她眷顾传统的目的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因为传统为她的写作和绘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她的作品能得到现代读者青睐。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有了奇妙的结合。传统艺术讲求适度，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凌叔华的艺术表现不属于追随角色放情歌哭的一类，而属于更为上乘的那种，就像她是一个演员在舞台演出，但演出同时也在冷眼打量着自己所演的角色，角色和自我不容混淆，自我总是把握着角色，是角色的操控者。在一定程度上，角色与演员分离，也可以比喻凌叔华作为职业女性，其现代观念与艺术上保持传统范式的一种张力。角色要想演得好，赢得现代观众欣赏，传统文化的韵致是不能丢弃的，而凌叔华享用这一份文化遗产可谓得天独厚，她是描绘和反映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世态人心的绝佳人选。因此她的职业生涯也赢得这样的荣耀:“凌叔华是值得引为骄傲的优秀女性，她的才华和成就，学界已多有较深入的研究，其历史地位大体成了定评”⑮，无论文学成就，还是美术方面的建树，她都已享誉海内外。

最后一点老生常谈，做女人难，做出了名的女人更难。特别是在凌叔华生活的年代，革命一场连着一场，战争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她绝不是下层社会的妇女，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但为追求她心目中的艺术，也不得不付出许多。比如对家人照料不周；我行我素，淡漠了亲情；经常封闭在自己的房间里，不与人交往……不过，我曾经听我母亲说，番禺是著名的侨乡，早年祭拜妈祖，从虎门出海闯荡世界，几乎是家乡传统。年轻人纷纷外出做生意，甚至自己把自己卖了，做“猪仔”乘闷罐船，远洋美国当华工、修铁路，一辈子缩在家里是要被人耻笑的。与北方那种“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期待完全不同，番禺同乡会遍及东南亚、欧美各地。凌叔华是番禺人，传记里写她的付出，写她的人生缺憾，写她温婉外表下敢于闯世界的顽强个性，是否与这一方水土有关呢？无论如何，从这本传记，还有我母亲说的家乡事，我感受到了一些。

2011年5月18日

①④⑪⑮陈学勇:《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第20-21页，第4页，第363页。

②③参见 Darian Leader and Judy Groves:Lacan，《拉康》 （中译本），张君厚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⑤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扉页“简介”，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⑥朱光潜:《论自然画与人物画》，转引自《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第61页。

⑦陈学勇认为:“这是迄今能见到的凌叔华最早的文字，有股初生牛犊的气概，也见出她所抱的志向。”参见《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第52页。

⑧凌叔华:《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参见《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第51页。

⑨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第61页。

⑩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58页。

⑫ 1934年，凌叔华为《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撰文《谨答向培良先生》。参见《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第170页。

⑭参见韩石山编《徐志摩散文全编》，转引自《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第121页。

《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陈学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