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

李 颖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浅论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

李 颖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人类生活的互相联系与依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带给了我们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也造成了人类生存道德危机，现今世界迫切呼唤普遍伦理的到来。普遍伦理不是现存伦理的普遍化，而是一种新的伦理规则。它的建立是完全可能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它提供了经济基础，人类对永久和平幸福的向往为它提供了观念基础，以及现存伦理规范中的一些共同认识为它提供了沟通基础。

全球化；普遍；道德原则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为先导，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让人们不断跨越地域界限、超越制度文化障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全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人类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面临着道德危机、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许多有识之士与社会团体开始致力于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与适用的道德原则的研究。

一 、建立普遍伦理的必要性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面对西方思潮的涌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意识的逐步增强”，[1]而引发的人类生存道德危机等。这既是一个合作与整合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分化加快、多彩纷呈的过程。现今世界道德的滑坡和败坏已经危害到人类社会自身的利益，因此，许多人都在叹息世风日下，迫切呼唤伦理共识的到来。

以往的伦理道德观只是注重于个人、民族和国家，只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人类共同道德关注的不仅是自身利益，还有全人类、全球的利益。它超出了个体、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使人类各民族、各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也要求人们从全球生态以及整个人类利益的角度来进行协作，如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们既可以从自然界获取维持自身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有可能破坏生态系统，因此，保护生态平衡是对自己和全人类都有益处的大事。另外，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发展的起点、基础、现实状况都不同，因此在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大的差距，现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贫富差距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为了解决这种状况，促进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协调发展，我们就必须发扬全球普世精神，帮助不发达国家尽快脱贫致富。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两大主题，要实现“和平共处”就要求我们处理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实现“共同发展”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寻求人类普遍道德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不同民族和国家，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认同”的过程。而且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叉点，并以此推动双方文化更好的发展。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统一性决定精神统一性，同样也决定人性统一性，决定人类所拥有的伦理道德的统一性。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整个世界是一个大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祖先，有着相同的本性和特征，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共同的理想和希望。任何人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人生价值与尊严上生来就是平等的，都应享有不受性别、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信念、意识形态等方面受歧视的权利和自由。私有制统治下劳动的异化造成了现实世界中的高低贵贱、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给许多人带来了生存上的危机，给人类带来暴力、战争以及各种危险。而我们所寻求的人类普遍道德强调的是人们生来就该享有的，没有理由被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就使整个世界成为相互谅解、相互和谐的大家庭。个人不论强弱、国家不论大小、民族不论优劣都应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人类的普遍道德就“迫切需要人类去创建能使世界各地区和平共处与相互合作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2]

信息社会、虚拟技术、网络世界和知识经济使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伦理道德性变革。人类普遍道德要求人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促进和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职责和义务，而且要将其由家庭推广到社会。这是由于每个人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也都是地球这个巨大生态系统的构成者。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也应该以人类利益为重；受人类普遍道德的约束，把自己应享受的权利和自由与人类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伦理道德是比法律更具有激发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动力和因素，因为伦理道德中隐含着一种内在力量，是与自觉自愿的行为相连的；而法律中隐含的是一种强制力，是与勉强和强迫的行为相连。因此，人类的未来不是要主要依靠法律，而是应注重伦理道德，要让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受人类普遍道德的指引和支配，使得一切有损于人类利益的行为和事件受到全人类的监督与惩罚。

二、普遍伦理建立的哲学基础

康德认为，任何有效的伦理规则都应该是每个人都能遵守的，换言之，伦理规则是普遍的。让我们大家试想一下，无论何时我们行为做事，都会创制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规则，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结果，我们被放到了一种普遍法律制定者的位置，我们的行为不仅反映那些我们自己愿意接受的规则，而且还反映那些我们愿意为别人所制定的规则。所以，康德对于“绝对命令”表述之一是：“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3]在康德看来，能否在逻辑上普遍化，这是判定一项准则是否是“绝对命令”并因而是伦理准则的标准。换言之，康德的意思是伦理准则在逻辑上都是可以普遍化的。例如禁止赌博与做人必须品德好等，因其能够被普遍化，所以它们是伦理准则。简言之，伦理的普遍化根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对普遍伦理的建立之可能性就不应有任何怀疑了。

当今社会，我们对普遍伦理的要求，并不是因为人类已经发现了绝对真理，而是因为全球生活的互相联系与依赖的一体化趋势造成了一种具有共同生活经验的可能性，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只有在今天，人类生活的共同经验才有可能以较为普遍的方式发展，而此前的人类生活固然因地理环境、生存条件或生产力水平相近而具有某种经验的相似性，并因此在互相隔绝的地方发展了一些相似的伦理规则，但在生产技术未造成一种如此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之前，普遍伦理的建立是不能因其存在的某些相近的伦理准则而便是可能的，也是没必要。所以，我认为，普遍伦理必定是一种新的伦理规则，而不是现存伦理的普遍化。当然，作为“新的伦理”的普遍伦理的创立同现存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怎样才能创立一种普遍化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如何完成特殊伦理之间的创造性转化。现在我们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可能性思考其实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在现存的特殊文化传统中的伦理规范体系中，是否存在或可能发现一条能够贯通各种具体的不同的规范的总原则或价值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不同价值原则之间的沟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才会有结局。

康德关于“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述是，不仅把人类当作一种手段，而且要当作一种目的来对待。康德对于“绝对命令”的这一表述的伦理意义在于它设定了任何准则欲成为伦理准则所必须具有的最起码或最低限度的道德属性，即这项规则必须至少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否则它就不是一项伦理准则。“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的要求首先所蕴涵的意思是因每个人都是一具有内在价值和追求他自己目的的人，所以要被尊重。其次，这一要求或者说只有这样的要求才具有在逻辑上可加以普遍化的性质。因为，从互为自主者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从不互为自主者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及其伦理准则，都没有否认人应被看作是人这一点，只是它们在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有人的属性的同时，觉得每个人所占有这种属性的比重不同。所以，占有较少比重的那部分人受比重较大的那部分人的奴役甚至灭绝就被说成是“道德的”。例如，孔子在各种不同的礼仪规定中找到了所有礼仪的共同基础，即仁。仁道实际上是人道，即把每个人都当作人来对待。“仁者爱人”表明对人为自主者的一种尊重。到此为止，孔子的仁学是符合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绝对命令”的。但紧接着而来的是，孔子的“爱人”又是根据等级原则而去爱的，这样仁之爱人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博爱，而是表现为一种差等的亲爱。等级原则对人道原则的渗透说明：孔子的仁学仍是一部分认为自己为人的属性比另一部分人之为人的属性要更多些这样一种阶级偏见的反映。由此可见，把每个人作为自主者对待，这一人道原则作为伦理准则的绝对要求，在实践过程中还须注入平等原则，即把每个人作为自主者平等的对待，否则，人就难免有被当作工具来对待的危险。

三、建立普遍伦理是完全可能的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人们一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某种不以具体的地域环境、社会体制、发展模式、以及意识形态为转移的走向，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从而增添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的一种趋势。当今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局势由对抗走向对话，总体局势趋向缓和，加之科技的迅猛发展，这就使得“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现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预言，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锁国的状态将被整个民族的互动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亦是如此。今天，这一预言已成为现实，市场化浪潮已席卷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全球化趋势、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各国、各民族提供了广阔的接触空间，从而也为普遍伦理的建立创设了非常重要的对话条件，同时，也为人类共同道德的建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也为其可能建立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全球化趋势不仅涉及面非常广，而且影响也相当深刻，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交流和接触的日益频繁，不仅各种形式的交往关系需要不断进行调整，而且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在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冲击下也不断地进行调整。可以这样说，当今世界人们要合作、求和平、促发展的愿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人们的全球责任意识也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渴望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从而谋求人类永久和平与幸福，这些情况无疑为建立普遍伦理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观念基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福音，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之间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共同利益和共同观念的存在，由于冲突的存在，普遍伦理的建立不是顺利的，但是我们对普遍伦理的前景也应是满怀信心的，这是因为各国各民族之间有共同性因素的存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失落中。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长，随之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愈加使人感到困惑。我们应该知道，建立普遍伦理需要各民族之间加强交流和对话，达成更多的共识，而既然要对话，就必须有对话的素材。在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文化立场是多元的，即建立普遍伦理要着力关注民族文化传统，因为其中均有可为普遍伦理所借鉴的资源，而不是将普遍伦理建立在任何单一的既定原则上。资源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达成道德共识，这还取决于在实践中的磋商效果，但无论怎么说，各民族文化传统中可供建立普遍伦理所借鉴的“资源”的存在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人类道德观念史表明，人类原本就共享着许多共同的道德观念、原则和规范，如：老师或者“医生认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纠正不良的行业风气是自己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等。[4]也许，这一事实也不能充分证明人类一定能达到道德共识，因为不仅有理解上的差异，还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距，但其作为一种传统存在对建立普遍伦理的基础性意义仍是应当肯定的。

总之，不同伦理准则之间确实存在着最低限度的道德属性来作为彼此沟通的基础。根据这一基础，以及现存伦理规范中已有的一些共同性规范，普遍伦理的形成是可能的。

[1] 蔡 颂，何美芬.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大学生党员道德建设[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0-22.

[2] 保罗•库尔茨：21世纪的人道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05.

[3] 康 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

[4] 彭定光.论清代医生的道德生活[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3-19.

On Universal Ethic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I Ying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Hunan, China)

With the advance of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related human life dependent tre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which brings to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nd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moral crisis of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the world today calls for the arrival of universal ethics. The universal ethics is not generalization of existing ethics but a new ethics rules.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establish universal ethics.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market provides economic base for it, human yearning for a permanent peace and happiness provides concept base for it,as well as some of the existing ethical norms based communication provide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for it.

globalization; general; moral principles

B82

A

1673-9272(2012)05-0033-03

2012-08-20

李 颖（1979-），女，湖南常德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思政部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