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联合体视野下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成

蓝华生，蔡晓良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自由人联合体视野下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成

蓝华生，蔡晓良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自由人联合体是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当代世界正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并且伴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成。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新发展，构成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路径。现代公民是个人在现代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它与公民社会相表里，行进于“自由人”的历史进程中。

自由人联合体；自由；公民；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及其相关的公民性、公民教育概念是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话语，但是从马克思思想理论视域展开的研究比较薄弱。只有把现代公民和公民社会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才能使其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角比较清晰地解释现代公民和公民社会生成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不但不能平息学术界对公民社会及其相关概念的非议和质疑，而且直接影响公民社会、公民教育在当代中国存在的正当性。本文试图在重构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公民社会的历史生成”这一问题。

一、自由人联合体视域下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演进

从现象上看，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共同体的力量天然大于个人。为了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人必然有机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共同体，即联合体或集体。从本质上看，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分化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构成部分，即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等。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等共同体是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果，它并不以个人的理性和意志为转移。

人类最早的社会共同体主要是氏族组织和原始家庭，氏族成员和家庭成员从属于自然血缘关系。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逐渐从社会中产生出来，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氏族制度被国家代替了，人类从此进入文明时代。居于文明时代低级阶段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主要采取专制的政治制度形式，国家在统治社会中吞噬着社会，二者的高度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形态的分化。即使在带有民主因素的古希腊城邦国家，社会生活与政治国家也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淹没，意味着对个人自由和社会独立的抹杀。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民主国家的成形，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真正分离与互动发展。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时代，研究了两种重要的联合体——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及其关系，指认了二者必然被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的历史趋势。

根据俞可平的研究，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认识到，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世纪，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国家从社会手中夺走了全部权力，个人没有独立的权利，他是不自由的，他依赖于国家共同体。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完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成为现实，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使二者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个人也获得一定的人权和自由。后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国家复淹没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再度合二为一，这时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作为一对历史范畴，也就不复存在。[2]关于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实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概括的那样：“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1]关于后资本主义时期取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将之规定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明确结论是马克思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市民社会的典型形式，“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共同体、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等等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经济规律，明确了资产阶级共同体在无产阶级共同体的斗争中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存在和加剧，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桎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共同体必然被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经济共同体所取代。“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对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批判性分析，所以，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具体组织形式，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详细的论述，但是还是作了一些可贵的“隐喻”。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把股份制企业、合作工厂看做初级形式的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经济组织。由于股份制企业“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有产业”，因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

马克思同时认为，受现代的资本共同体支配的政治国家共同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只不过是阶级共同体统治的工具，对工人阶级共同体的自由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所以，这种被黑格尔神化了的国家共同体不过是“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的赘瘤”、束缚活生生的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蟒蛇”。政治国家等等冒充的共同体 “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必将为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所取代。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必然是是自主治理者联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在那里公共权力回归社会、全体人民自己治理自己。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指出的那样：“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作为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民主的社会共和国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归人民掌握，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监督和罢免，服从人民的权威，“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4]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共同体的设想。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替代物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质上是自由人联合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同等程度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还有人类解放、自由王国等等提法。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承载这一价值理想的制度是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结合，[6]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因此，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自由、丰裕、公有与民主的价值世界。

二、当代世界正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

马克思160多年前提出的社会理想，如果至今尚未实现或者部分实现，岂非咄咄怪事？岂非说明马克思的科学预测是完全空想？准确再现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重要的，在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重构更加重要。当代世界主要由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共同构成，二者形成共处、借鉴、竞争、斗争的总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中流砥柱，当前主要贯彻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相结合等战略思想，尽管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不断生成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特质，逐步实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求证当代世界正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关键在于阐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内在生成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人联合体因素。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变化。首先，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发生革命性变化，以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劳动对象日益扩大。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脑力劳动者的人数不断超过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同时，资本主义自由企业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为指导，实行强大的物质利益刺激，大大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当前突出表现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正是在科技革命、管理革命、优质人力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开始迈向智能化阶段，发达资本主义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社会。

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迫使资产阶级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地位并未动摇，但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实现形式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国有经济和人民持股的股份经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工人可以平等参与企业管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依然存在，但出现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庞大的中间阶层。这种阶级结构两头小中间大，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实行计划调节或宏观调控，使经济相对平衡有序地发展。同时，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使社会危机得以缓和。资产阶级那一套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通过隐蔽的形式，巧妙的手段，渗透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有效地维护着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民主政治，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制度逐渐确立，三权分立与制衡日渐成熟，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多元化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既维护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

总之，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还存在一定的活力和空间，虽然最终走向灭亡，但是是长期的曲折的。另一方面，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包含着资本共同体的自我扬弃，也包含着自由人联合体因素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成长。资本主义各国发达的生产力是向自由人联合体转变的最完备的物质条件，国有经济和股份经济是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经济形式，先进的企业管理是向自由人联合体推进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宏观调控手段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可以转变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国际垄断资本剥削范围，为资本主义锻造了日益众多的掘墓人，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及其意识形态也为建立自主治理者联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提供了政治前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不是离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人联合体因素的增长，在不断展示着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历史大趋势，不断展示着整个世界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大潮流。

三、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成

与上述宏大的社会变迁相伴随，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简单界分和对抗状态, 逐渐形成了福利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更多干预和公民国家的官僚化倾向，福利国家失灵又导致了政府从市场的有限退出，[7]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市民社会领域——现代公民社会，即在政府系统和市场系统之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运动及其价值和原则。

市民社会的分化和新生得到了思想家理论上的回应，导致了市民社会概念在当代的转型以及新的社会分析框架的产生。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是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同一系列的范畴，同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国家相对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3]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概念已经较少使用，而代之以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开创了这一概念现代转型的先河。哈贝马斯承接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提出了两个社会分析模式，第一个模式是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 —市民社会(经济领域+ 文化公共领域)；第二个模式是体系(政治+经济)—市民社会(生活世界)。阿拉托和柯亨在哈贝马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分结构的当代社会分析模式，即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模式。他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从而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明确区分开。他们认为，当代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由生活世界的组织机构和基本权利制度（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的综合体）构成，生活世界的组织机构由私人的领域（家庭）、团体的领域、社会运动以及公共沟通形式所组成。[8]至此，现代社会被一分为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被赋予了在马克思那里不一样的蕴涵，成为新型的公共治理部门，成为应对新政府失灵、新市场失灵的第三种机制，因此为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开辟了新道路，特别是其主要构成要素——公民社会组织更是如此。

二战给全球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人们在战后开始反思战争，相应的出现了一批关注人权、和平、发展，以及致力于扶贫、全球环境保护等等的公民社会组织。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政府系统和市场系统之外的社会组织日益强大，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公益慈善运动风起云涌。萨拉蒙将这一现象被描述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并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正是福利危机、发展危机、环境危机和“全能政府”危机等四个危机事件，信息革命和中产阶级革命等两次革命，促使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全球化发展。[9]

公民社会组织指的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它必须具备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等普遍特征。[10]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组织性（组织实体）决定了它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其自治性和自愿性决定了它来源于个人又服务于个人，因此公民社会组织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对自由与平等、权利与权力、私利与公益、个人与群体、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起协调作用，因而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一种新的初级表现形式。公民社会组织在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伴随经济危机的市场失灵和福利国家导致的政府失灵，为公共权力回归社会架设了桥梁，为人类开展自由自主活动提供了载体。因此，尽管目前公民社会组织在力量上弱小于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但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构成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路径。

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看，分析市场系统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分析政府系统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分析市民社会组织系统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概念是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之外的一种新型分析工具，是指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他们能给社会主体带来相应的收益和价值，也对整个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从形成上看，它是社会主体在资源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从功能上看，它是一种弥补新市场、新政府失灵的资源配置方式。[11]正如Krishna A.and Uphoff N.所说，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种表现形式。前者是指有助于人们形成合作特别是互利的集体行动的地位（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明显的或者隐含的）、先例、程序以及各种不同的网络，其中以网络为主要内容。后者来源于人们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指准则、价值观念、态度和信念，它总是与信任有关[12]。二者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纠正新市场失灵、新政府失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公民社会组织本质上是由公共领域构成的生活世界，即人们公共理性、交往行动形成的自发的社会整合关系，它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契合，它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结构型社会相协调，因此，公民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酿造场，同时社会资本又构成公民社会组织的粘合剂与推进器。所以，公民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资本机制而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新形式。

四、公民社会背景下现代公民的历史方位

“在当今中国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社会发展对它的要求，而应是建立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民主政治高度发达，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社会。”[13]现代公民社会作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与现代公民具有相互构成性。没有健全自律的公民，决无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反之，亦然。现代公民既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体，所以尽管现代公民与公民社会的生成遵循不同的逻辑，但是探讨二者的密切关系乃培育公民社会的现实需要。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公民和市民这两个概念，公民与政治生活相对应，市民与经济生活相对应；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认为，近现代的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它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公民、法人，但在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又把人变成了利己主义的私人、个人，并没有使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自由解放[14]。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思想家把马克思意义上的公民和市民综合起来理解，实现了公民概念的现代转型。当代政治哲学对公民及其资格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多个维度作出了扩大化的理解，认为公民是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它与现代社会相表里，是现代社会的人的形象。这里的公共生活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公共领域，公民性的生成当然离不开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公共领域的形塑。公民资格是在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多个维度理解的人的资格，是现代人的首要身份，表征着自由、平等、正义、善参与、有德行的人之形象。根据赵晖的研究，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言说的是传统的公民观。传统自由主义者强调公民权利，认为即使缺乏有德行的公民，只要建立制度和程序上的制衡，就可以确保民主政体。共和主义则强调公民责任，认为若不能主动积极地参加公共领域的事务，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便不能算是公民。自从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之后，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论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相应而生的是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成为热门话题。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重视必要的公民德行，认为道德可以强化制度的成效。社群主义则承袭了共和主义的传统，认为公民除了是一个社群的成员，具有成员资格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外，公民的认同和公民的德行才是公民资质所具备的最核心的意义。[15]

现实的具体的人，是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的任务是探索人及其社会的发展规律。[16]“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7]，即现实个人的存在。然而“个人” 恰恰只有从物质生产过程及其在这一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因此,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随历史而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表现为“公民和奴隶” （古希腊）、 “农民和地主”等等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主要呈现为 “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关系。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个人，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表现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8]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现实的个人放在社会关系（三大社会形态）中加以考察，从“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的角度，正确地描述了“人的形象”的历史变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异化、非人——消除异化、回归到全面的人”的角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人——分工(片面的人)——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同样描述了“现代人”向 “自由人”转变的必然性和过程性。

当代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大多规定，公民身份不再是仅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包括一国范围内的所有拥有一国国籍的居民，从而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公民概念真正地体现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我国的相关法律也规定，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社会地位、居住期限等有任何差别，都要平等对待，即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追究。然而人人取得自由平等的公民资格在现实世界中还处于政治-法律的理想状态，这主要受制于现代人的阶级身份。现代世界，包括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在整体上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现代世界，虽然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但是现代化仍然是以一个未完成的议程。现代世界，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使现代人打上了深深的阶级身份的烙印，然而公民身份、公民资格的

确立毕竟为阶级社会通向自由人社会打开了一条缺口，为政治解放的深化和从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转化准备了主体基础。这一切既决定了合格公民发展的时代意义，也决定了其时代局限。从阶级人到现代公民，再过渡到自由人，直至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现代公民发展确定的历史方位。[10]因此，现代公民展现了现代的 “人的形象”丰富性和自由性，现代公民行进在“自由人”的过程中或者栖身于走向自由人的中介环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0,196.

[2] 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3，（4）:59-6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41, 32.

[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6, 498,95-9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6] 蔡晓良.关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思考[J].福州大学学报，2009，（4）: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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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蔡晓良，蔡晓陈.社会资本形成与功能的经济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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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ivil Society from the Freeman Community Perspective

LAN Hua-sheng, CAI Xiao-Liang
(School of Marxism,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 )

The formation of freeman and his association derives from a long evolution. The value go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freeman i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ach man. Its institution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democracy. Modern citizen and civil society was bor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ssociation of free men.

freeman community; freedom; citizen; civil society

A81

A

1673-9272(2012)05-0050-05

2012-08-20

福建省教育厅2012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A类项目“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意义研究”（编号：JA12046S）。

蓝华生（1973-），男，福建上杭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福州大学法学院环境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环境法学。

蔡晓良（1969-），男，安徽安庆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