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易学”论的理论偏差与证据缺陷

杨烈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语言与教育技术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4）

“汉字易学”论的理论偏差与证据缺陷

杨烈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语言与教育技术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4）

正确对待和认识汉语和汉字在语文教学中有重要理论意义。“汉字易学”论批评了“汉字难学”谬论，维持了汉字在民族语言中的基础地位，但在理论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汉字易学”论以字本位为理论基础，抹杀了汉字和汉语的区别，混淆了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两个概念，否定了汉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易学”论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将语言习得等同于语文教学，违背了语言习得基本理论，既不利于汉字和汉语本身的认识，也不利于语文教学。

字本位；汉字易学论；文字系统；语言习得

对待汉语和汉语学习，不仅是一个学术争鸣问题，而且是尊重和保护民族语言的表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字处理技术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却是错别字剧增。“汉字难学”论也随之而生。对此，不少学者以字本位为理论基础提出 了“汉字易学”论。“汉字易学”揭露了“汉字难学”论者企图汉字拼音化的思想，却在理论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就是抹杀了汉字和汉语的区别，混淆了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两个概念，将语言习得等同于语文教学，将汉字学习等同于汉语学习，违背了语言学基本理论，特别是语言习得理论。

近年来，无论在媒体还是学术研究，汉字易学论愈演愈烈，有必要予以澄清。无可否认，汉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我们认为，如人类其它语言一样，不存在汉语难学或易学的问题。我们的理论起点是汉字属于文字系统，而文字系统本质上是符号系统。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讨论文字系统的本质，然后分析“汉字易学”的理论偏差和证据缺陷。

一、文字系统的理论认识

1.文字系统的基本特征

人类语言都有语音系统，但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文字系统。文字系统是与特定的语言直接相关的符号系统，是“一套有形或可感知的、系统地代表语言单位的符号[1]”。文字系统通过音系特征(如音素、音节、重音和声调等)和书写特征(如字形或拼写等)来表征和区分，其最小单位是书记符号(grapheme)，如汉语中的“横、竖、撇、捺”等各种笔画。

人类语言文字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书记符号是基于语义的还是语音的。在基于语义的文字系统中（如汉语)，书记符号和语义直接相关。书记符号不同可产生不同的语义，因而人们可以不懂得其音系规律而直接获取语义。如汉语中读音[wen]可以对应“文、闻、吻、纹”等不同的汉字，我们只有通过书记符号才可能直接产生语义对应，而若当“文”有不同的语音时(如在各种方言中)，其语义不变。在基于语音的文字系统中，书记符号与语音直接相关，如日语中的每一个音节对应于每一个文字，但音节一般不与语义直接产生联系。一般说来，文字系统总有限的，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字系统都不可能全部完整地记录该语言。有些语言还有第二文字系统，如汉语中的汉语拼音，

但是这两种区分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构成一个连续体。汉语文字系统中有部分元素与音系相关，一些相同或相似偏旁的汉字往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读音。因此，以音系透明度区分各种语言的文字系统更为合理。一般说来，语音文字系统的音系透明高于词素文字系统，而同一文字系统内的音系透明度也有所不同[2]。意大利语和英语同属基于语音的文字系统，但意大利语音系透明度相对高，而英语则相对低；汉语和日语同属词素文字系统，但汉语的音系透明度高于日语。有些语言还有辅助功能的第二文字系统(second writing system)，如汉语中的汉语拼音。

2.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

文字系统与语言直接相关，但文字系统并不等于语言。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和美国结构主义之父布龙菲尔德都把文字系统看成是语言的次系统，或话语的派生物。任何语言的文字系统都是一种任意符号系统[3]，它“不是语言，而是一种利用可视符号记录语言的方式”[4]。人类语言极其丰富多样，任何现存文字都不可能将语言悉数记录并准确地描述，更不用说文字相对于(有声)语言是较短的。根据目前的考证，我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殷商之前，(有声)语言早已存在。我们同时也认为文字系统是该民族的文化特征象征之一，是该民族文明不可或缺的象征[5]。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明确，语言习得和文字系统学习并不相同。母语习得无需正规指导，习得结果往往具有可靠性和汇聚性特征：同一语言社团的儿童，只要生理正常，都轻松而成功地习得该社团语言。文字系统的学习则非有正规指导和教学不可，学习结果也有很强的个体差异性，很少有人能完整地掌握其母语的文字系统的全部要素或内容，正如几乎没有一个英美人能认识所有的英语单词，几乎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认读所有的汉字。但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语文教育的人可以不会写汉字，其语言能力正常，除非有先天性生理缺陷。更何况，书写汉字与语言习得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而当它发展成为艺术，则当另论。汉字自有汉文化艺术，而其它语言的文字同样具有其民族艺术和特征。

任何语言学流派都不会否认语言发展变化的观点，特别是新词汇的增加，以及句法的部分改变(如当今流行的“很/太+名词”结构)，而文字系统相对稳定；如果有变化，往往有行政命令或政府行为的干预。文字系统的改革一般是为了语言的简化，简化则是为了整体提高语言的效率。所以，只有当改革的文字与语言具有相当高的拟合度的时候，文字才有可能提高效率，否则，则可能降低效率。“尘”取代“塵”具有明确性，而“设”取代“設”，由于在手写体中与“没”的区别性特征不明确，反而降低了效率[6]。类似情况在古代汉语中也存在。“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吕氏春秋·察传》)。造成这种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系统区别性特征不明确。

文字变化还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古代汉语中表示“马”的汉字有几十个之多，这是因为古代马在古代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交通、运输、战争、体育、耕种、体育和游戏等离不开，人们根据马的作用和生物属性分类。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的作用不再是最重要的工具，一些表示不同种类马的汉字逐渐消失，但这并不表示马的生物属性经在不存在了，也不表示人们心目中有关马的概念改变了。

3. 汉“字”本位

我国汉语研究史中，马建忠[7]最早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确立了汉语研究中的词本位思想，“惟字之在句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黎锦熙[8]先生则最先提出了句本位的研究框架，“先察句，定其法，次诠词，得其神，此之谓‘句本位’之文法”，改变了词本位研究路线。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Chomsky[9]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占据了语言学研究的统治地位，生成语法坚持了句法独立的观点，这对我国现行的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90年代，徐通锵[10][11]等较系统地提出了字本位的研究框架，并得到了许多学者[6][12～14]的赞同。

本位问题决定了语言的研究起点和理论取向，非本文讨论的问题。我们仅从汉语学习的角度讨论字本位的理论指导意义。根据字本位论，汉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11]，它“不但包括汉字，而且还包括音节。字是音节和汉字的合称”[13]。字本位论破除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词本位思想，但在理论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文字等同于语言。我们认为，汉“字”首先且本质上是文字系统，学习汉“字”并不等于习得和学习汉语。文字系统首先是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可以不是语言学而是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文字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文字学在现代汉语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否定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是不明智的。充分挖掘汉文字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目前看来还有许多巨大的工作要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行有关汉语语言学理论也总有文字学的位置。但是，如果以文字学替代甚至否定语言学研究，则本末倒置。

二、对“汉字易学”论证据的否定

1. 语言习得与语文教学

“汉字易学论”首先没有区分语言习得和语文教学两个概念。语言习得是指在自然语言环境中和没有超越语言习得关键期的前提下，任何生理正常的儿童都可以轻松而成功地习得一种语言，且遵循基本相同的习得顺序，与民族或种族无关。出生在中国的儿童如果生活在美国，必然能轻松而成功地习得英语；同样，出生在美国的儿童如果生活在非洲，就可以学会任何一种非洲土著语言。因此，语言习得是随着儿童的成长而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说，人类具有相同的语言习得能力。没有经过任何后天教育的本族语者与学富五车的学者或巧舌如簧的雄辩家具有同样的语言能力，他们之间只存在语言行为差异。

语文教学属于语言发展范畴，其目标是提高学习者的语文水平，提高理解语言的能力和恰当而准确地使用语言的熟练程度，即改善和提高语言行为。儿童完成了母语习得后，语言发展不会停滞不前。如人的心理发展一样，语言发展是人的毕生发展过程。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个体不断重组语音、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等语言子系统，从而不断改变和提高语文水平。与语言习得不同，语言发展受智力和努力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二语习得或外语教学中，学习者除了受母语的影响外，还受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风格和语言学能等个体差异影响，习得结果也不具有可靠性和汇聚性特征，表现了很强的个体差异性。

2.对“汉字易学”论证据的否定

“汉字易学”论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汉字难学”论。“汉字难学”是汉字拼音化论者的理论前提，不但直接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语文教学，而且是不尊重民族语言的一种行为，但我们并不赞同“汉字易学”论。以下对“汉字易学”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证据分析如下：

鲁川[6]从中西思维方式的角度讨论了英汉语是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如汉语中的“牛”最初是表示基元概念的“字”，因而由“牛”或“牜”构成的汉字的语义都与“牛”相关，而且汉字还可以有层次地组成富有理据的词汇系统，如“牛、牛奶、牛奶场、牛奶糖”，而对应的英语词汇cow、milk、dairy、toffee却不具有系统性，并进而推断字本位论“对内对外的汉语教学法和婴幼儿认字教学及中文信息处理，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这种对汉字的观察和描写原本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认字教学”也许有指导意义，但若以此推断汉字易学，甚至认为其它语言词汇不具系统性，就过犹不及了。也以英语为例。PORT作为独立的词意为“港口”，但由此还可以派生出“import”(im+port，前缀im-或in-意为“往里”，import字面意义为“进入港口”)、“export”(ex+ port，前缀ex-意为“往外”，export字面意义为“离开港口”)和“transport”(trans+ port， 前 缀 trans-意 义“ 横 过或贯穿”，字面意义就是“跨越港口”)等词；再如由FORM派生的词至少有“deform、conform、reform、inform、transform、formal 、former” 等，而这些词都从词根FORM派生而来，属同一词族，每一个词(以及每一个词相应的曲折变化)的语义都与FORM的语义直接相关。这些词不仅具有系统性，而且同样显示了构词的理据性。我们这里并不是说英语比汉语优秀，而是旨在说明，其它语言也存在这种构词或字的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语言共性，只是在表现形式和生成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吕必松[13](以下简称吕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有关“汉字易学”的证据。我们认为，这些证据并不充分，简要分析如下：

其一，吕文认为“汉字学习需要理解、模仿和记忆的要素很少”，理由是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只有24个，而英语字母有26个，但就书写而言，却是104个，因为英语字母有大小写以及印刷体和手写体之分。这种观察既不符合语言学基本理论，也不符合语言习得事实。首先，这正如我们知道了英语字母并不等于我们掌握了英语一样，掌握了24个基本汉字结构并不等于我们就学会了汉字，更不等于我们掌握了汉语。第二，英语和汉语都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之分，不仅如此，英语和汉语还都有不同字体之分。然而，不管是什么体，它表达的是同一个语义。理解，特别是模仿和记忆在语言习得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没有证据表明，世界任何地区的儿童在习得母语时模仿或记忆等心理因素表现出民族差异。

其二，吕文认为“汉字容易理解、模仿和记忆”。无可否认，汉语中大量象形字是汉语的一个明显特征，但是，世界大部分文字系统都有象形书记符合。英语和其它一些西方语言大多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腓尼基字母主要是依据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制定的，如A(最初的书写形式是)代表祭祀用的弯曲羊头（也有说牛头），B代表男女房间(也有说帐篷)，等等。汉字的像似性也许可以促进汉字的识读，但绝不是汉字易学的理由；吕文还认为绝大多数汉字兼有表音和表义功能，而英语形音脱节现象严重，并以英语中的同音异形词证明之。我们认为这种观察不符合语言事实，同音异形异义词在每一种语言里都可能存在。无论哪一种文字系统，至少对于母语习得者而言都基本相同，其中少数文字或语法可能普遍具有难度，这是该语言的特殊性。汉字增加了汉语学习的记忆和辨认等难度，但其它语言同样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如英语词距(word range)就是本族语者所面临的困难。

其三，吕文还认为“中外儿童都能较快地学会汉字”。对此，吕文提供了两个例证。一是非本族语的汉语初学者每学时平均每学时能认读5个汉字，另一个理由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儿童如果三四岁开始学习，在学前阶段(五六岁)就可以学会一两千甚至两三千个汉字，形成自主阅读的能力，使用拼音文字国家的儿童在学前阶段不一定都能学会自主阅读”。我们认为，一个非本族语者平均每课时学会5个汉字的证据不能成为证据(吕文也没有提供具体的实验证据)，若仅以词汇量计算，英美学龄前儿童掌握的词汇量实际大得多，而有关儿童自主阅读能力之证据更有主观臆测之嫌。任何一个儿童，如果能掌握其母语中两三千基本词汇，都有自主阅读能力。断言拼音文字的儿童缺乏自主阅读能力毫无事实根据和经验基础。

戴汝潜认为“如果书面语的第一笔是强化与汉字毫不搭界的a(注：当为ɑ)这样的弧形笔画，何谈写好汉字？[14]”并进一步提出了“汉字决定论”。这些观点明显是错误的。首先，将儿童写不好汉字归咎于汉语拼音，这是毫无道理的。汉语拼音只是第二文字系统，其功能主要是帮助认识汉字[15]。第二，谁都承认汉字有其文化根源，但将“写好汉字”与“语文学习”并列并不妥当。写好汉字可以是“书法艺术”。写好汉字并不等于学好语文，写不好汉字也并不等于没学好汉语(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反对写好汉字！)。“汉字决定论”的诸多论据十分牵强，甚至明显错误。如数学中的“数量关系、空间关系和数理逻辑关系都可以从汉字的认知过程中同步获得……使中国儿童的数学天分举世瞩目，功在汉字”，“汉字……为中国活字印刷术提供灵感”、“没有汉字就没有孔子……没有孔子，诺贝尔获得者推崇的、解决当代问题的先师到何处寻觅？”等等。这些“证据”经不起任何推敲，难免学术虚张之嫌。如说汉字增长了中国儿童的数学天分就十分值得怀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并非所有学习汉字的人都成了数学家，世界上所有的数学家也并非都学习了汉字。如果按戴汝潜的观点，我们还可以推断，中国儿童如果语文成绩好，则数学成绩必然好；如果数学成绩不好，则必然是没有掌握好汉字。这对无数奋战在一线的语文教师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认为，汉字可能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认知的发展，但“汉字决定论”显然夸大了汉字的认知作用和理论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文字学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它不但具有民族文化特征，而且可能为语言起源提供一些证据，但汉字的本质首先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不容置否。我们认为，如其它任何语言一样，汉语不存在难学或易学的问题。“汉字易学”论既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又没有经验基础。当代语言处理技术不断提升，但这并不表明语言已经步入信息时代。相反，在当代图像、声像等现代媒体的冲击下，人类文字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正在失去语言表达能力，人类文字使用能力呈现衰退趋势。一些媒体或滥用汉字以求新奇，或肆意篡改和误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前语言输入的社会环境。为此，提高语文教学水平，除了根据语言的普遍性和汉语的特殊性继续改善和提高教学法外，净化语言社会环境，是减少错字、别字的一个重要举措。无论怎样，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新课题。

三、结语

无论是实践教学还是理论研究，正确对待和认识汉语和汉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文字系统的本质出发，认为汉字的本质特征仍然是符号，分析了“汉字易学”论的理论偏差和证据缺陷。“汉字易学”论以字本位为理论基础，实际把汉字等同于汉语，抹杀了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之间的区别。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与人类其它语言一样，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将特殊性演绎为普遍性，既不利于我们对汉字和汉语本身的认识，也不利于我们的语文教学。

[1] Coulmas, F.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Writing System[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2] Sproat, A.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Writing System[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Saussure, F. 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Ltd. 1916/1959.

[4] Bloomf i eld, L. Language[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1993

[5] 刘智锋, 陈建初. 关于文字性质问题的再思索[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0，(2): 96-99.

[6] 鲁 川.“明确简约”是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J]. 汉字文化,2007, (6): 29-34.

[7]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898：1983.

[8]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4：1951.

[9] Chomsky, N. Knowled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M]. New York:Praeger. 1986.

[10] 徐通锵. 汉语现状与历史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 徐通锵.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12] 徐德江. 论汉字的科学性[J].汉字文化, 2007, (1): 7-18.

[13] 吕必松. 说“字”[J].汉字文化, 2009, (1): 7-17.

[14] 戴汝潜. 汉字决定论[J].汉字文化, 2009, (2): 91-96.

[15] 彭泽润.汉语拼音突显信息时代威力[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0，(2):18-21.

Theoretical Errors and Evidence Defects of the Viewpoint of “Learning Chinese-character is Easy”

YANG Lie-xia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Hunan, China）

Properly treating and understanding characters and Chinese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ense to literacy teaching. The view of learning Chinese-character easily, which criticizes the view of learning Chinese-character diff i cultly, and remains its found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 in national language, is extremeness in theory. The view of “Learning Chinese-character is eas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hinese-character-oriented, obliterat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character and Chinese,confuses the concepts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system, and ignores the fact that character is the sign of Chinese in nature.The view of equat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iteracy teaching and learning violates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hindering both Chinese recognition and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character-oriented; view of “Learning Chinese-character is easy”; writing system; language acquisition

H319

A

1673-9272(2012)05-0102-04

2012-05-1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动态教学与评估体系研究”(编号：08BY007)。

杨烈祥（1974-），男，湖南隆回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句法学，生物语言学。

[本文编校：杨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