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关捩”:晚清诗学的生存态势及其诗学观念转变的多重面向

王 成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 黄石435002)

“一大关捩”:晚清诗学的生存态势及其诗学观念转变的多重面向

王 成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 黄石435002)

道光年间，诗学观念出现了严重分裂;诗学观念的盛世镜像在诸多方面仍然得以延续，但已明显受到“性灵”说等诗学观念的讥弹。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弥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但在本质上并没有越出传统诗学的藩篱;而龚自珍、魏源以他们所保有的“今文学”价值体系生发出一种批判诗学，形成了批判与干预社会现实的诗学价值立场，确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面向。

晚清诗学;诗学观念;转变;多重面向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到，“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1］，本意是指清代诗学至道光年间始“变”，即“弥宋”诗学的发展与兴盛。在此，本文借用“一大关捩”来指代晚清诗学的生存态势，即诗学发展到晚清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这里既流淌前清诗学的余脉，又潜藏着“弥宋”诗学的潮流，亦涌动着批判诗学的气息。

一、“肌理”诗学的兴衰与诗学观念的重建

(一)“肌理”诗学及其发展面向

清代最具时代学术底蕴的诗学，当属翁方纲的“肌理”说，“翁方纲以考据为主导，以义理为核心，以细密美与质厚美为美学追求目的的‘肌理’说，实可视为清代乾嘉朴学在诗歌领域里最为直接的反映。”［2］176－17他的“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3］、“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诸实际”［4］的诗学主张，已成为当时诗学界的理论高标。

总体上来看，翁方纲倡“肌理”诗学，是要以学问考据入诗，如“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于斯时发泄之”［5］，就十分强调要以训诂考据来传达诗家的“文心”。为此，有人称其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6］。综观“肌理”说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朴学之风可谓当行其道，且学术取向大都倾向于一种整合之势，“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7］翁方纲显然深受影响，“士生今日，经学昌明之际，皆知以通经学古为本务，而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8］因此，“肌理”说主张义理、词章、考据为一体的诗学标准，不仅与当时的文章理论不谋而合，而且也是对朴学学术理路的内在遵循和操守。当然，翁方纲的“肌理”说试图起到“以实救虚”的诗学反响，即“以充实的考据内容来补‘神韵’说的‘超脱玄虚’，以切于实际的文理来救‘格调’说的‘泥古不化’”［9］，但其提出和盛行，更是对乾嘉年间文化高压政策和朴学之风向诗学领域进行渗透的直接应对与回应，“即运用经术之学的方法攻治诗学，使诗歌这个一向玄妙莫测的领域变得水落石出。”［10］

也就是说，“肌理”诗学事实上形成的是一种“学术”诗及其僵化的诗学传统，“翁方钢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11］这也在客观上为后世诗学观念的演变敞开了路径。

(二)“性灵”诗学的讥弹与诗学观念的重建

作为“盛世雅音”的“肌理”说，自翁方纲“拈举以后，影响所及，几披靡清季整个诗坛”［12］，此不可不谓与朴学之兴盛密切相关。尔后，随着朴学在清代中后期的衰微，晚清诗学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变动与转换。

几乎同时期的“性灵”诗学，则彰显出一股人文思潮，其不仅背离了清代中前期的“雅正”诗风，而且对诗学的朴学底蕴进行了有力批讽，构成了清中后期诗学领域的另一番景象。以袁枚为首的诗学家高举“性情之外本无诗”［13］的大旗，强调“提笔学化工，一味活泼泼”［14］的诗歌之灵动魅力，将人之“才性”以诗歌艺术的方式本真地表达出来了，从而形成了清代一个较大的诗学流派——“性灵”诗学。我们姑且不加深论“性灵”诗学的历史功过①有学者认为其诗学弥补了儒家诗教的缺陷，或者认为其产生了理论上的偏差:如艳情、低俗的诗学取向，或者将其理论放在反封建纲领的体系中加以肯定。，但是，它正是诞生在过于强调政治道德理性的时代氛围，以及过于繁琐且缺乏生气的诗学生态中的，其存在必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总体来看，“性灵”诗学对“盛世雅音”的“格调”、“肌理”之说的讥弹，本身就触动到了当时的诗学根基，具有“瓦解”与“分裂”诗学取向与价值抉择的功效，“袁枚以文学的眼光审视当时的诗坛，发现其最大流弊在于诗歌主体的失落。于是正本清源，廓清诗歌与考据的根本不同，以正风气。”［15］袁枚对以考据之学为诗的路径是深恶痛绝的，他说道，“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韈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要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泠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16］

袁枚在此批判了翁方纲等人的诗学主张，将“考据之学，离诗最远”［17］的立场作了进一步的张扬。从中国诗学发展史来看，“肌理”说的朴学底蕴的立足点，是将“诗言志”传统从以情感为中心转移到以知识、义理为中心上来;而“性灵”说则反其道而行之，并且作了尺度上的延展与发挥，这正好体现了中国诗学传统不断调整与融合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翁方纲的诗学主张受到质疑，既是学术理路的困境，也是诗学传统的使然，“这种调整意义重大，它使得本来蕴涵在抒情诗学中的一种倾向真正独立出来有了一种理论系统，成为与抒情诗学相抗衡的诗学传统。但是抒情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翁方纲的诗学提出后，很快就受到袁枚等人的批判。”［18］725

“肌理”诗学顺应时代学术潮流而形成了“以学为诗”的诗学主张，“性灵”诗学批讽时代学术弊病而形成了“以情为诗”的诗学主张，二者皆因时代学术氛围而各抒己见，形成了诗学发展的二重张力。更为重要的是，矛盾的双方有时并不以矛盾的最终解决为归宿，面对“肌理”诗学过于理化和“性灵”诗学过于俗化的价值偏向，诗学家的诗学观念将有待于重新建构。由此看来，清代诗学发展的这种矛盾张力，恰恰为后世诗学敞开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向度，诗学传统也面临着被“突破”与“超越”的可能。因此，无论是后来极为兴盛的“弥宋”诗学，还是具有新变因子的批判诗学，都是在正视诗学逻辑发展前提下，对诗学观念的重新审视与建构。

二、“弥宋”诗学的返照与跃进

“肌理”诗学的兴盛和遭到讥弹的发展过程，无疑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作为诗学观念重构面向之一的“弥宋”诗学，就是诗学家们在综合前期诗学优弊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客观选择，“此期‘弥宋’诗学的泛滥是由各种合力造成的，是各个诗派各种诗论的交叉与汇集。”［19］“弥宋”诗学融会贯通了传统诗学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晚清诗学繁盛的一大景象。

清初的诗学家大都对“清谈误国”、“袖手谈心性”的明代诗学批判极甚，可以说，“明代文人虽然努力使诗文创作恢复唐宋盛世面貌，然诗文仍无情的受到清代文人的讥讽”［20］;而宋诗强调根柢学问、研理日精、论事痛快的诗风，则更容易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变局和“经世担当”的士人中产生共鸣。从清初伊始，清代诗坛就一直充斥着一股“弥宋”之风，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厉鹗、朱彝尊……也都“多染宋习”，“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21］从广义上讲，清代诗学总体风貌是“以学为诗”、“以文为诗”，其在思想旨趣与艺术特色上都潜藏着“宋诗”的身影，“近宋”始终是清代诗学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时至晚清，“弥宋”诗学又开始兴盛，甚至出现泛滥的趋势。这不仅是清初以来“弥宋”诗学的返照，而且体现了晚清诗学观念重构过程中的某种客观选择，即对“肌理”说与“性灵”说所形成的晚清诗学张力的一种创造性的传承和发展。一方面，“肌理”说将诗学中心转移到知识、义理上来，本身就在传承宋诗传统的基础上，为“弥宋”诗学的再接纳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翁方纲提出理的问题，主要意义就在于他从理论上否定了自严羽以来的‘非关理也’、‘不涉理路’说，确立理在诗歌中的本然地位，正面地把理作为诗歌的本质。……严羽、七子派等以‘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排斥宋诗，而翁方纲从理论上推翻了这一理论命题，则排斥宋诗就没有道理了。”［18］689另一方面，“性灵”说对以考据之学为诗的讥弹，以及对“肌理”说的指弊，又给后世诗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可能维度与较为宽广的视野。晚清的“弥宋”诗学就明显地以融合的姿态，将性情、学问、世运相杂糅，在诗学价值与艺术风貌上较前期诗学有了一定的跃进。这虽然是时代与各个诗派诗论交叉影响的共同结果;但是，“肌理”说与“性灵”说所造成的张力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晚清的“弥宋”诗学的返照，也当是发生在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过程中，虽然它具有浓厚的复古倾向与传统意识，但其仍然可以看作为晚清诗学演进的一条主要路经之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生(源)、曾涤生(国潘)、欧阳礀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喜言宋诗。”［22］而且，“同光体”诗学作为“弥宋”诗学在晚清的后继者与尾声，也在旧诗苑中流传不衰，闽派、江西派、浙派等诗学皆以“弥宋”为基本方向，共同见证着晚清“弥宋”诗学运动的跃进与衰竭。无论“同光体”诗学在后期革命时代浪潮中如何保守与落伍，其诗学精神取向如何苍白乏力与生涩消沉，它毕竟对长期以来“肌理”说与“性灵”说所造成的诗学张力在传统规范里作了很好地融汇和回应，显现出晚清诗学观念重建的基本面向之一，即诗学观念在衍续传统中采取了一种折中调和之策，“尤其是人与诗的合一、学问与诗歌的互济为用以及师古之法的完善精细等话题的阐述，仍可见出在诗学传统的范围内寻找出路的意图。”［23］269

三、批判诗学的兴起与繁盛

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弥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然而作为晚清儒家文艺思潮回光返照的弥宋诗学，并没有完成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超越，更没有提供出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诗学思想。”［2］399诗学观念真正厕身于社会现实，逐渐走出传统的藩篱，进行社会批判与干预的价值取向，则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理论的鲜明特征。晚清诗学在“今文学”学术底蕴的庇护下，首先走出了一条批判诗学的发展路径。

长期以来，清代诗坛凝聚着一股浓厚的复古思潮，诗学发展历程往往陷入到唐宋之别的论争中而不得休停。而晚清的社会文化又是一个近“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其迫切需要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新的特质，以迎合晚清社会文化的变迁。就诗学领域而言，批判诗学的出现无疑担当了这种角色，即晚清批判诗学在回应社会文化变动的同时，也开创了晚清诗学观念转换的基本面向之一。从批判诗学出现的原因来看，晚清社会不仅为批判诗学提供了现实土壤与时代氛围，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必需的学术底蕴——“今文学”思潮，“学术思想的变迁，无疑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而文学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也同样可以在学术思想中寻求其内在的逻辑联系。”［2］346晚清“今文学”倡导“变易”的历史观，注重阐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建构，对传统学术理路具有反思与突破的精神向度，客观上为文学艺术形态的变动营造了适时的学术氛围和价值抉择。因此，晚清“今文学”与批判诗学的兴盛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与逻辑性。从批判诗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龚、魏的诗学起了引领风气和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他们的视野中，情感和艺术个性的张扬以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是颂美作为主要职责，是最重要的诗学论题。”［23］268他们的批判诗学反对以朴学为诗的传统理路，主张以诗论世和以诗补世，在突破传统经学藩篱的过程中，体现出诗学逆反世俗的时代精神和气息。

作为对其学术理路和价值的传承与延续，龚自珍的诗学思想明显地打上了“今文学”的烙印。总的来看，龚自珍不守传统，以“己”为轴进行学术探索，将批判的视野作为其学术的逻辑起点，形成了较为彻底的批判立场。与此相适应，龚自珍“今文学”的批判立场为其诗学批判维度的生成奠定了学术底蕴和思想基础;就诗学领域而言，其批判的维度则主要是以“情”的突显、个体人格的张扬、“启蒙”的姿态等内涵来表达的。首先，龚自珍从事“今文学”学术研究而体现的人格和个性精神，同样体现在其诗学领域。个体人格魅力与个性精神的张扬，成为贯穿其学术研究和诗学创造的重要维度，体现了学术主体与诗学主体相一致和统一的传统学术生态。其次，龚自珍在“今文学”的学术探索中所蕴藏的感伤怀世情结和激愤高亢的主观精神也渗透到其诗学之中，并且逐渐衍化成一种悲怆与狂诞之情，成为其“尊情”批判诗学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再次，龚自珍治“今文学”的批判视野，也是其诗学生发的方法论和本体论属性。龚自珍诗学的创新意识、启蒙姿态和异端色彩等，都是在批判的维度下得以实践与彰显的，是对其“今文学”批判视野的有效传承与对接。因此，龚自珍的诗学思想实际上秉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也就是说，龚自珍的“尊情”诗学观念主动延续了其“今文学”价值体系的批判立场，将“情”、“我”、“童心”、“完”等，作为反思传统诗学和批判现实的武器，极大地扬弃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确为晚清诗学观念的演变提供了新的面向。

围绕着经世立场，魏源建构起了自己的“今文学”体系，将微言大义的阐发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延展，也为其经世致用的主张找到了稳固且可靠的学问体系。以此为基点，魏源在诸多方面的经世致用观点就有了“源头活水”，并且还由此生发出以经世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其一，魏源的“今文学”学术研究，本身就介入到了其诗学思想的探索，二者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如其《诗古微》之于学术思想与诗学观念的双重建构。其二，魏源以经世为中心的“今文学”价值体系与其诗学的经世致用观念是相统一的;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来看，魏源的诗学观念可以视为是其“今文学”的价值取向在诗学话语里的延伸。其三，从发生论角度来看，魏源诗学观念的产生，与其以复古为手段的“今文学”学术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力主回归传统，以复古为革新。所不同的是，魏源的“今文学”思想体系是以回归儒家经典以求微言大义，而其诗学思想则是恢复儒家传统“诗教”理论用以经世致用。其四，魏源诗学思想的构成离不开其“今文学”学术体系对传统的开掘与突破;而“今文学”微言大义的阐发模式与变易的思想，显然为其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内在机缘。魏源以“今文学”来回归传统学术经典以求革新，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传统的认同危机——在回归过程中怀疑与批判传统;具体到诗学领域，则是对传统“美刺——教化”诗学观念的认同危机。我们看到，魏源在将古代诗学的“言志”、教化、勇儒、“经国之业”等形态与其经世致用诗学观念相对接的同时，却没有实现完全的无缝弥合，反而在这种寻求认同的过程中突显了传统诗学的危机，将原本已经意识形态化的诗学观念中某些被压抑的新质暴露出来了，如诗学自身审美的、纯艺术的因子。从整体上看，魏源的诗学观念，其面目虽是传统的，理论内核也是基于传统已有的经世致用;但是，它却在这种传承中无意识地溢出了传统诗学的囹圄，显现出诗学之于审美、之于近代的某些新面向，而这种诗学观念的转变，则自然离不开其背后的学术体系——“今文学”之于传统的开掘与突破。

相比于晚清“弥宋”诗学融合传统的意图，作为晚清诗学观念建构面向之一的批判诗学则显然要激进得多，其对晚清诗学观念的建构也更具实质性与影响性。虽然龚、魏的诗学观念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是，他们在几乎一致的学术底蕴下，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突围路径，并且在当时期产生了重大的诗学影响和时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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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41(2012)03－0103－04

2012－03－20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今文字与晚清诗学的演变”(项目编号:12YJC751077);2012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今文学’视阈下晚清诗学理论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012Q021);湖北师范学院2011年人才引进项目“晚清‘今文学’家诗学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1F006)阶段性成果。

王成(1982－)，男，湖北汉川人，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论、中国美学、写作理论。

责任编辑:谢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