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之难

□文/柳博隽

只有让农民工市民化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流动人口才会变成常住人口，春运难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缓解了

中国的春运一直被外界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运动”。每年临近除夕，几亿回乡大军集聚于各种站场设施，往返神州大地之间。拥堵不堪的交通状况，也使得回家过年成为了不知多少人内心温馨却又痛苦的回忆。今年春运是近40多年来最早的一次，也是春运历史上客流量最大的一次。据报道，预计今年春运将有2.35亿人乘火车回家过年，公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8.45亿人次，总数接近32亿人次。如此令人震撼的数字，不得不让交通部门如临大敌。

为缓解春运火车购票难问题，铁道部特地推出“实名制”和“网上购票”两项举措，但实施后效果并不理想，反而由于技术欠缺而备受指责。无论是实名制还是网络购票，都不可能就此一举解决中国铁路运力与需求的落差问题。这一供需落差也不能简单地用增加铁路建设投入来解决。因为春运期间对运力需求的上升是周期性的，如果交通运输供给量要满足一年中仅年末半个月左右时间的大规模需求，就势必导致其它时间运力的大量闲置。这些浪费分摊到每位消费者头上，仍将导致交通成本大幅度上涨。

春运之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我国交通运力不足，更应该分析导致如此大规模“周期性人口迁徙”的深层原因何在。其不仅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也折射出城市化累积至今的“历史欠账”——正是大量未能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才形成了城乡之间如候鸟般的大迁徙。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已达2.5亿人之巨，其中跨省流动的就有近1亿人，假定农民工春运期间平均出行次数为两次的话，那么铁路运输中大部分的需求就是来自跨省农民工。因此，如果不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大军真正转化为市民，就不可能跳出春运难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期间被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快速扩张的城市始终将他们当作“匆匆过客”，农民工偏低的工资无力承担起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在这里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每月尚不到2000元，而城市持续的通货膨胀、随便两三万一平方米的房价和不断上涨的房租，令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立足，更遑论在此找到家的感觉。此外，由于城市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密切相关，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农民工要享受当地市民待遇依然困难重重，户籍制度改革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

如此城市化模式不只是给农民工群体带来春运这样的痛苦体验，更为严重的是将潜伏和累积极其严重的长期社会问题。许多农民工家庭是以两地分居为代价的，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农民工举家迁移的比例还不到30%，其余70%多的农民工都是离开家人独自外出打工。这种两地分居出门打工的模式，将导致诸多不良后果，如使得家庭观念淡漠、社会伦理败坏、离婚率提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相关案件也是直线上升。此外，在我国也产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根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国18岁以下儿童总数是2.78亿人，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就有5800万人，留守儿童的总量超过了全部儿童总数的20%。“爸爸妈妈，我能去你们家玩吗？”——留守儿童的呼声让人闻之心酸，但想到有如此巨大数量的一代人将是在缺失亲情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则更是让人心惊甚至胆寒。

只有采取切实措施，让农民工市民化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流动人口才会变成常住人口，才能大大减少对交通运输的需求，春运难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缓解了。未来一座城市的竞争力及文明程度，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产业大军，“候鸟”式的用工方式必将淡出历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