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作家肩负更艰巨的启蒙

■傅小平 于晓威

傅小平：近日，读了你的中短篇小说集《L形转弯》，感觉你的创作确如有关评论家所说的“手法多样，题材开阔，不拘一格”。你求新求变的创作意识和多元开放的创作理念固然值得肯定，但过多的变化给人一种没有确定创作风格的感觉。我想在这种多样创作形式的后面也许隐藏着你一种比较恒定的价值判断，可否对此做一解析？

于晓威：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生活也到处充满未知领域和变数，因此一个作家在创作上一成不变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同时我相信每一篇小说从构思到完成都有且只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最佳表达形式，这从理论上支持了它们在语言与风格的格局中无法相互重复。至于，如果说在我多变的创作形式后面存在一种比较恒定的东西，那我想就是在文学内部对世界的诗意理解、对人性的隐秘窥察与对生命真实的人文抚摸（这种追求）是不会变的吧。我担心的永远不是变化多了，而是每一篇写得不够好。

傅小平：在东北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给人普遍的印象是有比较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这一点在你的作品当中没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在一篇散文中，你谈到了故乡的世态人情对你走上创作道路的影响。对你自己作品的这种特性，你怎么看？

于晓威：东北文学的确有很强的地域文化传统，但是一个作家的认知世界不一定与他的出生地发生必然联系。故乡影响了我的心态，但不会左右我的创作方式与风格。尤其是，对一个当代作家而言，当关注更广泛的人的心灵世界，与关注受局限的地域文化传统两者共同摆在你面前，要你做出必然和唯一的选择时，你肯定会去选择前者。

傅小平：相比你小说中处理当下题材的部分，你带有历史回溯意味的那几篇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很多时候你喜欢从一个个具体物象切入展开你的想象和思考。比如《圆形精灵》中的那枚铜币，再比如《游戏的季节》，整篇小说就是由“吹火车票”、“拍香烟盒”这样一些小时候的游戏“串联”起来的，我想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民族、文化或是生命记忆的问题。

于晓威：生命记忆，你说得有道理。我小时候一个人在亲戚老宅的院子里玩，无意中被一根钉在木栅栏上的钉子划破了手指，它的斑斑锈迹提醒我它跟逝去了的几十年时间有关，我相信它是我家族中的某个父辈或祖辈的成员留下的，一根钉子的生命原来会大于人的生命。一切人类生长史最终都会变成一堆文化物品史，说好听点儿是文物史吧？这是我对生命最初的不乐观理解。

傅小平：有评论家称你在创作中采取了一种智性姿态的写作策略，你的不少小说带有比较强的观念意味，大概跟你这种写作策略有关。一般而言，过多的观念渗透对小说来说是一种忌讳，你大概有不同的理解，谈谈你的看法。

于晓威：让人奇怪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二十几岁那时候吧，非常喜欢观念的东西，年龄稍大反倒不喜欢了。这种现象似乎不符合正常的生命发展规则。我不知道这是跟自己当初浸淫的时代教育氛围有关，还是跟当初懵懂的文学创作实践有关，挣脱观念的东西很不容易，但是值得。尼采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无疑是道破了艺术比观念更具有原生性、创造性和革命性。

傅小平：作家怎么理解生活，在写作史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鉴于你独特的写作姿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请你从写作角度谈谈对生活，特别是生活与写作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

于晓威：一般来说，生活经验是共知的，重复的，而每个人的想象是异知的，独特的。在我看来，现实世界是很狭窄的，我不是因为现实生活塞满我的心灵，然后我要通过小说去反映它，我是心灵感到现实世界的单调和拘束，要冲破它，奔向另一个不同的和自由的世界，这就是小说的世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时候文学不必须说出现实的真实，不必须说出与现实一样的东西，毕竟文学又不是犯人的招供。有一千个作家，就有一千个现实，文学只能是表达每个作家对生活的不同理解。

傅小平：在我看来，疾病和偶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你作品的两个核心因素。你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状态看起来都比较普通，细加探究却不难发现这些人物都有着某种显在的身体缺陷或是隐蔽的心理疾患。而你致力于探求这样一些人在某种偶然生活情境支配下的命运遭际，这样一种创作思路体现了你怎样的诉求？

于晓威：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人被生活推动的力量更多是来自偶然而不是必然。这两个极端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痛苦和荒诞才会显影出立体的真实。

傅小平：在《抗联壮士考》、《隐秘的角度》等不少作品中可以看到你力求还原和揭示生存本相的努力，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显现在你笔下的更像是一个象征和隐喻的世界，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你自己怎么看？

于晓威：文本不仅反映现实，文本也创造现实。生存本相充满了象征和隐喻，而艺术中的象征和隐喻也同时等同另一种生活。这似乎不矛盾啊？

傅小平：在一篇创作谈中，你特别强调一个“边缘”作家游走于“人生边界”的思考和探求。可以看出，你对小说家的责任这个话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可否谈谈。

于晓威：“边缘”和“人生边界”应该是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所理应操持的哲学场券，它代表厚重的自由和独特的充实。有些人在我们看来他很渺小，站位边缘，岂不知那往往是他的身影走在我们同时代人的视野中很远了的缘故。作家永远要引导读者，而不是迎合，不论他采用什么方式。小说家在今天理应肩负着比之欧洲几百年前更艰巨的启蒙任务，道理可能不言自明。反之，文学也很难自我救赎，这使我一直不敢稍忘作为现实主义伟大作家的托尔斯泰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文学衰落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读轻松的作品成了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