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差异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机制①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张红霞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那么，对外贸易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地区经济差距，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在将中国大陆31省份划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地带的基础上，着重就对外贸易地区差异影响经济差距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主要包括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技术溢出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资金积累与规模报酬变化机制、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机制四个方面。

1 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

理论上，中国东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导致该地带的劳动力与以生产物资表现出来的物质资本的收益会上升，伴随物质资本收益的提高，人力资本收益经过一段时期后也会得以提升。东北、中部和西部的加工贸易发展比例较低，贸易依存度低，与东部相比，其对外贸易对劳动力与资本收益的提升没有得到发挥。东部不断扩张的出口规模，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会进一步吸引其他三地带的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向东部迁移，其结果将缩小四大地带间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收益，并推动地带间人均收入水平趋于均等。但现实状况是，1978年以来中国地带间物质资本边际收益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但地区间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差异均存在着扩大的趋势[1]，这一事实反映出中国各地带要素收益的变化趋势与要素流动性及其市场发育状况密切相关的现实。

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市场发育尚不成熟，存在较为严重的要素流动障碍。中国地区行政关系高于市场关系，各地方政府普遍施行地方技术保护主义，实施贸易壁垒、行政壁垒、技术垄断、人才封锁等措施，导致技术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难以实现。东部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几乎占据垄断地位，出口中密集使用的资本要素收益如能源、原材料、人力资本收益等不断增加，东北、中部和西部的出口规模相对东部要小得多，出口贸易引致的资本要素收益率提高不大。由于物质资本要素流动性的制约力不大，其他三地带的物质资本要素向东部流动，导致地带间的物质资本要素价格趋同，但受国内人力资本要素市场条件制约，东部因对外贸易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无法有效实现向东北、中部和西部的辐射，要素均等化机制受人力资本市场制约而不能发挥作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带的物质资本要素收益虽然获得提高，其他要素并没有形成同步增长，产出结构仍然停留于附加价值较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上，而物质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在产业链条中因前后向关联呈现成本放大效应，导致后续经济投入成本倍数增加。因而，东北、中、西部地带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未因物质资本收益的提高而带动最终产品收益提升，这反映在对外贸易领域即是对外贸易成本增加，对外贸易成本提高致使三地带贸易条件恶化，地带间经济差距扩大。

2 技术溢出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

在开放经济中，国外技术活动一般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通常被称之为技术溢出，技术溢出的渠道包括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信息交流等。理论上，贸易通过其内生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持久，而技术溢出的效果则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吸收能力相结合。[2]贸易进口所在地如果不受制于技术水平，能够通过观察和学习，消化、吸收甚至进一步模仿和利用进口品中的先进技术，则会发生技术溢出，进而带动进口所在地的技术进步，并引致进口地包括劳动力、资本在内的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要素价格也会相应上升，如果进口国区际间要素具有自由流动性，且进口地外的其他地区具有一定技术吸收能力，技术扩散得以顺利进行，则区际间技术流动会提高其他地区的要素价格，并使其向贸易进口地的要素价格收敛，使要素收益水平均等化，最终导致进口国地区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缩小经济差距。中国每年发生大量的制成品进口贸易与FDI进口，这意味着存在大量潜在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但中国的现实是，东部与其他三地带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违背技术溢出机制，这恰恰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在贸易结构、技术吸收能力方面的差距和中国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善。

中国东部拥有相对其他三地带较好的地理区位、工业技术基础和熟练劳动力，有条件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并使得东部获得大量制成品进口的机会，同时，东部自身良好的技术基础与人力资本水平，使其对于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吸收与学习不受门槛约束，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专业技能培训和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又进一步推动了技术与知识积累，并带动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3]。东部要素生产率因为不断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知识而得以提高，同时带动了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和收益率上升。但国内区际经济基础参差不齐、区际贸易壁垒高筑、要素自由流动与商品自由贸易难以实现的事实，使得由东部向其他三地带的技术扩散难以有效展开，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差距持续扩大。东北、中部和西部三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制成品进口规模、FDI引进质量以及吸收能力相对较低，客观降低了技术扩散发生的可能性，另外，三地带也存在进口不当的情况，即进口品技术层次过高而难以在进口地得以充分消化和有效利用[4]，致使进口贸易品导致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于，当进口贸易或FDI集中于一些没有充足规模的部门时，过度扭曲的专业化生产反而会激发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导致“贫困化增长”，要素收益相较东部持续下降，加大了地区经济差距。

3 资金积累与规模收益变化机制

一般而言，出口国商品出口的增加会带动出口地外汇收入与储蓄水平的增加，出口地的资金回报率必然上升，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一方面会诱导出口地的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必然会吸引非出口地资金的流入，在出口地存在合理的投资产业部门结构与投资产业空间结构的条件下出口地要素边际生产率的上升与要素收益的递增，最终会引致出口地发生产业集聚效应和极化效应，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区域增长极或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和示范效应会越来越突出，涓滴效应的作用会逐渐显现，要素价格在初期的非均等化后会逐渐趋于均等化，地区经济差距最终会缩小。

然而，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积累的现实是，第一，地区间市场关系脆弱，地方保护主义催生的区际壁垒名目繁多，区际沟通程度差。中国区际间的市场分割，使不同地区存在严重的产业结构趋同和重复建设现象。这不仅导致大量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对资金积累极其不利，而且不同区域竞相出台引资优惠政策、外贸出口竞相压价的现象频频发生，过度竞争又加重了对资金积累不利的恶性循环。第二，国家曾经在东北和中西部投放大量资金，这些意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并未按照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由于部分资本密集型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类的初级产品和中间制成品，为促成这些资本密集型项目尽快成长，政府会在价格上进行干预，使这些投入品以较低价格进行供应，但这些投入品大部分是来自东北与中西部，由此导致事实上是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以低价资源在为东部提供基础投入。另外，这些大型投资项目与当地比较优势基本不相干，很难对当地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只是为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教育投资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当地劳动力则因受教育水平被局限于生产效率相对低的农业部门，本地的劳动力报酬难以提高。所以，在东北与中西部投入的大量资金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反却变相提升了东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经济差距反而拉大。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的资金积累难以在短时期内依靠对外贸易实现良性循环，理论上可以由东部产业的梯度转移而获得发展资金，而且中国改革开放后施行的沿海优先开放政策和资金倾斜政策，使东部获得大量的初始资本积累，而相对合理的产业布局又使得资本收益提升，规模经济效益显著，东部地带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经济圈的出现，也说明东部部分城市已具备增长级的作用。但现实中，受区际壁垒与缺乏国内统一市场的约束，依靠东部拉动其他地带发展的涓滴效应难以实现，缩小经济差距的梯度推移战略存在很大障碍。

4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机制

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有意识地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对外开放政策，再加上东部良好的地理区位条件，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激励下，迅速培养和形成了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使企业组织以中外合资、合营和外商独资等新形式出现，国有经济的单一所有制格局被率先打破，同时，新的制度环境催生和发展了个体、私营经济，与外资企业一起构成了东部地区特色鲜明的市场经济实体，从而在培养经济组织主体的制度体系建设上取得了较其他省份和地区更大的发展，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理念和当地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的构建，使东部地区经济运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相对于东部而言，东北和中西部在制度变迁初期未获得政策支持，政府虽然在东部取得良好发展经验后相继出台推动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区域协调政策，但由于区位、劳动力、技术、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制约，这些地区在实施效率化市场改革方面难以模仿东部的经验，制度创新的相对滞后进一步限制了东北和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以至于制度滞后与经济发展缓慢相互掣肘，最终束缚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制度变迁的区域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地带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格局。

[1]蔡昉,王德文.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2]张红霞,刘继生,马廷玉.山东省FDI流入与贸易结构优化的互动作用研究[J].经济地理,2007(5).

[3]李斌,陈开军.对外贸易与地区差距变动[J].世界经济,2007(5).

[4]贺灿飞,刘作丽,王亮.经济转型与中国省区产业结构趋同研究[J].地理学报,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