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店”的被废、被打与后果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医研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文化学】

“孔家店”的被废、被打与后果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医研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辛亥革命前后，儒学、汉字、中医，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与打击。废弃孔家店，是清朝在没有看清世界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匆忙作出的偏颇决定。这一偏颇、激进、狭隘的重物学、鄙人学的“革命”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重要一支一直发展下去，甚至达到了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地步，导致人文学领域遭受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空前绝后的重大灾难。学分自然学和人文学，在自然学领域改革传统教育，全面向西方学习是应该的;但在人文学领域，既要向西方学习，也要继承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学问。盲目否定自身的人文学传统，是自断臂膀、自残大脑的低级愚蠢行为，不符合对人文学的确当认识。“科教兴国”，只能是狭义上的兴国，不能代替文化上的传承和创新。只有在文化上既传承且创新，才能真正既走得稳又走得远。人是人，人不是物，人文学是人的思维，在人文学领域失去“人的思维”这一根本，只能成为无头无脑的“莽汉”，洋务运动的失败即为前例。只有人文学这一根本重新确立起来，中华民族“拨乱反正，步入正轨”这一时代性的任务，方能算实现和完成。

中国现代史;文化革命;人文学;

辛亥革命前后，儒学、汉字、中医，这中华文化同根相生、同病相怜的“岁寒三友”，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与打击，大多打而不倒，废而犹存。中医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走向了世界，开花结果于五大洲。随着近年来世界上三百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儒学与汉语也在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探索它们兴衰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过去常说五四时期的文化精英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回看历史，真正放弃孔家店的是清朝，而不是五四时期的文化精英。废弃孔家店，是清朝在没有看清世界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匆匆忙忙作出的决定，既割裂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失去了与列强抗衡的力量，也使自己在世界面前更加矮化，被当作难以扶持的东亚病夫，实在是一个“败家子”的不当举措。

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关于废弃孔家店的得失，需要大家重新认识。

1840年，道光皇帝下决心支持林则徐销毁鸦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禁毒运动，应该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赏，然而没有想到迎来的却是列强的军舰、大炮。鸦片战争两次惨败的结果，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地道的“城下之盟”，割香港、赔银子、开放五大口岸等，各种被迫接受的屈辱规定，把西方强势物质文明的“硬道理”，在世界面前展示无余。

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交织在一起，内忧外患耗尽了大清帝国的“王气”，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日益成为朝野之共识。“科举取士”的“读书做官论”，逐渐被“经世济用”的实用主义学风所取代。科举所规定的教材，一千多年以来都是四书五经为主干，而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科学教育，其内容就不能再用四书五经作教材了，儒家经典被边缘化，或者被彻底放弃，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事情了。

其实，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已经在清政府1905年下决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四十多年，就已实质性地开始试验了。

一、同文馆新式教育抛弃儒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于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在第五十款中明确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同时恭亲王奕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因为当时懂得外语的人才在全国各地都很罕见。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同文馆开始时，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随后又增加了德文、日文、测地、化学、天文等班，学制三年。一开始，人们都不愿意学洋文，清政府就给学生们很优厚的待遇，甚至拜官晋爵加以“利诱”，才逐渐扭转了招生的难题。随着生源增多，同治六年(1867)，又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或专业。

1872年拟订了八年制的学习课程计划：第一年认字母、写字母，讲解入门的浅书;第二年练习外文句法，翻译简单的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文章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即后来的所谓科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这是一份逐渐成熟的“教学大纲”，从内容设置上不难看出，同文馆的学生们基本上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儒家正统的“修平之学”在这里不再被重视，因此可以把同文馆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萌芽。尽管从同文馆毕业的人数不多，但是代表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同文馆考试严格，有月考、季考、岁考三种。每三年举行大考一次，列入优等者升官阶，次等者记优留馆，劣等者除名。馆内待遇较优，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官家供给外，每月尚有薪水银十两。当时的翰林给总理大臣做家庭教师，月银收入才只有八两。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同文馆并入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以机械制造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选派幼童赴美留学(1872—1881)，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学校的诞生。

教学的意义在于使学生拥有终身发展，并且适应社会的知识储备以及能力。利用网络的发展与高中物理教学相结合，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于社会科技发展的敏感度，这对于学生个人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多样化的网络技术也产生了各具风格和内涵软件平台，可以有效改善一些现实的限制，诸如试验的设备等，也可以增强教师与学生和家长的联系，使教学活动范围从局限于学校，到建立真正的学校家庭学习体系，更重要的是教师可以从新利用这些平台，实现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综合培养。

二、废科举其实废的是孔孟之道

1894年的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人们把责任推给了延续几千年的教育，首先否定的是“八股取士”，紧接着就指向了科举考试。

失败需要找原因，政治举措也要找借口。康有为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他建议光绪皇帝“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1］78因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废八股，改试策论。所谓策论，就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议论，是广开言路、建言献策的一种措施。学者们通过“策论”，把目光聚焦于国家前途命运、国家政策，而不再是如何传承、发扬儒学。

舆论是政治的先导，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倡议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也为改革图新制造舆论。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三百多个。

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以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为宗旨。虽然“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提倡新学的“京师大学堂”等各地新式学堂予以保留，其对今后如何培养人才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只废八股，不废科举，人们自然不会离开“科举仕途”去崇尚新学，新学难以推行。于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决定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科始，逐渐减少科举选拔官吏的比例，过渡到完全由学堂产生官员。按此计划，将在十年之后，再停科举。然而，社会上锐意改革的呼声很高，立即废止科举取士的“休克疗法”被袁世凯等人提了出来。于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四日“奉上谕，立停科举”，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新学堂教授的声、光、电、化等知识，过去属于被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历来被当作“雕虫小技”，儒家经典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成为了被边缘化的次要内容。

事实上，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既缺乏教授新学的师资、教材，也由于将“读书做官”变成“读书无用”，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办新学堂了。过去依靠“学而优则仕”的达官贵人，都希望衣锦还乡，或者解甲归田，荣归故里，他们要做的一项德政工程，就是资助教育，出资办学，培养人才。废科举之后，乡绅们也不愿意再出资办学了，因为他们大多不懂新学，也不赞成新学。全国广大乡村学童的启蒙教育，也纷纷随着义塾、私塾的消失，而自生自灭地停止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由此拉大。

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军事实力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清政府又极其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而奢望以废科举、兴学堂使中国强盛，几乎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因为，科举是为了产生官吏，学堂是为了培养实用人才。维新派主张：“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科教兴国，不仅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而且不应该建立在消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三、为打倒封建礼教而嫁祸孔家店

吴虞看到鲁迅1917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很受启发，就于1919年1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文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是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因此，就把倡导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指为“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他的一系列反对儒家的文章，受到陈独秀赏识，得以在《新青年》连续发表。他于1921年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受到马幼鱼、沈尹默、胡适、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众多名流的热情欢迎，青年学生们众星捧月般的激情，也曾让他风光了一阵子。

胡适在1921年10月为《吴虞文录》出版所作的序中说：“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3］五四运动之后，青年们爱国、反帝反封建激情高涨，经这些文化精英一点拨，就更不能平静了。胡适说：“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可惜的是，吴虞后来不断上演眠花卧柳的丑剧，逐渐远离了这帮文化革命的精英。

反孔的思潮，并没有因为“始作俑者”吴虞的离去而消退，而是不断有所演进。1928年11月，林语堂演绎了一个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发表在由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6号上。只不过，剧中的南子，此时已经摇身变成了一个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的新女性，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全剧的最后，孔子师徒在“郑卫之淫声”和妖冶的舞蹈中落荒而逃。

这种戏说历史的革命剧，不断在全国各地上演，没有想到，1929年竟然演到了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孔庙里，引起孔门后人的愤怒，他们孔姓六十户族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严办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教育部派人前往调查，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宋校长被调走。

四、打倒孔家店时有人要消灭汉字

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应该如何弥补?很多文化人把板子打在了不该挨打的地方，也病急乱投医开错了不少药方。全盘西化、取消中医、取消汉字的主张，就是文化精英们乱开药方、错打板子的典型事例。

有资料说，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4］305“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4］254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纠正这种错误见解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唯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

废止汉字的呼声，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很多著名的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正确。鲁迅先生1934年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里，就说过：“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结核)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逝世前的1936年10月作“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找的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这种认识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世界列强看不起中华民族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最缺乏自信的时代。

由此可见，五四前后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主张，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经历了近代屈辱之后，学者精英们一种痛苦的抉择。但是，在那个强权政治时代，是大多数人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期，提出这样的口号是有偏颇的。

五、孔家店与赛先生不是一个专业

提倡打到孔家店的一部分文化精英，日后对儒家学说的看法逐渐有所转变。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患高血压重症在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终日闭门谢客，拒绝给日伪组织干事，宁可杀头也不当汉奸。同时改钱玄同之名为钱夏，“夏”乃炎黄之夏，是为正统，绝非“夷人”，表明他永不做日伪政权的“顺民”。他在给儿子钱三强的信里说：“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国五年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5］1939年1月，钱玄同在忧国之情中于北平故去，终年53岁，其高尚的民族气节，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华彩乐章。［6］

晚年的胡适，一提到孔夫子就“圣人”不离口，有时甚至称孔子是“老祖宗”。他说：“我还是讲我们的老祖宗吧，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2］其实，胡适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在和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依靠激情参加革命的青年，对于儒家学说深入研究者并不多见。

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尤其是我国逐渐摆脱贫困，真正站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多元化的一元之后，反思孔家店与赛先生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难发现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可以“和而不同”地并存于世。粗略地说，孔家店教授的内容，属于社会学;而赛先生在新学堂教授的内容，主要属于自然科学。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孔家店里讲述的知识，至今仍然有值得借鉴的重要价值。

也就是说，“科举取士”主修的内容是“社会管理学”，它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管理人，用什么态度、策略管理社会。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学术主张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看重，就是因为这个学术主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策略，其中充满了对于人的尊重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多元共存和睦相处，辩证地看待人的社会地位等价值取向，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而值得借鉴的观点。

“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彰显人的平等精神，因此，历代的读书人都怀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皓首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己的茅屋被大风吹走了，杜甫并没有觉得多么悲哀，而是联想到要“达则兼济天下”，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很多读书人都相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奋斗的理想。“科举取士”的晋身制度，毫无疑问比宗血世袭的官僚体制更进步，也更公平。

新式学堂教授的自然规律、自然知识，都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这样的观点看世界，也就是“以人为物”的政治策略。

“以人为物”的世界观，看重人的出身，把人占有多少财富看得很重要，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并且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看出身，论成份，曾经盛行一时，虽然曾经有过积极作用，但是也曾严重地背离了社会实际。因为，如果“以人为物”，过分地看重出身，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革命的队伍里会有那么多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家，也不利于推行人与人一律平等的政治主张。儒家非常重视君子与小人的划分，这也不是阶级分析法所能代替的，因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主要是看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而不是看他实际占有的物质财富。

孔家店里还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被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所看重，清朝迫于内外压力匆忙废弃儒学，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利弊得失需要重新论定。

［1］ 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刘利民.打倒孔家店：历史的误会［J/OL］.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2007/02/09/3114624.shtml.

［3］ 吴虞.吴虞文录［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4］ 陶绪，史革新.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5］ 邱巍.钱玄同和他的家族［J］.书屋，2006(8).

［6］ 刘肃勇.钱玄同的晚节［J/OL］.http：//www.frchina.net/data/ personArticle.php?id=1656.

Attacking and Abolishing“Confucian School”and Consequences

CAO Dong-yi (Medical Research Department，Hebei Provinci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Institute，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round the 1911 Revolution，Confucianism，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were reproached and attacked to some extent.Abolishing the“Confucian School”was a hasty and biased decision made by the Qing Dynasty when they were unaware of their own situations and of the world.Such a biased，radical and narrow-minded“revolutionary”tradition，which paid attention to material rather than humanism，has been inherited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learning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y even to the extreme of becoming an ideology，causing unprecedented heavy disaster to humanist field in Chinese history.Learni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st sciences.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n the overall learning from the West to reform China's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natural sciences;whereas in humanist sciences，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West as well as inheriting our historic tradition and learning.It is like a suicidal low level foolish behavior to blindly deny our own humanist tradition，which is also inconformity to the appropriate cognition in humanist study.The initiation of“develop the country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can only be judged as in narrow sense，and cannot replac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which enable steady steps to stride farther.Man is not material.Humanist study requires man's thinking.If“man's thinking”was missing in humanist field，man would become a mindless fool.The failure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18 and 19 centuries in China was a clear proof.Only by reestablishing the fundamental of humanism，can the epochal task of China's“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and stepping onto the right path”be realized and complete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Cultural Revolution”;humanism

1672-2035(2012)01-0027-05

B261

A

2011-03-03

曹东义(1958-)，男，河北衡水人，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医研部主任中医师，硕士。

【责任编辑 张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