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疑“拒绝阐释”说 及其批评家的悲哀
——与谢有顺先生商榷

孙仁歌

（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安徽 淮南 232038）

置疑“拒绝阐释”说 及其批评家的悲哀
——与谢有顺先生商榷

孙仁歌

（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安徽 淮南 232038）

有关散文问题的讨论，这几年很是热闹，甚至由正常的讨论演至“众声喧哗”的争论。然而，争论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人一味坚守传统，有人一味倡导创新，都有失之偏颇的极端倾向。近读谢有顺先生《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一文，也同样存在可取与偏颇“同日而语”的问题。谢有顺先生在文中对近些年来盛行的“文化大散文”的评判以及对当下散文写作所阐释的某些主张或观点是可取的，但文中提出的什么什么散文可阐释或需要阐释，什么什么散文只在阅读享受中而不在批评阐释中甚至“拒绝阐释”等云云，就未免失之偏颇乃至极端。本文就针对谢有顺先生所谓什么什么散文可阐释或需要阐释及其什么什么散文“拒绝阐释”的观点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试与谢有顺先生进行商榷，以便为散文问题的讨论推点“微波”、助点“微澜”。

谢有顺；散文写作伦理；“拒绝阐释”；“失语症”

一

有关散文问题的讨论，这几年已经比较多了。可谓是众声喧哗，“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然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散文问题，并没有“叫”出个“风水先生一言九鼎”的效果来。各种看法或见解似乎都是“一家之言”，都是一种学术摆设，“话语狂欢”之中，让人越发感到散文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可以任意“强奸”的“弱女子”，谁上来占点“便宜”都行。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感慨：在市场经济已经被扭曲为“市场社会化”的今天，价值失范，中心流失，多元化的文化思潮有如一股滚滚袭来的“泥石流”，把人们的核心价值观抑或传统审美习惯冲荡得七零八落近日偶读谢有顺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上的《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一，溃不成军，只能屈伏在市场经济这一主流话语的边缘苟延残喘。

文，在不禁为之感到一阵清凉之风吹来的同时，也不禁为之感到“清凉”之中的某些阐释话语又失之偏颇，窃喜又终被窃疑所大打折扣。笔者完全赞同谢有顺先生对近些年来在中国文坛上盛行一时的“文化大散文”的理性判断以及批评，他认为“文化大散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散文的主流，然而这种散文虽然“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1］但其成就终不能代替其匮乏，“那就是在写作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象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的写作状况有必要改变。”［1］窃以为，这一观点或论断，无论在专门的散文家群体里还是在专门的批评家乃至读者的群体里，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会再有人为此“拍案而起”乃至“怒发冲冠”。正因为如此，“文化大散文”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已不再被读者视为阅读的“盛宴”，这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显然也不需要笔者在这里赘述矣。

谢有顺先生在他的散文写作的伦理观里，极力推崇一种“记述”的、“艺术性”的散文，这就是指作家充分调动自己的感知系统创作的散文，强调生活现场、大地细节和故土记忆等感知系统的具体对象，用谢有顺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作家要“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从而找回散文写作中的秘密通道和心灵的丰富维度。”［1］在谢有顺先生看来，台湾作家陈冠学的日记体散文《大地的事》（又名《田园之秋》）以及大陆现当代作家中的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都属于这一类的优良品种。无疑，这些作家的散文作品就单独从阅读与欣赏的角度来说，的确是优秀的，堪称美文中的美文。对于这一点，恐怕也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否则，就是一种无知了。因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散文的写作伦理崇尚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散文精神，散文的写作完全取决于作家的所见所闻或亲知亲历的事物，离开了这一点，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一书之所以赢得了海内外那么多读者以及同仁诸君的青睐或看好，就在于作家走进了现场，沉入了大地，亲近了自然，并开放了自己的全部感知系统，去深入感受乃至捕捉大自然的某些微妙与神秘，如此写出来的散文，自然就有一种散文回家的感觉，即真切又细密，即可读又可亲，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年来热切期待以至不遗余力地苦苦呼唤的散文作品。对于谢有顺先生这样的一些表述性的文字，笔者倍感亲切，不仅完全苟同，而且甚感欣慰。因为在笔者近些时日所读到的散文论述中，唯谢氏的这篇文章命中了散文的根本。这与当下散文界所积极倡导的“在场主义散文”观念也十分吻合。所谓“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指那种“以散文性为基本倾向，追求本真的散文。在场主义散文要揭示世界的真实，就必须去除遮蔽，呈献敞亮，展示本真。换句话说，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散文。”［2］可见，这种散文观与谢有顺先生的散文写作伦理观如出一辙，都是对传统散文精神抑或灵魂的坚守乃至呼唤。

二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些论述里，谢有顺先生的某些观点就不能用“散文的写作伦理”来涵盖了。在论述陈冠学的《大地的事》和周作人等人的闲适散文的好处时，谢有顺先生却突然抛出个“拒绝阐释”的极端论断。他认为“有一种好的散文，是叫批评家束手无策的，它欢迎阅读，却拒绝阐释……，周作人式的散文，确实称得上是专供阅读的闲笔了”。［3］在谢有顺先生的散文伦理观里，似乎一些无关民生痛痒的，背对社会现实、面对大地自然、直奔个人的闲情逸致的文字，就是一种好的文字，就是一种只适合阅读而不适合阐释的文字，即便阐释，也是一种多余。接着，谢有顺先生又举出了一些可阐释或需要阐释的散文，如鲁迅的《野草》乃至每一篇杂文随笔，以及朱自清、余秋雨、王小波、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等人的散文，因为这些人的散文里均关乎一些大的精神话题，所以可阐释或需要阐释，否则，光靠单纯的阅读与欣赏，似乎就既吃力又不讨好了。倘若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在谢有顺先生那里，不仅价值失范了，而且散文的伦理也失范了。不过，谢有顺先生也并没有贬损鲁迅等一些可阐释或需要阐释的散文，而且也认为这种散文同样是一种优秀的散文，至于与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比较起来，到底谁比谁更好，作者就没有明确交待了。但在作者的一种潜在的倾向里，似乎更看重“拒绝阐释”的散文，这一点在作者原文的字里行间里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认为，谢有顺先生把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散文放在当下商品经济时代的同一平台上去用“拒绝阐释”与“适合阐释”的说法加以考量，是不恰当的，这种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的忽视历史理性的考量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散文写作伦理和批评的伦理，是一种淡化了文学伦理和道德伦理的非理性表现。另外，把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与周作人的闲适散文放在同一时代的平台上去加以考量，也同样是不恰当的。陈冠学的闲适是当今时代文化走向或审美走向使然，而周作人在他所处的那个血雨腥风时代的闲适，就未必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走向或审美走向所使然了。尽管他们的散文都是闲适的，但就他们的写作行为或目的而言，也未必是“拒绝阐释”的。如果的确存在“拒绝阐释”的可能，那么，只能是批评家在“拒绝阐释”，并不是文本本身“拒绝阐释”。批评家之所以“拒绝阐释”，是因为批评家没有能力阐释，而不是散文家及其闲适的散文文本本身不需要阐释。同样，把鲁迅的散文与余秋雨等后学之辈的散文放在当下同一平台上加以考量，也极不恰当，鲁迅散文的可阐释或需要阐释与余秋雨等人的散文可阐释或需要阐释，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界线和时代界线，前者是为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去呐喊，去战斗，后者是为某一种生存理念乃至散文发展的需要去写作、去创新，可阐释或需要阐释的内涵及意义是决不可等量齐观的。但在这里，笔者并无意要上升到传统思想或意识形态的高度去充当什么“道德判官”，而只想就谢有顺先生的“拒绝阐释”说及其某些“不确定性言谈”进行商榷，并自觉排除传统思想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以便把自己的“有感”更直接、更坦诚地释放出来。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切散文家及其作品都是需要阐释的，并且也存在可阐释的无限空间。某些批评家之所以要给人家扣上一顶“拒绝阐释”的桂冠，那只是一种托辞，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逃避。由此联想，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失语症”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的确有少数批评家每每面对“土里土气”的“中国式”散文以及其他文学作品文本，总是缺少准备，故而一时间无话可说。无奈又找不到台阶下，只好把问题抛给作品本身――过于闲适，只适合阅读，而不适合阐释，并美其名曰“拒绝阐释”。这显然就是“失语症”的一种表现。所谓“失语症”，以曹顺庆先生为代表的广义解释就是指“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勾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4］

的确，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散文作品，无论是是个世纪30年代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闲适散文、还是当下以陈冠学等人为代表的闲适散文，都不存在“拒绝阐释”的可能。倘若这些作家写作及其作品不需要阐释乃至“拒绝阐释”，那么，这些作家未必还要去写作了。因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没有目的而又去行为，绝非人的本质。写作也然。谢有顺先生认为周作人的散文只在阅读享受中，而不在阐释批评中，却又引出周作人的这样一段话：“拙作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5］这段话里的含义与谢有顺先生的“拒绝阐释”说就发生了矛盾。在周作人的那些貌似闲适而并不闲适的散文作品里，其实也是充满苦味的，然而这种隐蔚极深的苦味除了他的一二旧友有所知之外，而局外人能知者有几？不知为不知，并非作家本人拒绝读者或批评家知道，作家写作的目的其实还是寄希望于有人既能读得了他的文，又能读得了他的心，否则，还去写作何为？应该承认，散文写作的本身就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阐释”。一般读者的确只存在一个只管阅读享受不管其是非长短的问题，而作为批评家——一种高于一般读者的“智者”，就不免有一种基于阐释动机的阅读欲望，如果也只能阅读享受而不能阐释批评，并不说明作品本身一目了然让人无话可说，只能说明批评家没有能力去阐释。因为有的作品容易阐释，有的作品不容易阐释，而容易解释的就阐释了，不容易阐释的就不阐释了，并找出个理由说这种作品只适合阅读，不适合阐释，这岂不是去掩盖批评家的无能与“江郎才尽”吗？周作人明明说自己的散文貌似闲适却有苦味，这里面就大有可阐释的内涵，只去阅读而不阐释，这丰富的内涵还如何出得来？这丰富的内涵出不来，又怎么能认为其是好的散文？无论作家写作的方式、叙事的方式有怎样的不同，都存在一个无限的可解释的空间。如果我们的批评家真的面对周作人等人的闲适散文“束手无策”乃至哑然“失语”，那只能是批评家自身的匮乏，而不是周作人等人的闲适散文的内涵匮乏。其实，在对周作人其人其文的研究中并不乏其人，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也算得上比较丰硕了，无论是对其人的阐释，还是对其文的阐释，都有不少的进展或突破，难道谢有顺先生对这些信息竟一无所闻？

三

至于谢有顺先生在文章里所隆重推崇的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一书，笔者不禁为之汗颜，此前还无缘分享。笔者对这本书的初步了解与期盼心理的形成，还得益于谢有顺先生在文中拼凑出来的一些“阐释”性的文字。倘若没有谢有顺先生的“阐释”，笔者自然也就不知该书好在何处了。只不过谢先生文中的“阐释”大多都属于一些介绍性的文字，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阐释”。真正意义上的“阐释”是需要下一些功夫甚至还要走出去吃些苦力的，比如深入到陈冠学生活过的那个有“田园”、有“秋天”的生活基地去作些实地调查与研究，并还要想办法与陈冠学相处一些时日，既了解其生活的那块“大地”，又了解被那块“大地”所挽留住的栖居者的心，如此，才能对其人其文进行“阐释”。谢有顺先生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要想去把一本貌似闲适的散文集“阐释”到位，自然力不从心。我们的批评家往往就忽视了对自己的一种要求，认为自己是一个批评家，只有进行“阐释”的资格，并没有像作家一样去吃些苦头的必要，面对一本书，说得起来的，就叫可阐释，说不起来的，就叫“拒绝阐释”，这样的书读一读也就够了。在他们的眼里，像《大地的事》这样的书，只适合阅读，不适合阐释，原因在于这种书只有“散文”而没有“文外之意”，“阐释”竟成了一种多余。笔者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世上没有“拒绝阐释”的散文，只有无能阐释的批评家。就陈冠学及其《大地的事》一书而言，其美到极致的境界真的只在阅读之中而不在阐释之中吗？作家在“田园”里“用心休闲”，批评家却躲在书斋里“隔岸观火”，然后就想对那“火”做出有意味的“阐释”，“失语”自在难免。只有批评家亲临现场，与作家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与碰撞，方可把自己为之“失语”的空白填补起来。

尽管如此，谢有顺先生在他那篇文章中还是对陈冠学其人其文作了一些“阐释”。这也是谢氏这篇文章里又一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依据这些介绍性的“阐释”文字的指教，笔者才粗略地领悟到陈冠学的的确确是一位寻找到了散文家园的人。他避开都市的喧嚣与浮躁，独自一人深入到台湾屏东乡下去亲历田园之秋的纯静与野趣，并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分享或感语心的孤独和大地田园的种种神秘与微妙，于是才写出来了一篇篇独树一帜的极其本土化的散文佳作。那么，在陈冠学的这些漫溢着浓浓的乡间泥土芳香的文字里，真的就只适合阅读而不适合“阐释”甚至“拒绝阐释”吗？笔者坚定地认为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陈冠学行为的本身就是要去观察自然、“阐释”自然，否则，作家还要去苦心经营一本《大地的事》作甚？作家放弃都市直奔乡村的行为目的就真的那么简单么？作家笔下涌出的一篇篇沾着泥腥与花香的文字真的就那么一目了然乃至丧失了审美想象的空间而竟让人无话可说么？隐藏在大自然深处或细处的那些神秘与微妙就真的那么容易理解吃透而无需再创造和补充么？我的答案很简单：都不是。越是那些貌似闲适平淡的散文，往往越是需要“阐释”，也更需要阐释、更值得阐释，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把作家的心丰富起来，才能把作家笔下的大地丰富起来，“拒绝阐释”只能出自上天的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之口，而不能出自一个从俗入流的批评家的“金笔玉言”。陈冠学的内心世界不会是一个“真空”，既便心中没有艰深的苦味，也一定有一种深层次的“内在需要”在支配着他，要不然，他与其写一些“拒绝阐释”的散文，倒还不如坐在都市的阳台上去看工人搅拌混凝土或码砖，干吗要跑到乡间来白用功呢？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陈冠学深入乡村的壮举，就是为了用散文这种方式去“阐释”乡村景物、从而使自己心灵中的某些“块垒”得以释放。正如前面所言，一切致力致情于文学创作行为的本身，都不能排除其对社会、对自然乃至对心灵进行“阐释”与释放的可能，无论是那些激情四射的文字、还是那些貌似闲适恬淡的文字，都有一种潜在的精神支配或目的支配，是一种“内在需要”使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无异于文学的“局外人”，还谈何“拒绝阐释”与“阐释”云云呢？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从陶洲明到王维等人的山水田园诗 ，看上去也都是一些貌似闲适、超凡脱俗之作，然而，后人对这些貌似闲适的山水田园诗所做出的种种“阐释”差不多已经“汗牛充栋”了。古代圣贤诸君的清虚自守之境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会低于已倍受严重污染的现代时境下的文人雅士，陈冠学也不能例外。而我们的批评家对陈冠学其人其文的了解与认知还比较贫乏的时候，就将其“抬高”至“神化”的地步，实在于情于理不合，更有背于“存在的本身就是受难”的哲学意蕴。谢有顺先生在文中也提到了陶渊明等人的“田园情结”，并认为他们的那份怡然自得中却也夹杂着官场失意、仕途不得志、仍然关注着京城的潮起潮落、马蹄声声的私心杂念，其归隐的行为乃至田园诗篇都不免有一些做作和不甘心等等。既然把古代圣贤的其人其文都看得为此透彻，那么何以又把当下从风风雨雨之中走过来的陈冠学之君看得比圣贤还圣贤呢？陈冠学真的一无牵挂吗？他的归隐行为以及侍弄出来的一篇篇“阐释”自然的散文佳作、就真的不需要“阐释”吗？窃以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古代圣贤的山水田园诗都可阐释并需要阐释，而当今当世的“隐士”又岂能“隐而无名”、“拒绝阐释”？我们的批评家之所以难以“阐释”或者曰“拒绝阐释”，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忽视了陈冠学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忽视了陈冠学笔下的那块大地抑或田园的神秘与微妙，认为陈冠学笔下涌现出的那些景语乃至情语都是些可一读了之的东西，用不着 再去“节外生枝。可见，我们的批评家一旦遭遇“阐释”困惑的时候，就现了“原形”，“拒绝阐释”说就足以为证。

四

就散文这种文体的特性而言，其与生俱来就与“阐释”结下了不解之缘。散文家抑或一切写散文的人其心灵深处都潜藏着一种与人交流与勾通的动机乃至欲望，专门的散文家是如此，如周作人、陈冠学等；即便非专门的散文家也是如此，如诸葛亮与他的《出师表》、李密与他的《陈情表》、林觉民与他的《与妻书》等，哪一位构思行文者的动机会缺席与人交流、交心这一要义？只是有时候非专门的散文家笔下的意外成名之作其交流的欲望更为强烈，感情也更为真挚，去遮少蔽。而专门的散文家笔下的散文常常还难免有骄情与造情之嫌，尽管如此，可专门的散文家往往也把与人交流视为写作散文的直接目的，显然也不存在“拒绝阐释”的幽闭症心理。散文之所以被誉为是一切艺术家的身份证，其实强调的就是完全打开自己的心灵之门给人看，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遮蔽。正如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所言：“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人物的假面具、穿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之中，伪装不得。”［5］对话就是交流，余光中先生之所以强调散文有异于小说与诗歌，就是为了说明散文是一种交流性的文体，可以说，散文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并期盼能得到读者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心与心的交融与点头。这里面绝不存在“拒绝阐释”的“病态元素”。或许有些诗人倒尚存此种心态的可能性。周作人、陈冠学等人的散文风格上固然貌似闲适了一些，其实深层次结构里面蕴藉着更为丰富的“言外之言”。外形的收敛往往意味着更为杂多的内在世界的释放。这也正是“中国式”散文文本的典型特征。比如意境之命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专利”，而且也是“中国式”散文的重要支撑点，其文化元素和艺术含量皆来自意境及其意境涵盖下的一切“国有文化资源”。周作人、陈冠学等人的散文之所以让人感到语言淡然不惊、闲适有余，阅读的惬意似乎就满足了阅读的目的，至于作家在表达什么，“言外之言”是什么，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故而也就不需要再加以阐释了。其实这是一种致命的误读。不单周作人散文文本里储存着无限的可阐释元素，而且陈冠学散文文本里的可阐释元素也不胜枚举。我们阐释不了可以放弃阐释，但千万不能认为这种散文文本存在“拒绝阐释”的理由。笔者既赞同那种把散文视为一种“最脆弱的文体”的观点，也赞同那种把散文视为“走路、喝水、说话”的散文观点，但就是不能苟同闲适散文“拒绝阐释”的“一家之言”。我们的某些批评家面对西方文学作品往往话语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语，然而只要面对那种土里土长、纯粹属于“中国式”的文学文本时，常常就没了底气，随之也就没了话语，此不为“失语”何为“失语”？尽管“失语”说也存在一些歧义，有人并不接受，但“失语”说也实有背景。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确有一些人是靠傍着西方文论“巨无霸”享清福的“拿来主义者”。这些人的文化观念里渗透的就是西方文化思潮及其语境心理，故此，每每见到“洋荤洋素”就来劲，就乐于抢风景：而一但“遭遇”本土文化的“拷问”，只能是明知“此中有真意”，可“欲辩已‘忘言’”。“忘言”也好，“失语”也好，显然都是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只是今人“失语”之于古人“忘言”，要言重得多了，古人“忘言”者还有已知在先，而当下“失语”者即“不可知也不可辩”，谢有顺先生之于周作人、陈冠学等人的“中国式”散文文本引以“拒绝阐释”说为由故而避开阐释，或许就属于此情之一例吧？

笔者十分赞同这样一种“失语”观，“当理论与批评的话语指涉偏离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丧失了对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时，真正的文学经验和相应的文学理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不是失语，干脆就是无语——与汪正龙所说的‘无对象的言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否则，文学理论对话中的‘失语’，就决不是中国文论的失语，而只是某些学者的失语。这也不是什么失语，说白了就是不学无术——考虑到‘政治正确’，或许应该表述为‘未充分具备有关知识’罢。”［6］好一个“某些学者的失语”说，又好一个“未充分具备有关知识”说，这也算是指涉到位了，是对某些个面对“中国式”文学文本竟以“拒绝阐释”为由逃避者流之内因一语戳穿，那种自以为人家的作品淡然闲适就是“拒绝阐释”者，原来也仅仅是一种个别现象，又在于“未充分具备有关知识”罢了。应该承认，古往今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式”散文，在意境理念的支配下强调的正是“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常常超越文本自身，这样的作品的外在形式就给人一种尘埃落定，洗尽铅华之感，文字上的淡然与立意上的闲适孕育出来的散文文本，其静水深流之内敛气韵隐蔚沉淀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显然，要阐释这样的散文文本，的确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否则，只能阅读分享一番了之，而难以从容加以阐释——把作家其人其文找心寻命的思想内涵一一挖掘出来。

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些貌似闲适的文字往往文学意蕴层面更为丰富，也更为隐蔽，更为“内敛”，可以说，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不仅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结晶，而且也是作家与自然、与田园、与秋天的物象产生了诗意情感关系的产物，这样的作品，作者理应得到读者与批评家的回报，被阅读被欣赏是一种回报，被理解被“阐释”更是一种回报。然而，我们的批评家面对这样的作品无端“失语”了，就找个借口另行别论，这实在是批评家的一大悲哀。不知谢有顺先生以为然否？

［1］ 谢有顺.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J］.文学评论，2007（1）：135、135、135.

［2］ 周闻道.对话：走近在场主义散文创始人周闻道［N］.文艺报，2009－5－21.

［3］ 谢有顺.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J］.文学评论，2007（1）：137.

［4］ 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A］.钟中文.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M］.北京：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2.

［5］ 转引自谢有顺.申散文的写作伦理［J］.文学评论，2007（1）：137、138.

［6］ 蒋 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J］.文学评论，2005（2）：163－166.

The Doubt about"Refusing to Explain"Viewpoint and the Critic＇s Grief——discussing with Xie Youshun

Sun Renge

In recent years，the discussion on prose is so hot that it is even turned into a boisterous dispute from a common discussion.However，the result is not satisfactory.Some persist in tradition blindly while others propose innovation consistently.They have biased towards the two extremes.I have lately read the article"Reaffirming the Writing Ethics of Prose"by Xie Youshun，which has merits and demerits.He rationally criticizes the prevailing"the general prose of the culture"and illuminates some ideas of the current prose writing.However，he points out that prose can be illuminated or needs illuminating and we should find the meaning of prose by enjoying it instead of criticizing，explaining or even"refusing to explain".It is an extreme perspective.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s to his personal opinion about the question of prose.

Xie Youshun；writing ethics of prose；refusing to explain；aphasia

I206

A

1673－1794（2012）01－0044－05

孙仁歌（1959－），男，安徽寿县人，文艺学副教授、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本土文艺理论体系研究，中国小说本土叙事特征研究。

2011－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