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秦良玉传》与《女杰秦良玉演义》比较研究

滕新才，张春花

(1.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2.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秦良玉是明末清初三峡地区著名的爱国女将，笔者曾撰文指出:“秦良玉的一生，是积极进取的一生，奋斗不懈的一生，她以赫赫武功成为古代妇女中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更以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完美的人格魅力为三峡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1］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凭战功封侯列爵的女将军，也是唯一载入正史将相列传而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后世以秦良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包括诗词、戏曲、小说等诸多题材，尤以民国文公直《女杰秦良玉演义》裒为巨制。本文拟就《明史·秦良玉传》、《女杰秦良玉演义》进行对比研究，釐析历史真实、文学虚构的秦良玉形象。

一、历史真实的秦良玉

秦良玉(1574－1648)字贞素，明万历二年生于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22岁嫁石柱宣抚司(今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马千乘，创建了名闻遐迩的“白杆兵”。士兵全从身手矫健的土家子弟中简选，惯于使用一种长矛，以白木为杆，前有钩，尾有环。遇崇山峻岭，后者伸出长枪，用矛尖的钩勾住前者矛尾的环，攀援疾登，捷似猿猱，如履平地，非常适于山地作战。

秦良玉第一次崭露头角，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参与平定四川播州土司(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叛乱。当时她并无任何的名分，只是以“土司马千乘妻秦氏”的名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2］6944，颇得总督李化龙嘉许，下令“打造银牌一面，上书‘女中丈夫’四字，给之以示旌异”［3］卷十五《批详》。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初二(1600年2月15日)，秦良玉夫妇大败前来偷袭的叛军，乘胜反攻，连破金筑寨、明月关、清水坪等7寨，直抵叛军老巢桑木关。面对峻岭雄关，身裹重甲的官军束手无策，“白杆兵”却立显神威，以高超的攀爬技术和特制的白杆矛勾持而上，一举荡破险关。杨应龙慌乱中自缢身死，播州之乱平息。此次平乱，秦良玉夫妇“为南川路战功第一”［2］6944。

万历四十一年(1613)，马千乘因冒犯京都太监丘乘云，被捕入狱，死于云阳。朝廷保留了马家宣抚使之职，秦良玉强忍悲痛，以国家大局为重，袭宣抚使职，从此执掌石柱军政大权。

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朝廷大震。鉴于辽东官军“人心不固，兵气不扬”［4］卷五八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丁丑，一闻警报，魂飞胆丧，朝廷急调石柱、酉阳等土司驰援。在这种形势下，秦良玉率“白杆兵”从偏远的三峡地区，先后三次开赴辽东前线，直接对后金作战。

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占沈阳。秦良玉兄邦屏、弟民屏率“白杆兵”强渡浑河，与后金军激战，杀敌数千，欲夺回沈阳。终因兵力悬殊，秦邦屏战死疆场，民屏伤重突围。自努尔哈赤兴兵以来，明军望风逃窜，无敢撄锋，“白杆兵”以寡敌众，重创后金军，令八旗将士为之“胆寒”，明朝则引为骄傲，“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柱、酉阳二土司功”［2］6944－6945，“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4］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乙卯，誉之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5］2979卷七十七，“白杆兵”于是天下闻名。

浑河血战后，秦良玉亲率三千精兵直赴榆关(今河北山海关)，加强武备，戮力防卫，固若金汤，成为后金兵无法逾越的屏障。朝廷倚为干城，令再征兵两千。秦良玉奉令回川扩兵援辽，抵石柱仅一日，适逢永宁宣抚司(今四川叙永)奢崇明反叛。秦良玉拒其厚礼，怒斩来使，遣弟秦民屏及侄翼明、拱明率4000人溯流西上，驻重庆南坪关，扼叛军归路;亲统精兵6000名，长驱西进，奔袭成都，击溃叛军主力，为成都解围，并乘胜收复重庆。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久攻榆关不克，乃率十万劲军，绕道长城喜峰口，突然兵临北京城下。明朝有江山改姓社稷易主之虞，崇祯帝不由大惊失色，诏令天下勤王。“当是时，中原荒旱，流寇四起，各镇自保不暇，逗留不前”，唯有秦良玉“慷慨誓众，裹粮率师，昼夜兼行”［6］《承袭志》，赶赴北京驻防，奋勇出击，收复滦州、永平、迁安、遵化等城，皇太极不得已撤围，无功而返。崇祯帝大喜过望，特在皇宫平台设宴召见，赏秦良玉彩币、羊酒，并御笔赐诗四首。其中第二章最为后人所熟知:“蜀锦征袍自翦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7］卷一上《庄烈愍皇帝一首》，笔者曾撰文考论“平台赐诗”始末、内容和影响，指出“平台赐诗把秦良玉的爱国情怀推向了最高峰，始终忠于明朝，以抗清为己任，表现出顽强的民族气节”［8］，对她终生的政治立场和戎马生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崇祯六年(1633)，秦良玉奉调回川，留其侄秦翼明驻守京畿，子马祥麟、媳张凤仪一并驻京警备，自己则全力对付攻入三峡地区的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数十万大军长驱直入夔州(今重庆奉节)，秦良玉率兵驰援，寡不敌众，败回石柱。及全蜀沦陷，秦良玉虽已年逾七旬，仍率领随她南征北战的“白杆兵”，誓死抗拒农民军。张献忠派人赉金印赴石柱招降，秦良玉毁其金印，慷慨言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下令部众:“有从贼者，族无赦!”［2］6948秦良玉发布《固守石柱檄文》，布告父老军士，“各奋报国之心，共作同胞之气……临阵身必先，杀贼志必果”［9］296《秦良玉传汇编初集》。直到张献忠覆亡，大西军始终未能踏入石柱境内半步。

以上是《明史·秦良玉传》浓墨重彩记载的秦良玉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北上援辽、平奢安之乱、万里勤王、抗衡义军等一系列军功，为后人展示了一位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始终维护国家统一的精忠报国英雄形象。《明史》作为一部由清朝官方编纂的断代史，撰著此书的目的和史臣的立场必然会在创作上或多或少对明代某些史实做一些凸显和隐蔽的处理。在秦良玉这一形象上，凸显的是她忠君爱国的精神，给予很高的历史地位和客观评价。但该书很少提及秦良玉的抗清态度，也未涉秦良玉晚节问题。而各种文献记载表明，秦良玉一生坚决抗清，至死不肯降附清朝。

明朝灭亡后，年迈的秦良玉固守石柱，足不下楼，发誓不踏清朝土地一步，誓死效忠故国。南方的明朝宗室先后建立了福王弘光、鲁王监国、唐王隆武、桂王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隆武二年(1646)，远在福建的唐王朱聿键派使臣专程赶赴石柱，加秦良玉太子太保衔，封忠贞侯，赐印信，印文为“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左侧镌“天字七十三号”6字，印背面镌“隆武二年八月日”7字，另起一行镌“礼部造”三字［9］307《秦氏家乘》卷四。该印今存重庆市三峡博物馆，是秦良玉民族气节的见证。秦良玉不顾年事已高，奉命将行，值清兵攻陷福州，唐王政权覆亡，遂不果。后来清朝一统天下，马氏家族惧以此事罹祸，从来不敢提及，“而《明史》亦阙而不书”［9］307《秦氏家乘》卷四，故后人知之甚少。桂王朱由榔入滇之初，也对秦良玉寄予复国厚望，派使者赴忠州封秦良玉太子太傅，任四川招讨使，以镇东将军身份督兵绥靖川中。当时秦良玉已75岁高龄，沉疴在身，勉强扶着拐杖，挣扎病体，起而拜命，慷慨激昂地说:“老妇朽骨余生，实先皇帝恩赐，岂敢不负弩前驱，以报万一!”这些史实“皆为清代修《明史》者斥为伪朝而抹煞之”［10］494附《忠贞侯考》。可惜秦良玉随即呕血而卒，南明借秦良玉恢复故国社稷的希望终成泡影。

综上所述，《明史》一方面不惜浓墨重彩彰显秦良玉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的高尚行为，讴歌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另一方面却对秦良玉晚年的政治态度讳莫如深，隐蔽其矢志不渝的抗清气节，一定程度上有损这位巾帼英雄的完美形象。所幸这个缺憾由民国文公直《女杰秦良玉演义》弥补，稍可告慰后世学人。

二、文学虚构的秦良玉

《女杰秦良玉演义》作者文砥(1898－?)，字公直，号萍水若翁，江西萍乡人，清末民初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其父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1856－1904)，可谓家学渊源。13岁离家北上，考入军校，得以纵览欧日历史文化名著，毕业后供职军旅，为同盟会健将。1916－1917年间，先后参加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官至陆军少将。后弃武从文，只身闯荡上海，专事文学创作，1930年以后陆续出版《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女杰秦良玉演义》等武侠小说，为旧派武侠“前五家”之一(另四家是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

《女杰秦良玉演义》的体裁是武侠忠义小说，通过秦良玉领导白起、沈云英、黑烈、周兹等女儿兵，打击恶霸王仁规兄弟、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的事迹，展现了巾帼英烈们行侠仗义、精忠报国的品质，有助于认识秦良玉形象由历史真实向文学虚构的演变。

首先，《女杰秦良玉演义》作为历史题材小说，可以从历史小说的创作特点去分析秦良玉文学形象。关于历史小说的特征，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发表《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作如是观:“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11］42一般说来，历史小说是以正史记载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借鉴稗官野史、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历史戏剧，进行不同程度的文学虚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有机统一，故历史小说有两个属性，一是历史性，二是文学性。历史性尚实求真，文学性贵虚探美。《女杰秦良玉演义》以历史上真人真事为蓝本，演绎成32万字长篇巨制。小说第三十一回《承命护法场擒四秃，惊心伤往事走全家》至第四十回《奋三军会二帅破贼，荡七寨斩十苗成功》以《明史·秦良玉传》记载的“平播之战”为主要依据和基本线索，这部分情节旨在表现历史真实的事件(平定杨应龙叛乱)、历史真实的人物(秦良玉)、历史真实的精神(爱国主义情怀)。

高明的历史小说往往离不开艺术虚构，否则只能成为史料的简单堆砌，缺乏文学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艺术虚构是“艺术家创作想象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是在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概括以及他个人的和社会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体现在作品中”［12］27。虚构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情节的提炼，人物的塑造，环境的描写，甚至小说情调的渲染，都离不开虚构，因为虚构“能以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概括的艺术形象反映现实，深入到生活的过程和现象的本质中去”［12］27。但虚构“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环境的逻辑”［12］27，必须合情合理——“合情合理的情指人情，即人类固有的带普遍性的情感和情欲;理指物理，即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切艺术虚构都要符合情理，不违背生活的客观规律性、逻辑性，才能是真的、美的”［13］。换句话说，小说的虚构应该遵循生活真实面貌和人物性格逻辑去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相应人物形象塑造及其性格刻画都应当依据历史原型，突出其主要性格特征，在不违背人物命运和性格主调的基础上，顺着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做合理的虚构，绝不能从根本上歪曲人物性格，虚构得面目全非。《女杰秦良玉演义》的前三十回，是作者虚构的一些事件:秦良玉单枪匹马出川，寻找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主要是一批有志于建功立业的女性)，以及白超、龙启、文氏与王仁规恶霸集团的恩怨仇雠。抱着“展志”的理想，独闯江湖的秦良玉一路东行，结识了白超、黑列、周兹、来猎、符中、倪道、潜龙、伏虎、龙启、文氏姐妹、丁氏姐妹、周氏三姐妹、于氏姐妹、凌氏姐妹、金氏姐妹、史氏姐妹等共30多个志在报国的年轻女子。她们用卓绝的智慧、高超的武功、过人的战略才干和周密的作战计划，报三家世仇，一举拿下王仁规恶霸集团的“小天堂”。这三十回的情节虽属虚构，但合情合理，是文艺情感的需要。这样的情节虚构，突出了主要人物秦良玉嫉恶如仇、匡扶正义、锄奸铲恶、爱国救民的高贵品质。总的说来，小说前三十回重在褒扬秦良玉与一大帮女儿将领的宏图大志与“侠义”之道，后十回则主要歌颂秦良玉与其领导的一大批女儿兵平叛救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忠君爱国精神，正如文公直好友、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先驱姜侠魂(浙江鄞县人)阐释说:“‘忠’者，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中所解释之义也;‘侠’者，太史公《游侠传》所昌明之义也。”［14］《女杰秦良玉演义》中的秦良玉较之《明史》中的形象更具民间色彩，代表了人民大众对历史人物的认同与变异。

其次，《女杰秦良玉演义》是一部武侠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有自身的艺术特点。武侠者，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秦良玉及其领导下的一班女儿兵，都是侠之大者。她们满怀壮志，平叛荡寇，慷慨赴国，拯救杨应龙叛军统治下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为国为民的体现。而“武”作为“侠”之外壳，是“侠”的外化，所以“武”在武侠小说中是中心。小说作家表现“武”的方式往往是夸张手法，赋予人物强大的动力与飞檐走壁的能力。这种夸张的“武”是作者根据人物自身能力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而虚构出来的，切合小说的虚构性。比如第四回《斩剧贼初试怒狮剑，擒恶霸双挥卧蟒钩》，描述秦良玉第一次现身，“四人正说得高兴，猛然间见一丝金光歘的横空而过，齐都一怔”［10］39。这里描写人物的速度极快，作者不是正面揭示人物行动的迅疾，而是用一道光作比，形象而又可感。不同颜色的光表示武林中人深浅不等的修为，原来“剑客夜行，素无邪行的，色显白、紫、黄、红;行止有亏的，色成黑、黯、灰、绿;中等的，色现兰、碧、赭、青”［10］39。而色现金光是最上乘最无邪的武功，“一丝金光歘的横空而过”，足见秦良玉本领之高，心性之纯洁高尚。第五回《卫正义女将军初见，笃亲情老武师远行》，写秦良玉正式亮相并展露其高超的本领，“正在这一发千钧呼吸性命之际(笔者按:此时周虬正与孟宗提打斗，顾不上暗中伤人的飞刀)，场中陡然金光直泻，霍然敛住，陡显出一个神光射人如日月、气概惊众若雷霆的长身女子(笔者按:重庆有关部门对秦良玉遗留下来的铠甲等遗物进行测定，其身高约1米86左右)。喝一声:‘恶贼大胆!’一抬手，捞住飞刀，就手一捻，已成一把粉碎的铁屑，顺手向孟宗提洒掷。孟宗提顿时如热水洒身，万针攒体，立刻头、脸、身、腿一齐冒血，痛激心脾。那女子就地一个回旋，但见祥光纷披，人马四倒。再一回身时，吓得无常庄的人没命的飞逃。只恨投生时没投得狗马胎，好多两只脚逃命”［10］47。秦良玉这种迅如闪电、捻铁成粉的夸张武术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后文描写秦良玉及其领导下的一批志士，无论是武林决斗的拼命厮杀，还是冲锋陷阵的作战风格，都表现出她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超常技艺。这种夸张的“武”正是小说表现人物性格所需要的。

总之，《女杰秦良玉演义》充分彰显了秦良玉的侠义精神与爱国精神。侠义之士，以其个人能力和济世情怀，为民间伸张正义，担当世运，替天行道。而侠义之精神——如唐君毅先生所说，“则由宅心公平，欲报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15］59。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靠人治和德治来维护社会稳定，必然产生很多的“不公”、“不平”之事，身为弱势群体的下层民众就只能幻想侠士来帮他们洗刷冤枉、昭垂正义。小说中秦良玉的侠义精神与爱国精神，正是处于晚明动荡社会里的普通民众所呼唤的，也是作者文公直处在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横行时代所需要的。所以，作者虚构的秦良玉形象比《明史》中的真实秦良玉更具民间意义，更容易也更广泛地为大众所接受，因而流传更广。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爱国精神的升华

所谓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之体验。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积极的女性意识往往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不合理定位，表现为对男权主义的蔑视和颠覆，关注女性的基本人权与社会地位，审视女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历程，表达女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载入正史将相列传而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获得这种殊荣是秦良玉作为女性对自我认知的觉醒，也是男权社会对秦良玉作为女性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肯定。这种女性认知在《明史》和《女杰秦良玉演义》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秦良玉生于晚明多事之秋，幼承庭训，深受其父秦葵“执干戈以卫社稷”［16］思想的影响，与兄邦屏、弟民屏同习骑射击刺之术，文韬武略，尽得家传。秦葵曾遗憾地说:“惜哉!笄而不冠，汝兄弟皆不及也。”秦良玉应声答曰:“使儿得掌兵柄，出入万军中，冼夫人何足道哉?”［17］337卷七小小年纪，即以南朝、隋初岭南酋帅冼夫人为楷模，立志像她那样平叛勘乱，建功立业，成为德高望重、万民仰附的“圣母”。天启三年(1623)六月，秦良玉遭同僚嫉妒，愤而上疏:“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粮，累奏红崖墩诸捷。乃行间诸将，未睹贼面，攘臂夸张，及乎对垒，闻风先遁。败于贼者，唯恐人之胜;怯于贼者，唯恐人之强。如总兵李维新，渡河一战，败衄归营，反闭门拒臣，不容一见。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静夜思之，亦当愧死。”［2］6945－6946在封建时代，像秦良玉这样敢于大胆质疑、挑战男权中心，维护女性自我价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充满了女性自我能力的肯定和个性张扬。男权社会中皇帝是掌控一切的最高主宰，明熹宗览奏后优诏劝慰，“命文武大吏皆以礼待，不得疑忌”［2］6946。及至崇祯帝平台赐诗，“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实在感慨系之，是对秦良玉作为女性建功立业实现报国之志的最高肯定。《明史·秦良玉传》更以史家的凝重，深沉地慨叹说:“夫摧锋陷敌，宿将犹难，而秦良玉一土舍妇人，提兵裹粮，崎岖转斗，其急公赴义有足多者。彼仗钺临戎，缩朒观望者，视此能无愧乎!”［2］6950

与《明史》不同，《女杰秦良玉演义》则用文学的洒脱手法，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秦良玉女性意识的高度觉醒。第十回《扫穴犁庭英雄聚会，飞绳走索豪杰相知》，叙沈云英姐妹与周兹一行相遇，说到忠州秦良玉，夸她“有一个了不得的志气”，转述她常说的话:

天生男女，同是一般的人，为甚男子能建许多功业，独掌世界，女子就非做男子豢养的珍禽奇兽不可呢?……女子是天生没用的吗?仔细考究起来，只怪得女子自家不争气，只顾些屑小事，不肯身肩重任。久而久之，大权就落到男子手里，一切事只有男子做的，女子不许过问。女子自家更不振，养活了孩子，就断送了半生。再生了女儿，便认为这是可以不做事，跟着男子吃饭的，便不和儿子一同教养，硬使她无知无识，受一辈子折磨。积习相传，还要造些该死的言语，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以孝亲教儿为功业”、“好女不出闺门”、“外言不入于阃”等等无理之辞，简直就把女子和小人相提并论。女子何辜，遭此荼毒?一半是男子的硬行抑制，一半是女子自身不振。最可恶的是幼童、幼女教养不同，不使女子读书，不给女子就业。只拿些消磨壮气、消磨岁月的针黹织绣派女子作份内事，硬把活泼泼的人制成顽石，再去磨磋到死。……因此我立定志愿:虽然我也是女子，一定要凭我心力，打破这万古冤关!将来绝不仗父母、夫婿的力量出头，非得由自己本身的力量创出这不世之业不可。凡是男子所能做的大事，我都要做到。叫千古后世知道女子也可以做岳忠武、文忠烈，绝不是只有男子才能做事。由此激发天下后世女子的壮志雄心，从此继武绍迹，自尊自重，和男子一般共担天下事，分作世界主。我这志愿，并不是以男子为仇，要铲却男子的权柄，由女子取而代之。因为以女代男，独掌大权，仍是以暴易暴，依旧是个大不平。非得要男女一般，使天下无一废人，才是铲尽不平成太平［10］98。

这不啻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女权宣言，昭布了秦良玉追求男女平等、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喊出了多少女子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在封建社会，女子婚前蛰居闺中，婚后足不出户，一辈子生活在狭小的圈子，操持家务，相夫课子，礼教的束缚使她们没有张扬的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甚至没有卓越的才华和超人的胆识(秦良玉曾说到冼夫人、梁红玉、花木兰等几位极其有限的杰出女性，“虽然名传千古，究竟一查考，或是因人余绪，或是为父为家，都不是独立创成功在国家、泽被人民的伟业壮绩”)［10］98，她们只是封建伦理纲常下温驯的羔羊。小说中秦良玉对自古以来女子是男子附属品的社会现象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从内心深恶痛绝之，她厌恨男女地位不公、“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陈词滥调，对封建纲常伦理发起针锋相对的挑战，并且成功颠覆了“只有男子才能做事”的历史。秦良玉还十分关注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存权利，审视女性心理情感，表达女性生命体验。但她并非存心颠倒乾坤，彻底打倒男人取而代之，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女性挣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功业，与男子一样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与男子一样共担天下事，分作世界主，追求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社会公平。《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但她们的自我意识仅限于个人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秦良玉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是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人民泽被万世，是更高境界上女性主权意识的自觉担当和女性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可以说，秦良玉是绝世罕见的巾帼英雄，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为女性建功立业闯开了一条道路。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秋瑾非常景仰秦良玉，作《满江红》词:

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豪杰。良玉勋名襟上泪，云英事业心头血。醉摩挲长剑作龙吟，声悲咽。自由香，常思爇;家国恨，何时雪?劝吾侪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须思安种类，繁华莫但夸衣玦。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18］142。

可见秦良玉对后世自由女性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由此也就难怪清末革命党人为什么那样推崇秦良玉，激赏她矢志不渝的抗清业绩，“始终明室，忠贯日月，不为势移，不为威屈，终不肯沾受些许胡虏羶腥之赤忱丹心，于是益昭垂千古，朗若日星”［10］494－495附《忠贞侯考》。秦良玉确实当得起古代妇女气节、事功俱佳的丰碑之誉。

四、结语

历史真实的秦良玉，一生都在为明王朝奋斗。每当明朝危亡的关键时刻，她都挺身而出，抵御外侮，保家卫国。平叛也罢，援辽也罢，勤王也罢，抗拒农民军也罢，论其实质都是她爱国主义精神的外化。这种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怀，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历久弥坚，以至于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仍誓死忠于明朝，服故国衣冠，奉华夏正朔，脚不踏清朝土地，以反清复明为己任。郭沫若指出:“一位女性，出于爱国热情，能够万里请缨，抗击侵略，这行动是可以令人感动的。”［19］551“从这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而能反抗侵略、死不投降这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秦良玉这个人物是不好完全抹杀的。”［19］553

文学虚构的秦良玉形象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女杰秦良玉演义》作者文公直根据自己对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切身体验，融汇自己鲜明的政治观点和道德标准，对秦良玉形象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文学加工，在忠于史实基本面貌、遵循人物性格逻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情，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夸张，赋予人物生动性、形象性，渊源于史实又超脱于史实，升华到文学典型的高度，在更高层面上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爱国精神。于是乎，历史真实的秦良玉，超脱为艺术真实的不朽典型和封建社会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较之历史原型更具本质真实性，也因此显得更丰满、更可感。借用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1930年为文公直《碧血丹心大侠传》所撰序言，“体虽演义，而文则详于正史”，“信夫扬先烈之光，作民族之气，小说之力，较正史为大”;秦良玉虽死，“而沦浃血气，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14］。秦良玉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民主革命的一片旗帜，文公直其人和《女杰秦良玉演义》其书渲染助推之功不可泯没。

［1］滕新才.三峡巾帼秦良玉传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4).

［2］张廷玉.秦良玉传［M］//明史: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李化龙.平播全书［M］//古今图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4］温体仁.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夏 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王萦绪.石柱厅志［M］.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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