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可卿房间描写的艺术匠心及相关问题

陈建华

(湖北经济学院语言与文化传播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205)

一、痴人且莫乱说梦

《红楼梦》第五回有一段怪异的场景描写，令后来的阐释者颇为诧异。原文如下:

(贾宝玉)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

所引文字都在刻画宝玉的感觉，先写他进入房间感受到的扑鼻香味，次写看到的挂在壁上的画与对联。如果说唐伯虎与秦太虚还是通过眼睛或者记忆可以感知的信息，那么，下面的一段则经不起推敲，基本上可以认定光用眼睛是没有办法得知这些信息的。道理很简单，秦可卿房间陈设物品不可能如今天的博物馆一样，在其旁边配上一段文字，说明曾为武则天、赵飞燕、杨玉环、寿昌公主、同昌公主等人所使用，而从上下文来看，这些物品的信息仍是贾宝玉的眼睛“读”出来的，而不是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作全知叙事。那么，这里便有可能遭致后人“失真”的訾议。但另一方面，曹公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不可能留下明显的漏洞。况且，甲戌本于此处有一段脂砚斋的墨眉:“历叙室内陈设，皆寓微意，勿作闲文看也。”和作者交情甚深的脂砚斋忍不住提醒读者，此处大有深意，并非作者的笔误而是有意为之。

说到《红楼梦》中陈设日用品之富贵，四十一回品茶栊翠庵也有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描写。妙玉给众人喝的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给贾母喝茶的杯子是成窑五彩小盖钟，给宝钗、黛玉的更是晋王恺与宋苏轼收藏过的茶器珍品，给宝玉用的绿玉斗，不是她本人“说狂话”，只怕贾宝玉的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

读者往往认为这两处都是过分的渲染、铺排以及夸张的细节描写，加之脂砚斋又有“勿作闲文看”的提示，遂将此段等同于四十一回妙玉的曾经富贵，进而对秦可卿身世大肆索隐、过度阐释。若将两处文字作简单对照，可能会忽视作者经营第五回文字所具有的不同匠心。此处与四十一回明显的区别有两点:其一，妙玉茶具的来历都是她亲口表明的，而秦可卿房间的陈设，并非由秦氏亲口介绍;其二，妙玉的身世，第十八回林之孝已作介绍——出身于读书仕宦之家。因此，能有这样的收藏珍品亦不足为奇。但小说对秦氏家庭的介绍，并非一些索隐癖所宣称的那样显贵，而是极为普通——“秦可卿的父亲秦业现任营缮郎”。这是一个很小的官:“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无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

作者也许是害怕后人误解文学，在小说中一再地暗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观点，但这依然阻止不了索隐癖们汲汲于从文学中寻找历史隐秘的热情。目前，较可接受的说法是这段文字刻画了秦氏房间的香艳奢靡，侧面烘托了秦可卿的温婉多情。置身于此环境中的宝玉，很自然便开始了青春意识觉醒的旅程，于是便有了随后的宝玉梦里和秦可卿缱绻及醒后与袭人初试云雨情。但如果认为本段所涉典故为不可否认的历史资讯，则不免自欺欺人了。事实上，即便在这段充满历史典故的文字里，作者也故意安排了史实的错位与移植，或在善意提醒人们不必一一坐实。

此段文字于史无征或与史实出入较大的至少有以下几处:其一，赵飞燕舞过的金盘。宋朝乐史《杨太真外传》引用《汉成帝内传》的话说:“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杜牧诗有“楚腰纤细掌中轻”句，用的就是赵飞燕善为掌中盘舞的典故。如有人据水晶盘不应为金盘来指斥曹公之误，恐亦不了解作者匠心所在。其二，确实，安禄山和杨贵妃有私。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三“诃子”条云:“本自唐明皇杨贵妃之，以为饰物。贵妃私安禄山，以后颇无礼，因狂悖，指爪伤贵妃胸乳间，遂作诃子之饰以蔽之，事见《唐宋遗史》。”但木瓜伤乳之事，却是曹雪芹的发明与虚构。其三，作者似乎有意将寿阳公主误作为寿昌公主。《太平御览》第三十卷“时序部”引了段《杂五行书》的话，“(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短短一段文字，与史实有出入之处竟有数处，其频率之高令人咋舌，恐非作者学识所限，而是曹公以自身的博洽信手拈来，随意铺洒成文。或者，作者对后人手术刀式地寸寸节节、开肠破肚、伤筋动骨对待文本有所警惕，有意在这里留下几处与史实不符的文字，再一次提醒读者欣赏文学作品只需兴会神到，而不可以刻舟缘木求之。

此外，后文中写秦氏“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只需稍作辨析，其不足采信之处亦不言自明。秦氏房间之陈设岂可全当文物看待?诵诗歌读小说，不二的法门应具玲珑活络的胸次，需要有点灵气、睿智和一些超越精神。如果事事对号入座、过分地借鉴历史与实证往往会因头脑僵化而被人嘲笑和批评。正所谓痴人“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也，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1］95。明人赵汸说:“按图索骥者，多失于骊黄。”［2］其意亦大抵相同。

但是，今人很少能从文字的羁绊走出来，以至于牵强附会地联系所列人物的贵族身份，力图索隐出秦可卿的皇族血统。推究此种荒唐说法之根源，依然与无正确的文学解读方法有关，对于一部深受庄禅影响的作品，读者却以历史与实证解之，因而难以避免方圆枘凿、凭空附会之弊。赏文学，不可一一坐实，尚须仔细辨虚。虽然文本细读是品味经典文学作品的良方，但于艺术精神不了解的情况下动辄来点微言大义实在经不起推敲。此种做法，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红楼梦》第五回写秦氏房中陈设，有武则天曾照之宝镜，安禄山尝掷之木瓜，经西施浣之纱衾、被红娘抱之鸳枕等等。倘据此以为作者乃言古植至晋而移、古物入清犹用，叹有神助，或斥其鬼话，则犹‘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耳”［1］98。

二、贾宝玉到底看到了什么

若不以历史真实为考索向度，不妨将上述句子简化为:案上设着宝镜，一边摆着金盘，盘内盛着木瓜。上面设着卧的榻，悬的是联珠帐。出于特定的目的，文学语言自然也可以博奥桀屈，但依据“隔与不隔”的理论，一般而言，句子中过分用典会对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影响表情达意。曹公不可能不明白过分用典的后果，这里如此密集地用典，倘若仅是作者游戏笔墨或有意炫耀知识，未免令人难以信服。

前已述及，此段文字仍为宝玉眼中所见的秦氏房间的陈设品，既然这些陈设品不可能配有专门的文字说明，极有可能是贾宝玉一边观看，一边借助大脑调动相关知识、记忆进行联想和想象。而这正是佛学里的一个重要观念:相由心生。你看到什么证明你心里在想什么。就如传说中东坡眼中的佛印是一堆牛屎、而佛印眼中的东坡是一尊佛，东坡以为在机锋上胜过了佛印。殊不知在佛陀看来，“心即是物，物即是心”，你看到什么是因为你心中有什么。王守仁所云“心外无物”意与此同。心与物同体，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存在，故心中有什么物象眼中就看到什么物象，这需要有禅悟的功夫才能体会到。惜今人受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观点影响至深，殊难了解古人用笔的绝妙——见物见景实为见心见性。

小说中宝玉以眼观人，也多遵循相由心生的规律。《红楼梦》中要说坏人、小人，贾环应算一个。出于无端的嫉妒，他故意推倒蜡油灯想烫瞎贾宝玉的眼睛，即便如此，宝玉还是宽恕、原谅了他。“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都没有绝对的是非邪正。是非邪正是自己的念头，自己念头正，没有一样不正，邪也是正;自己念头不正，正也变成邪。

明悉此理，或可洞悉此处描写的妙处，这正是作者的神来之笔，其写作手法非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语汇所能囊括。因为此处是在通过眼睛写心理活动，相当于现代派写作的技法。这一段或可作如是解: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的眼睛一边在观看秦氏的房间，一边在脑海里产生了联想，武则天、杨太真、赵飞燕、乐昌公主、同昌公主等等便是他联想的产物，作者以眼写心，用隐晦的笔法写出了宝玉的内心感受，用笔曲折之致，并不如通俗作品那样明白晓畅，故为人误解也多。

可以说，宝玉在秦氏房间，看到的不仅是现实中的摆设，更是一个十三岁男孩的内心世界。

在这个倦怠的午后，借助着迷离的醉眼，宝玉的潜意识偷偷地窜了出来，这是他内心私密的感受，是伴随着身体成长与之俱来的孤独情欲。宝玉也和世人一样，只能与人分享那个看得见的社会性自我，而那个带着情欲孤独的自我，在父母亲威严的目光下只能够被深深地压抑。因为在群体性的文化中，男人被要求塑造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标准产品，青春期的烦恼与困惑在别人眼中可以被忽略不计。这些潜意识在清醒的状态及社会性的交往中被深藏在心底，它触及到了感官、性、隐私这一类被传统文化视为禁忌的话题，但情欲的折磨与生命的荒凉感并不会因此消失，它们会因为某一诱因，在大脑管制松懈的状况下奔跑出来，横亘在那里，与自己对话。少妇的香闺便是诱发宝玉潜意识的外部条件。曹雪芹大胆地写了这种潜意识，或者因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容不下这种惊世骇俗的问题，所以他的用笔隐晦之至。

这里可能会有两个疑点:一是曹雪芹的笔法及对人性复杂性的体认会有如此超前吗?二是小说中写宝玉接触禁书乃是搬进大观园之后，关于这些香艳的故事此前宝玉阅读过吗?

《红楼梦》艺术技巧的超前性，前人论述已多，兹不赘。不妨看看《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了解一下曹公写作手法的不拘一格及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此回，甄家进京谈起甄宝玉与贾宝玉，贾宝玉在睡梦中得遇甄宝玉。初看上去，你还怀疑作者是不是在胡说，甄宝玉在江南金陵，贾宝玉在“长安大都”，二人名字、年龄、相貌、性格、家境完全相同，同属不爱读书，爱与姐妹们一起厮混的纨绔公子哥儿。甄、贾两个宝玉不仅心仪已久，在五十六回里，两人还在梦中会过一次面——

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了。”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唬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快回来!”

这一段文字异常精彩，它写出了人性普遍分裂与对立的事实，这种观念即便在今人眼中依然是超前的，即每个人实际上存在着的两个自我，这两个自我既相排斥又相互吸引，既渴望有一种对话关系但两者沟通又显得如此困难。贾宝玉和甄宝玉都只是宝玉的一半，只是宝玉的两个自我。贾宝玉对甄宝玉的寻找，表达的是他试图全面认清自己的深情渴望。这种写法，在以往的中国文学里不曾有过，倒是更接近于西方的哲学理念。柏拉图《会饮篇》对于普遍的人性曾有这样的表述:宙斯为了削弱人类，把人劈成两半，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因为所有的人都被劈成了两半，寻找便成为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有人可以找到另一半，有人一辈子也找不到。歌德的《浮世德》同样也写两种自我之间的张力，灵与肉的分离、欲望与道德的对峙、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让人们充满矛盾与焦虑: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哦，如果空中真有精灵/上天入地纵横飞行/就请从祥云瑞霭中降临/引我向那新鲜而绚烂的生命!同样，王尔德的《渔夫和他的灵魂》也在写灵魂的出走，肉体被情感所牵引，灵魂出走后，又试图回到肉体的困难与痛苦。

曹公在写两个宝玉时，用意基本相同。大概用不着怀疑，书中的甄宝玉象征着“真宝玉”，贾宝玉则象征着“假宝玉”。“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假两个宝玉本来就是一个人，真既是假，贾即是甄，都是作者自己的影子。第二回写他们都属离经叛道的异类，但后来两人发生了分化。作者把立身扬名、文章经济交给了甄宝玉，明心见性、柔情蜜意留给贾宝玉;言忠言孝、立德立言交给了甄宝玉，洗尽俗肠、超凡入圣留给贾宝玉。这种分裂与对立，象征着宝玉不同人生向度的搏斗与交锋。

对于这部艺术造诣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品，周汝昌慨叹:“谈《红楼》艺术，也是近年来时兴的题目。在这方面，似乎是从‘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语言运用’等等上开讲的很多，或者‘审美意识特征’等类的理论文章也不少。……雪芹这位才人情人(即情痴情种之人)……其才之与情，如何交会而发为异彩奇辉，确实不能总是停留在‘形象’、‘性格’等等流行的小说文艺理论的几点概念上而无涉于中华文化传统精华的地步上，满足于一般性的常闻习见的熟论之中。”［3］周先生所论可谓击中要害，若仅用几句套话，搬几个现成的文学术语，哪能深得红楼三昧，体味到作者精湛的艺术技巧!

至于第二个问题，宝玉此时是否接触过这些香艳的作品?有人会举出反证，第二十三回明确写茗烟为排遣宝玉的青春期苦闷，到外面“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若宝玉只是在搬进大观园后才接触到此类作品，则上文将这一段解说为其心理联想说难免不通。

但小说本为真假掺半的艺术，不可尽以历史观之。倒是第四十二回，宝钗在做黛玉思想工作时，推心置腹说了真话:“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黛玉之所以被宝钗感动，原因就在这一席话，如果宝钗挥动道德大棒对黛玉进行道德专政，何以能服黛玉之心?但她开诚布公地交待自己也看到那些东西，后来迫于外在的压力而放弃就令黛玉无话可说了。试想，薛家与贾家均为诗礼簪缨之族，高居金字塔顶端，薛家能看到的闲书贾家岂能没有?以宝钗那种修身的工夫尚且浸润其中，以贾琏、贾珍等人性格，岂能不读?而宝玉耳濡目染，岂能不知?要不然，他何以称为“腹内原来草莽”?又何以年纪轻轻便知龙阳之风?退一步说，即便他没有读过这些野史外传，但至少于此亦有耳闻，故睹一少妇房间而产生诸多关于古代美女的联想。

三、从贾宝玉看青少年教育

很明显，第五回在写被儒家文化所压抑的东西，写十三岁男孩的精神世界，写他成长过程中生理的欲望与对道德的反叛。儒家要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道德范畴，但小说接下来的写贾宝玉的幽梦与春梦，这已经进入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领域。贾宝玉在梦中跨越了儒家伦理的设防，颠覆了一个现实的道德世界，与侄媳秦可卿在梦中有了一次乱伦之举，这可是儒家文化防不胜防的领域，一如杜宝夫妇可以禁锢杜丽娘的外在行为，但青春期的心理哪里锁得住封得住呢?哪怕只是一次不经意的后花园游玩，生理性的本我马上就被诱发出来遮蔽了社会性的超我，引发一段旷世的惊梦。杜丽娘的梦与贾宝玉的梦一样，都是一场幽梦、春梦。在那一刻，所有儒家的说教都苍白无力，陈最良依毛诗解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后妃之德，而杜丽娘分明从中读出了异样的内容。她在反叛传统的大而无当的教育方式，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少女从身体的变化里感到了老师说教中的伪饰与遮遮掩掩。

相比杜丽娘，宝玉算不得一个好孩子。他行为偏僻性乖张，抓周只抓钗环首饰，从小就爱吃女孩嘴上的胭脂，父亲逼着他读四书五经，但他却最不喜读这些道德文章。贾政不知道儿子心中在想什么，平时在阅读什么。王夫人更不知道这个祸根孽胎、混世魔王的所作所为。她挥掌怒斥金钏儿与宝玉调情，令金钏又羞又愧，跳井自杀;害怕晴雯勾引儿子，赶走晴雯致使其病死。但她却不知道最危险的人根本不是金钏儿、晴雯这些大观园的丫鬟姐妹，而是宝玉内心隐蔽的另一个自己。很明显，贾宝玉、杜丽娘在父母面前实际上非常孤独，他们的父母不可能走进子女的内心世界，因而不可能与下一代构成对话关系。在传统文化里，亲子教育的最大的障碍之一便是父母不愿面对子女身体发育的事实，也不愿思考如何缓解身体与大脑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儒家的教科书也不会去触及这暖昧的地带，只是用圣贤的言语规训发育中的身体与蓬勃生成的激情。在儿童发蒙的《弟子规》里，就会有“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等禁止性话语。同样的，孔子的话也让人不寒而栗:“少年之时，戒之在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的青少年时代是否也如同贾宝玉的十三岁一样处于身体变化与心智发育的对峙中，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宁可相信这些话部分出自孔子自己的成长经验，相信他也曾面临着身体变化带来的焦虑与不安，而不是仅从别人身上总结出来的教训。

平心而论，儒家教育其实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体系。可不无遗憾的是，先贤告诉你应该怎样，但对为什么要这样却语焉不详。《论语·述而》有言:“立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开始学习各种技艺(包括文学)之前，先得打好坚实的基础。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清代学者《姓名略》，开首便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4］也强调读书的门径，先有小学，次有经学，再次史学，然后才是词章之学即文学。“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说的是读书的次第，先要读经、读史，最后方能读文学作品。古代对读书门径的强调体现了道德优先的主张及精神成人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文学作品之好，只有在有了很高的道德素养与文化修养后才能体会到。就像《金瓶梅》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但没有哪一所中小学敢把他拿去作教材一样。而中小学生大多也只会粗略浏览其淫秽情节，过早地接触这类作品恐会引发灾难的后果。如果次序读反了，事先接触了大量的怀才不遇、屈居人下、不平则鸣的诗篇及太多密约偷期、花前月下、男女欢爱的作品，心灵或许已染上了一丝怨气与邪气，事后若想祛除，恐怕不易了，日后，就算有成，也难免落得文人无行的评价。这也是宝钗要表达的意思:“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这些教训无疑是正确的，青春的激情若不加导引往往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如果宝玉就是曹公自身的形象的话，晚年的作者对当年的行为并非全盘认可，还是带着遗憾、忏悔与愧疚之情。他感叹自己“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红楼梦》第十五回在秦可卿出殡的路上，北静王水溶也曾对宝玉有一番评价，除了说他“雏凤清于老凤声”之外，水溶对宝玉的未来也有所担心:“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资质，想老太夫人，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但吾辈后生，甚不宜钟溺，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他以自己成长经历中所遭受的失败与挫折告诫贾政，其言语令人感动:“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只可惜，贾政并未送宝玉去北静王处念书，水溶也无缘与宝玉分享青春期成长的相关经验。

问题就出在这里:青春期的危险大家都可以注意到了，可如何平稳地度过青春期，父子之间、师生之间如何交流与对话，如何告诉宝玉了解自己的身体及那些危险的思想，儒家的教科书上没有直说，贾政没有说，王夫人没有说，贾代儒也没有说。

［1］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赵 汸.葬书问对［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424.

［3］周汝昌.红楼艺术·自序［M］.1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2.

［4］张之洞.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M］.光绪二年初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