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顺应论看伊文·金《骆驼祥子》的英译

潘雪莱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沙 410014)

1 语言顺应论与翻译

语言顺应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不连续的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而语言使用者能在交际中做出合适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变异性、商讨性、顺应论三种特性［1］，而这三种特性紧密联系，前两者是语言运用的基础和条件，顺应性则是其根本目的。

同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翻译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语言符号之外的认知、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2］选择的目的也是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翻译活动中的各种选择都与交际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译者必须能够从特定的翻译语境中选择一种具体的翻译目的，而翻译活动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顺应这个翻译目的做出的。［3］

2 伊文·金英译《骆驼祥子》的文本选择与顺应

在选择翻译文本时，译者不仅要根据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使选择的文本为读者所接受，进而实现翻译目的，而且根据自己兴趣来选择文本的内容和风格。［4］二十世纪40年代，中美两国交流进一步加强，那里的人们正为中国文化而着迷，渴望体验神秘而遥远的东方异域风情。而伊文·金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对这里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十分熟悉。顺应这种趋势，他于1945年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名为Rickshaw Boy。由于满足了译语读者的需要，这部译作获得了好评，并且老舍也认为其“译得不错”。

本文对伊文·金英译《骆驼祥子》中的语言风格、文化因素和文本内容的翻译策略加以分析。

2.1 语言风格

例⑴: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厢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

A fellow as big as that，pulling a rickshaw as beautiful as his rickshaw was—his own rickshaw，with soft springs bouncing as he went along，so that even the shafts shook a little in his hands，with the back of the seat so brightly polished，the cushion so white and the horn so loud– if he just dragged along and didn’t run fast，how could Happy boy face himself?

例⑴中，译者在翻译时用了几个分句短语体现原文的结构形式，再现了原文的语言风格;而其将原文主人公“祥子”翻译为“Happy boy”，但是主人公并不幸福和开心，也许这正暗示了译者之后对原文大结局的改写。

2.2 文化因素

翻译不仅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中也涉及到了文化因素的转换。如何找到处理相关的文化因素的最佳途径，是翻译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5］

例⑵: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It was like Chou Yu and Huang Kai in the story of“The Three Kingdom”.Chou struck his friend Huang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friends.And one was happy to strike and the other one to be struck，so what could be wrong with it，whatever the bystanders thought?

《骆驼祥子》书中大量的汉语习语带有鲜明的文化内涵，译者伊文·金的习语解释性翻译策略体现了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顺应。例⑵中的典故出自于《三国演义》，译者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来翻译此句，这样便成功地解释了句子的意思从而完成了交际任务，同时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

方言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语言现象，其具有不同的地域、社会、时间等特征。但是作为外国人，伊文·金所具有的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以至于其对原著中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句子和段落的理解有误，他没能悟出北平的味道。如，其将“数来宝”译成“the counters of coming treasures”，在此处，“数来宝”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曲艺形式，多用竹板拍打，但是译者将其理解成一种“数钱的”;另外，译者将“唱秧歌的”翻译成“the singers of the riceplanting songs”，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在中国北方广为人知，而译者认为这是“种稻的歌曲”;再如，译者将“说鼓书的”译为“the tellers of the stories out of the ancient book”，同样是一种曲艺形式，译者却误将其与“古老的书”联系在一起。

2.3 文本内容

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在理解上的偏差或是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伊文·金的译本中存在一些改写。不仅添加了人物与事件，重新塑造主人公祥子的形象，还将悲剧结局改为团圆结局，这些是对当时西方读者的心理世界和当时对反社会主义等政治形势的一种顺应。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译者对原作有了很大的改动，喜剧结局改变了原著的精神，译本的“达观温情”，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截然相反［5］。

3 结论

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是为了顺应交际的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译者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和对象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而顺应不同的翻译目的。伊文·金根据当时的社会需求，顺应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译语读者的内在需求，选择了合适的源语文本，而其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则根据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期待等因素。该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改译了原作，但是其译本在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1］Verschueren，Jef.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9.

［2］宋志平.翻译: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4(2):20-22.

［3］梅晓娟.从语言顺应论看利玛窦西学译著的选材和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8(2):26-27.

［4］池景慧.从《骆驼祥子》两英译本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J］.语文学刊，2010(1):76.

［5］刘嫦.也谈归化和异化［J］.外语学刊，2004(2):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