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向培良的短篇小说创作及其新文学史意义

郭景华, 向凤兰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418008)

引言

文学史的天空总是会因为意识形态的风云而遮蔽一些曾经耀眼的明星,文学史家的一个重任就在于返回文学发生的现场,通过历史还原扫除笼罩在这些明星身上的尘埃,让其更为逼近文学历史的真实。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呼声一直此起彼伏,如此研究氛围之下,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显著,许多曾经被判定为不合时宜的作家及其作品开始重新得到评价,现代文学史学于是也日益变得热闹繁芜复杂。时至今日,尽管现代文学史学界对自身学科的性质及其定位还心存犹疑,但并不妨碍各位学者开始告别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开始大踏步走向宏阔的文化研究。然而,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作家作品研究果真的到了该是打扫战场的时候了吗?我看未必。事实上,就拿一度在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作家向培良及其作品来说,其研究情况就不尽如人意。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向培良的戏剧理论及其创作在戏剧史学界开始得到研究并进入戏剧史,但由于向培良整体研究的匮乏,对其地位的认识和判定却未必准确公允。尤其是向培良的小说创作,虽然一度很被鲁迅看重,但对其研究至今却一直付诸阙如,这不能不叫人感到遗憾。确实,向培良已经被人遗忘得太久了。本文即是借助对向培良短篇小说创作特色的一些探讨,试图考量其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

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 (今洪江市)人。向培良父亲曾东渡日本留学,学习矿冶专业,归国后即主持官营醴陵模范瓷业公司,家境一度非常优裕。向培良自幼丧母,性格较为敏感内向。向培良1917年考入湖南长沙一中,正是在这里,他几乎读过《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所有的文章,开始接受新思想。1922年他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预科学习,随后对该校产生不满,于1923年转入北京私立世界语专门学校学习,授课教师有鲁迅、陈昆山、冯省三等人;又通过同学高歌,他结识了其兄高长虹。在1923-1926年间,高长虹、向培良等人曾与鲁迅有密切交往,①正是在鲁迅、高长虹等人的引导下,向培良开始走向文学之路。

向培良在中国现代文坛正式亮相的时候,“五四”文学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正如鲁迅所说,“北京虽然是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 《新青年》 和 《新潮》 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但初登文坛的向培良,在此时却迸发出高度的创作热忱,短短数年间,他便结集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 《飘渺的梦》②、《英雄与人》③,此外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短篇也不在少数。进入1930年代之后,随着文学创作环境的变化,向培良的兴趣日益集中在艺术理论体系建构及戏剧创作,其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坛的影响逐渐走向式微。

向培良小说的创作,从内容和艺术特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小说,正如鲁迅所论述的,“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1](P351)从向培良前期小说的代表作品即短篇小说集《飘渺的梦》中所收录的作品来看,鲁迅对他前期小说从题材、表现手法及其创作态度的概括还是相当准确的。确实,在《飘渺的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受当时“五四”文学革命中所提出的 “人的文学”余绪所影响,对人的个性解放、生命个体的精神状态的揭示,充满了满腔的热情。其19岁时发表的 《飘渺的梦》,通过一些 “琐屑的孩子气的回忆”,撷取了“往事中的几叶”,来表现“稚子的悲与欢”。小说中的“我”,在一个暑假期的时候,满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家里,因为家里刚刚迎娶了一位嫂子。整个假期,“我”感受到了整个人生情感的复杂:父子之情日渐淡薄,而继母也没有好声气和好脸色,因此感到分外的压抑,苦闷;而在胞兄的新妇、纯真善良美丽的筠嫂那里,却觉得特别舒坦,兴奋。就在这时刻希望逃避父母、贴近筠嫂的情感选择中,“我”的内心涌动着的一种潜意识欲望。这个小说文本值得引人注目的是,叙述者对于人性理想、光明一面的追求是通过一种少年成长过程中性意识的初步觉醒来完成的。《野花》中的“我”,回到故乡,物是人非,明媚的春日黄昏犹在,漫山的野花犹在,但昔日一同漫步的曼姑却是芳踪难寻,小说写出了人事沧桑的怅惘。而 《六封书》,借用六封信的形式,写了一个羁旅天涯的年青人回到故乡时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内心感受。主人公 “容”在异乡的寓所,倍感“屋子里只有空虚” “只是孤零”,于是强烈“需要安慰”、“需要温情的人间关系”,终于决定要“把浪游的心思收起”,想象着“在故乡的河中,看两岸的垂荫”。但是当他踏上故土,看到那 “老大的枫树已经没有”,他的情感顿时抑郁起来,此时所听到的乡音只是有 “嘈杂迅利”,完全 “感觉不到亲切”,父亲那例行公事的询问,那“没有温暖凄凉的微笑”,四岁侄儿“陌生的、怯疑眼光”,哥嫂、姑母那虚与委蛇的谈话,儿时伙伴福生的恭谨而疑怯的接待,都使 “容”有客居故乡的感受,“无所系念的人,是没有归宿的”,最后“容”痛下决心,“从此天涯,当印满着我的足迹”。

不过,鲁迅对于向培良小说特色的概括虽然十分精当,但毕竟受其阅读经验所限(《飘渺的梦》曾由鲁迅亲手编定出版),向培良的许多小说尤其是其20年代后期的一些小说,实际上已经溢出了鲁迅的上述判断。例如《爱情》、《正直人的思想》、《接吻》、《在堤上》、《苏丽君》、《挂号信的命运》、《垂发》 等。《爱情》 《正直人的思想》 和 《接吻》 表现的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家们所热衷创作的男女平等、恋爱婚姻自由等主题,但向培良在运用艺术形式表达这一主题时却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众所周知,在 “五四”时期许多作家笔下,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候,总会遭遇一些来自家庭、文化传统的阻挠,从而引起思想上的苦闷,最后要么妥协,要么反抗,乃至走向革命。但在向培良笔下,青年男女追求个性欲望满足的局限和压力很少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例如《爱情》以一个绸缎店小伙计“我”的视角,选取两个对比十分鲜明的画面,通过一对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在婚前婚后对于绸缎料子购买时的言语和态度的不同表现,活灵活现地展现了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不露声色地揭露他们所宣扬的“我们的爱情,神圣纯洁,毫不参加物质关系” 的虚妄。《正直人的思想》中的主人公黄本迪,作为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他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和思想,他穿着时尚,爱交际,对父母给他包办的婚姻十分不满。因此,在从高等学校毕业后,黄本迪返家后首要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和妻子素贞离婚。虽然素贞出身名门,侍奉公婆周到殷勤,品格贞静贤淑,但其“石头一般的静默”,“不体面” 的长相,始终让黄本迪难以亲近。经过一番与父母的抗争,黄本迪终于如愿以偿地与素贞离了婚。但不幸的是,素贞返回娘家三日后自杀了,这让黄本迪良心受到谴责,于是写信给远方的朋友诉说自己的忏悔。朋友回信说,“为自己的幸福,为神圣的爱神而提起离婚,虽然有了被牺牲者罢,这完全是应该的,正直人的思想”,于是黄本迪也就释怀了。《接吻》以喜剧性的表现方式,写了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由于怀着对女性 “不可思议的神秘”的热烈关注,努力考进了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在学校里,他对女性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包括女性身上散发的气味,无不心荡神驰。但是当一名班上的女生真正地要靠近他时,他却在手足无措中失去了亲近的机会。

向培良还有一些小说的主题,似乎对社会时代离得很远,纯粹就是对人性的某些复杂面做些呈现。例如 《误会》中的炳然,最初是真心实意地对待爱人林君,也非常诚恳地指出爱人身上的缺点,不料这份真挚的表白反而伤了爱人的自尊心,差点让两人分道扬镳。后来炳然吸取教训,虚与委蛇,用尽甜言蜜语,一下就俘获了林君的芳心。《悼亡》中的甘先生,平日里非常“豪放,谈风很好,笑声如惊蛰的春雷”,但其内心实际上却隐藏着很深的情感伤痛,因为他的爱妻在一次偶然的风雨中染病死去了,甘先生认为是自己的疏忽造成了亲人的死亡,他在内心里不断地忏悔,责备着自己。《诱引》中的 “我”,受过良好教育,有一次到乡下亲戚串门时,被亲戚家的一位女孩子所吸引,于是产生了诱引的冲动,就在“我”有计划按步骤实施自己的诱引行动,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从她的眼里,一种狡猾的,得意的,胜利的东西”,“我立刻知道,她正在这里诱引我,要捕获我呢。”“因为我怕被人家捕获,所以只好从这个阵线上退了出来。”这篇小说非常形象地泄露了某些现代知识分子隐秘的心理。《私生子》 中的毛贵,一个诚实、沉静的乡下手艺人(木匠),由于受到另一个乡下手艺人 (泥水匠)王长顺一句“私生子”的蔑称,于是在暴怒之下,用长凳把王长顺活活打死。这似乎印证了作者一个对乡下人的判断:“乡下人永远是粗鲁暴躁,容易发怒,不能忍耐,没有宽容之心”。

向培良的后期小说,在题材方面作了很大拓展。《在堤上》通过写一个名叫云大哥的会帮大哥如何在地方行侠仗义,在显示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同时,对当时一种特别的社会秩序的思考,文本由此呈现出强烈的传奇色彩。这是一群生活在洞庭湖边的人类,“近代的政治和法律和组织还没有到这些地方来,人们各以自己的力建立着地位,强悍,勇敢,粗野,也许近于残酷,但他们却是忠实的。”“会帮在这里普遍地流行着。”“偏激的眼光以为他们是亡命不法之徒,社会上的败类,非得完全剿灭不可;同样偏激的眼光则又以为他们尽是英雄,革命者。其实,他们是处在一种所特有的环境里面,为了适应他们的环境,就形成那特有的姿态了。虽然是不合于现社会的,也并不值得去赞美,而且,也并不是走着和现代的社会革命同一的路子,虽然多少受着同一的原因的影响罢——但他们那一种慷慨勇壮,冷然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倾吐出来的那精神,想起来也有使人神往的地方。”《苏丽君》故事发生的背景大致相同,只不过故事的讲述中心又转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苏丽君身上,通过这位妓女特殊的情感表达,显示了作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特殊群体的精神层面的关注。此外向培良还根据神话、历史传说,创作了 《三王》、《出关》 这些带有 “故事新编” 性质的小说。

二

在向培良整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其小说创作相对于其戏剧创作,虽然占据的时间短,但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鲁迅在1935年编订《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时候,就收录了向培良的3篇短篇小说 (仅次于鲁迅自己的4篇),尽管此时二人已经交恶差不多九年了,这说明向培良小说的成就还是很突出的。可惜的是,关于向培良小说的艺术特色,除了1930年代鲁迅有所论述之外,在漫长的80余年中,向培良的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评论,直到快要临近20世纪末年的时候,他的家乡学者才试着给其一个定位和评价,“向培良思想最深、艺术最高的小说,通常都有一股主观情绪之流在淙淙地流淌。作者喜欢从我的眼光和心灵去铺展人物和故事,从主观情绪的节奏、韵律中陈述生活的色相和节律。……他所描写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颦一笑,一声一息,一举手一投足,总是染上一层明显的叙述者的主观情绪。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而将向培良的小说认作浪漫主义的作品。因为作者只不过是从心灵来倾听和叙述生活,他所瞩目的创作内容主要还是生活的色相和流程。他并没有用主观去宰制客观,用心灵去销解生活,用情绪去驱策情节。”[2](P135)其实,向培良的小说,无论对其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评价有什么分歧,但通过其小说文本,我们所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多以作家自身的生活、思想、感情作为描写对象,创作时强调本着内心的冲动和要求来表现 “自我”的作品。这些小说文本,极度重视主观想象,多运用联想、梦境、环境、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来表现内心世界,呈现出语言表述过程中非常明显的主观化、情绪化的特点。在向培良小说中,表现 “生活的色相和流程”的很是罕见,因为这不是他的艺术表现主旨所在。

向培良的小说创作,初期题材比较狭窄,自传色彩比较浓厚。多以表现生命个体成长过程中的情感欲望幻想为主,以描写少年潜意识心理中的性的欲望冲动,或青年恋爱、婚姻中的复杂个性显现为突出内容,这跟当时新文学作家们的审美主流倾向是相吻合的。④这也多少反映出青年向培良在初登文坛时对前辈作家模仿学习的痕迹。例如 《六封书》中的福生,我们似乎看到了鲁迅笔下“闰土”的影子;《爱情》中绸缎店里的小伙计“我”,分明就是 《孔乙己》咸亨酒店的“小伙计”的翻版。但是,作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某种与众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格调,无论是写 “儿童时代的爱与憎”也好,还是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中矛盾纠缠也好,都指向了复杂的生命体验和人性表达,并且有意识地把这种生命体验同外在的一些因素 “悬隔”,而单纯从生命个体的生理角度去看待、理解着人性的复杂。

由于要突出生命个体情感体验和表达的纯粹性,向培良许多小说的社会、时代背景一般都很模糊。《飘渺的梦》中曾写到“H省驱逐督军”,但是小说中并没有给予正面表现。《垂发》写到小职员的失业后的生活惨状,但并没有交代他是怎么失业的,他又是如何再去寻找工作的,而是把笔墨重点放在描写小职员失业之后面对饥寒躺在寓所破床上的种种不可名状的思绪。《苏丽君》 中的武倚剑如何在洞庭湖横行,如何救苏丽君,这些都是通过武倚剑之口简略带过,小说重点是写苏丽君再次遇见武倚剑的那份激动,并把高潮放到了苏丽君临死前对武倚剑的情感抒发上。

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现人物潜意识的心理欲望,向培良的小说采用了联想、梦、环境、心理分析等方式。如在《飘渺的梦》中,写到有一天黄昏,“我”同筠嫂出去散步,“斜斜的红光映得池水十分辉煌。筠嫂傍着池侧柳村站立,一手攀着垂绿的长条,一手理她微乱的鬓发。我默默地立在她后面,看着斜阳射在她的身上,单薄的白色衣裳更加光洁,半被短发覆着的耳轮映得通红,我心里忽然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庄严和爱慕。”另外一次是 “H省驱逐督军的战事波及到了县里乡下”,溃兵来抢劫了。父亲和继母早就躲出去了,“我”和筠嫂在惊慌中爬上了猪圈旁近一处放稻草干薯藤的小楼,藉着稻草藏着身子。此时此刻, “……完全寂静了。我们紧紧依傍坐着,悄悄地一动也不敢动。我静静地望着她的面貌,沉默中,我的心似乎被什么压迫着:单薄的衣衫,死的空气,尤其是她微微颤动握着我的手,都沉重地压着我,我的心跳得很,但是我并不怕那溃兵,那抢劫的强盗,怎么又这样胆怯呢?……楼上的光线渐渐弱了,我们握着手更紧地依傍坐着,不敢走出,甚至连动也不敢一动。静寂极了,我能够听见筠嫂轻微的呼吸的声音,她的面貌渐渐躲到黄昏的灰色大衣中,但我仍旧清清楚楚的看见她微微松乱的鬓发,和蔼可亲的脸庞,带着午睡时被枕衣所压迫的红晕……我忽然觉得我们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也没有物,只有我同筠嫂……”小说的最后是,“我”在一次酒后的睡梦中完成了筠嫂情感的升华。

可以看出,在这里,向培良在叙述主人公情感、情绪的变化时,很少把个体生命的情感、情绪跟时代、社会、传统这些外部因素相连,而是比较注重表现生命个体由纯生理发展变化而引发的情感、情绪的异动。叙述者虽然不时从各种场合暗示出“我”对筠嫂那种潜意识的性欲望和幻想,但是这些性欲望和幻想并没有由于传统礼教规范的干预而造成情感压抑。这一点我们只要把《飘渺的梦》和郭沫若的同类题材小说《叶罗提之墓》⑤做一番比较,就可以知道向培良独特的文学创作旨趣所在。作为最能体现郭氏 “自我表现”创作主张和心理分析“幻想满足”的文本,小说一开篇就显示出了少年叶罗提对堂嫂性欲望和礼教压抑之间的意识冲突,随后尽管叶罗提通过紧握和争执获得了性的满足,但传统道德观念却压迫着他不得不离家逃避。最后是堂嫂的死讯终于击垮了少年叶罗提脆弱的爱情心灵,即使亲吻那性的替代物(堂嫂曾戴过的顶针)也无法让叶罗提压抑的性欲望得到排解。小说的结尾,表面上看,少年叶罗提是因病而死,实际上,他何尝不是由于抑郁殉情而亡?尤其叫人惊奇的是,作为少年叶罗提性欲望幻想的对象,堂嫂对叔子的这份情感不但察觉并接受,而且内心也同样受到传统道德的压抑而纠结。很显然,在《叶罗提之墓》中,少年叶罗提和堂嫂,面对不合传统道德的畸形爱恋,双方都感到了异常的痛苦和压抑,最后终于产生悲剧性结局。而在《飘渺的梦》中,面对“我”朦胧升腾的性欲望幻想,叙述者不动声色,采用类似于内聚焦的写法,始终只是从 “我”的意识或潜意识入手,写出了“我”对筠嫂朦朦胧胧的爱恋,根本没有涉及筠嫂对“我”性意识的察觉或行为表现,因此,在《飘渺的梦》中,既没有因为“我”对筠嫂的性欲望不合传统道德礼仪引起的“我”的内心强烈冲突和苦闷,也没有筠嫂因为察觉到这份情感而引起的内心纠结和挣扎,小说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我”因为中秋之夜多喝了几杯酒,然后就靠在筠嫂身上假寐;哥哥和筠嫂把我放到他们新婚的床上休息,然后 “我”做了一个“飘渺的梦”;最后 “我”在筠嫂亲切的呼唤中醒来,此时灯光射在筠嫂的脸上,筠嫂 “辉耀得像一个慈爱的天使。”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另外,值得注意是,在向培良小说中,尽管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主观想象的语言,但是其心理运行的轨迹还是清晰的,其意象基本上还是透明的,可以说,向培良在其小说创作中,远没有后来的戏剧创作,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借鉴得那么多。

一个作家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自身文学风格的形成,既得益于个性禀赋,也总是受一定时代创作思潮和风气的影响与推动。向培良由于幼年丧母,因此其心灵特别的敏感内向,而其走向文坛之初,又直接受过鲁迅的指点熏陶,在接受西方创作理论上,比较亲近于偏于主观表现的一路。因此,在整个新文学史创作的历史上,向培良是比较早的接受具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理论影响的作家。从向培良的 《人类的艺术》和 《艺术通论》等文艺理论著作中,我们可以寻觅到一些影响向培良艺术思想的西方文论家的踪迹。向培良的艺术思想,受托尔斯泰和厨川白村的文论思想影响较大,他曾这样评述过二人对自己的影响情形,“介绍到我国来的最早的艺术理论著作,为托尔斯泰的 《艺术论》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两部书都使我大受感动。厨川氏主义似乎太狭。而托氏的宗教意识说也不能使我满足,但从此却知道艺术是必须更加深沉地关涉着人性的。”[3]在 《艺术论》 一书中,托尔斯泰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认为“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把自己所体验的情感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自己心中的这份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只要作者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了观众和听众,这就是艺术。”“各种各样的感情——非常强烈的和非常脆弱的、意味深长的和微不足道的、非常坏的和非常好的,只要它们感染读者、听众、观众,这都是艺术客体。”而厨川白村在改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下解放下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苦闷的象征·创作论》)尽管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所宣扬的“宗教感情为人类普遍感情理解之基础”为向培良所不取,但是对于艺术传达的是“人类人性普遍感情方为真正的艺术乃至最高艺术”这个论断,却给向培良很大启发,向培良在1930年代提出“人类的艺术”,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至于厨川白村文论思想对于向培良的影响,就在文艺要表现生命个体的精神状态,文艺要具有超功利性,这也和其后来“人类的艺术”一些主张相通,例如追求普遍的人性,反对文艺作为阶级争斗的工具。不过,正如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在1930年代之后随即消失在中国主流文论的视野中一样,随着向培良 “人类的艺术”观念的遭受鲁迅及左翼人士的批判,其偏于主观心理情绪表现的小说自然也就不再能够激起受阶级论文艺观熏陶的读者阅读兴趣,注定只能成为一时耀眼的流星,消失在文学史的天空。然而,当一切的政治历史风云已经散去,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重新酝酿着构建新的一轮文化复兴蓝图的冲动的时候,研究反思一下这些曾经在文学历史河床中涌动的激流,我想应该不是毫无意义的。

[1]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陈书良主编.吴 康等编著.湖南文学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向培良.艺术通论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注释:

①关于向培良与鲁迅、高长虹等人交往情形,可参看邓宏顺 《向培良与鲁迅的恩恩怨怨》,《读者文摘》2011年10期;董大中 《狂飙社纪事》,《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按,《向培良与鲁迅的恩恩怨怨》所记向培良出生年为1901年有误,根据 《向培良自传》及向本人建国后填写的工作履历档案材料,应为1905年。

②《飘渺的梦》,1926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亲自编审,作为“乌合丛书之一” 出版。 《飘渺的梦》 收录了 《飘渺的梦》、 《悼亡》、《挂号信的命运》、《静子》、《野花》、《爱情》、《接吻》、《六封书》、《误会》、《私生子》、《正直人的思想》、《吸烟及吸烟之类的故事》、《诱引》、《迷惘》 共14个短篇,其中 《飘渺的梦》、《六封书》、《吸烟及吸烟之类的故事》被鲁迅1935年编入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17-1927)。

③《英雄与人》,1929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英雄与人》收录了《垂发》、《肉的触》、《为人类》、《凄伤的故事》、《苏丽君》、《三王》、《在堤上》、《无名之作》、《被遗忘者》 共9篇,其中 《在堤上》被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入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一》(1927-1937)。

④茅盾曾根据署名郎损的一篇文章,总结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前半期创作界的两个重大缺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观念化。并从主客两方面分析了创作界这种贫弱单调的原因。参见茅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吴福辉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3页。

⑤《叶罗提之墓》作于1924年10月16日,《飘缈的梦》则稍早,作于19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