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述论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400047)

1940年代,在重庆曾出版过《关于鲁迅》和《鲁迅正传》(郑学稼著,胜利出版社,1943),两书被视为抗战时期“敌意鲁迅”[1](P31)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关于鲁迅》,共收录七篇文章,计有梁实秋《鲁迅与我》,鲁觉吾《关于鲁迅》,郑学稼《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鲁迅与阿Q》、《评鲁迅的呐喊》,秋水《鲁迅与王实味》,梅子《鲁迅的再评价》。其编辑者:梅子;印行者:胜利出版社;总经售:文信书局(重庆保安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初版,六十八页,定价每册二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曾收录(P1101-1115),但文字略有出入,且不易获见。1994年10月,孙郁主编的《被亵渎的鲁迅》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其“下编”亦收《鲁迅正传》(节选)和《鲁迅的再评价》。2009年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再版,收入“孙郁系列”。而学界对《鲁迅正传》和《关于鲁迅》,也时有批评。不过,从引文所出现的错误推知,绝大多数研究者,十之八九未曾见过原书。现据《关于鲁迅》初版本,详加缕述,以期能较为全面地展现其主要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该版错漏亦多,引用时也兼作校注。

一、梁实秋:《鲁迅与我》

该文曾发表于1941年11月27日《中央周刊》第4卷第16期。“二十二年前”(按:关于此次演讲的时间,为1923年3月3日[2](P62)),梁实秋曾亲去八道湾,邀请周作人到清华演讲,题目是《日本的小诗》。北大学生何植三先至。这次“于误会中会过鲁迅先生一面”,印象是:“一位高颧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着一根纸烟走了进来”。北伐成功那一年(按:即1927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发起者有徐志摩、胡适之、余上沅、潘光旦、刘英士等,“多少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文学上,虽然标榜“健康”与“尊严”,不过是对“当时一部分潮流”“消极的抵抗”,并“没有任何具体主张”。政治上的兴趣,是由于胡适之的“领导”和后来罗隆基的加入,才渐趋浓厚,但讨论最热烈的问题,还是“人权的拥护”。结果,便成为“普罗文学家”和“左翼作家”攻击的目标。采取的战略,则是“围攻”,即“指挥若干种刊物,季刊月刊周刊日刊副刊,同时发动攻势,一方面使被攻者无从分辩,一方面使社会上一般读者错觉”其“理直气壮”。对这种“依赖人多势众的办法”,胡适之甚是“鄙夷”,以为“狮子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首先对围攻者“施以报复”者,是梁实秋。在《新月》二卷一期的弁首,梁实秋插入《告读者书》,表明:“我们容忍一切,就是不容忍那`不容忍'的态度”。下面即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直接驳难`普罗文学'的论据”,“触到”“共产主义”的“要害”,但并未涉及鲁迅个人。碰巧鲁迅译出《文艺政策》,“其译笔之硬涩难通,实在惊人”。于是,梁实秋又作《鲁迅先生的硬译》,排在卷末。而鲁迅投入左翼阵营,大概正在此时,“且无形中成为盟主”。对此两文,鲁迅以为是“首尾照应”,乃作《论文学的阶级性与“硬译”》回击。这便是梁鲁纠葛的开始。

但是,“即以文学的阶级性和硬译两点而论”,鲁迅并未给出“满意的答覆”。问题之一,是文学的阶级性。为证明其有,首先要明确梁实秋的阶级属性,因此,鲁迅“乃以共产党所惯制的一顶帽子`资本家的走狗'”,掷于梁实秋头上。此后,便有《萌芽月刊》的短评,宣称梁实秋上课,乘坐的是“自备汽车”。《现代小说》也曾刊发叶灵凤的《梁实秋》,以梁实秋为典型,揭发“小资产阶级”的虚伪。登峰造极者,则有“工人共济会”出版的一张小报,攻击到梁实秋皮肤的颜色。问题之二,是“硬译”。鲁迅一再不予回答。梁实秋曾质问:“你把别人的主张都褒贬得一文不值,你自己主张什么呢?”虽有钱杏代他发言,但鲁迅后来的战术,却“相当巧妙”,即拈取其中的“褒贬”二字,大做文章,借以证明梁实秋本人既已“不通”,则其指斥,无需置答。“他是在为辩论而辩论。他多生枝节,他避开主题”。不过,“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梁实秋“并不心服”。

“主要的论争只有这一次,以后的都是些小接触”。但鲁迅及其盟友精于“游击战”,既认定目标,便“长期的随时的出袭”。文章对两件事,有所澄清与解释。其一,两人交恶后,鲁迅在为曹靖华译《苏联七作家集》作序时,提及梁实秋在青岛大学,曾将其著作从图书馆里驱逐。“其实没有这样一回事”。服尔德说:“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是我拼命拥护你说那话的自由”。梁实秋自谓:“对鲁迅先生也抱同样见解”。其二,鲁迅逝世后,梁实秋在北平,曾对新闻记者谈到自己的感想,略说:“鲁迅先生近年思想又已改变,不复坚持普罗的那一套,而与上海各种派别的文艺作家(包括礼拜六派)携手,联名发表宣言争取自由,可惜他在这时候死去了……”。结果再次遭到围攻。但这些“文章都写得很恶劣”,“能给人的攻击只像是小雨点打在身上”。梁实秋不由感慨:“一个能写好文章的论敌如鲁迅先生者是不可多得的”。

如何评价鲁迅?梁实秋以为,“对于死者照例是应该一味颂扬,如有另外动机还不妨奉为偶像”。“鲁迅先生作品之优秀处,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欣赏钦服。不同意处,不能因任何情形而变成为同意”。观《鲁迅全集》,其编制方法很是“新颖”。而前所未见的,是将其翻译的小说和文字也悉数收入。鲁迅的创作,只有“短篇小说和杂感文”。不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文字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炼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此外,《人间世》曾刊出萧伯纳和鲁迅的合影,“鲁迅先生矮一大橛子,在作品数量上亦然”。鲁迅也“似乎还不能和高尔基比”。“但是以鲁迅先生的才力,如果天假以年,而再不浪费精力于无谓的论争,他的成就将不止于此”[3](P1-6)。

二、鲁觉吾:《关于鲁迅》

受梁实秋《鲁迅与我》的引发,鲁觉吾乃有《关于鲁迅》。鲁觉吾(1900-1966),即鲁莽,浙江绍兴人。史良妹夫。报人,戏剧家。学生时代,常为刘大白的《绍兴民报》写稿。1929年协助创办《山东民国日报》,任总编辑,正式进入报界。1930年转任《天津商报》老总;1936年在南京办《大夏晚报》;1937年去上海主理《华美晚报》。曾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和戏剧指导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中审会)委员,负责戏剧审查。编剧有:《杜鹃啼倦柳花飞》、《玉麒麟》、《黄金万两》、《自由万岁》。作者首先阐明与鲁迅的“乡党戚申之谊”,即鲁迅之父母,为鲁觉吾的堂姑父母,二人系表亲。但鲁觉吾“非鲁迅弟子,也非攻击鲁迅的人”,只是“觉得鲁迅这个人与其作品”,“值得成为”“研究的题材”。这即是本文写作的缘由。

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与接受,鲁觉吾在文中分阶段道来。少年时代,校长曾陪同“行装还乡”的周氏兄弟,还有“两个洋装的女人”,到鲁觉吾课堂上参观,但“没有讲演”。中学时代,鲁觉吾受教于刘大白,读过鲁迅的《颠》(按:作者回忆其内容为“秋瑾杀敌情景”,疑是《药》)和《社戏》,“觉得满纸都是绍兴气味,不但描写本地的风俗人情,简直文章也是很像绍兴人说话,一种尖削刻薄的风气,洋溢纸面”。时王书常、严伯钧两先生十分反对,陈湘理则认为白话文可提倡,但须“国语化”,而不可“乡化”。拥护白话文的人,也多赞成“文学派的笔调”。鲁迅的作品,在好的方面,“是深刻与讥讽性的强烈”,“可是因为地方性太大,很多异乡人看不懂”,“所以主张文言文的反对,主张白话的也反对”。比较受欢迎的,“男的徐志摩俞平伯,女的冰心庐隐”,创造社的作品,也风行一时。大学时代,“鲁迅的作品天天增加,看的人也天天增加”。但鲁迅创作小说的作风,“依然是绍兴钱店猢狲(即钱庄店员),空着坐在厨身上的一套`挖绝话'”。后来,鲁觉吾到济南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并在学校兼课,与胡也频、丁玲等有同事之雅,始对鲁迅有全面的观察分析,并在《山东民国日报》发表《论鲁迅》的一部分。

鲁觉吾的评价,总体观点如下:“鲁迅出身于`师爷',`刀笔吏'著名的绍兴,他生长在好讥讽,善刻薄的绍兴社会”,同时,又“出身于书香门第,士大夫阶级”,但他的家庭已“相当的破落”,“酸与刻的环境风尚,已铸成他同年时代性形之一部”,且已“建筑”其“以后作品的特殊风格的基础”。辛亥以后,“鲁迅长期逗留在罪恶之薮的北京,没有被染黑,当然是反抗”,不过是“寄托于文艺作品”。精神的反抗,是那一时代的共同意识,决不仅只鲁迅一人。邵飘萍、林白水,比鲁迅的“倔强”,甚过万分。但“聪明的绍兴人”,不会到此地步。五四时代,是蔡孑民“领袖学界”,“鼓励革命风潮”的时代。进步的知识份子,都加入到新的阵营,鲁迅,不过是“惯用”其“秉赋”,“以深刻的笔调,描写黑暗面”的一个“多产作家罢了”。北大的教授学生,在“五四的洪流”中,多倾向于“动”,即便是“行规蹈矩的孙伏园”,也不例外。只有鲁迅,“却是冷冰冰,刻刻板板地来去于公寓教室之间”,“因此他对人间世的冷观,十分道地”,所以,“阿Q这样的个性,只有他才能揣摩”。“他的文章,他的说话,他的思想,打成一片,是十足的书生”。而书生自有努力的目标。一旦未能实现,便有牢骚发泄。因此,五四以后,牢骚不已;北伐之后,因“政治没有走上轨道”,又牢骚不已。清党之后,共产党在政治上受到莫大打击,跨党的在朝份子,被打倒下层工作,并“进入地下活动”。既“被赶出统治者之门”,“共产党作家,其实就是共产党宣传员,以文艺为宣传工具,大量产生阶级文学,和政治攻击文学”,攻击国民党,辱骂国民政府。于是普罗文学开始兴起,并有“左翼作家大联盟”的产生。共产党所要运用的,“第一是文艺,第二是文艺的创作者”,如鲁迅先生,更被视为“阿物之尤”,所以一切“好的名词”,都加诸身上。“志虽不同,道却相合”。鲁迅也就“乐于杀鸡插[歃]血,强任左联盟主”。对“东方高尔基”的头衔,自然也却之不恭。但流弊所及,许多高中校,甚至仅是初中的学生,“都学了鲁迅的笔法,尖峭刻薄,骂人第一”。自然,讽刺是鲁迅作品的“主干”,但讽刺只是一种“笔调”,其作者“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者”。至于说到思想,“不平则鸣,人之常情,社会主义性的文学,自古已然”,如杜甫(按:当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鲁迅的作品,算得甚么”。需要附带指出的是,“讥讽,不应是文学的全部内容,歪曲的指示,也不应是文学者的正常的天职,鲁迅全部作品百分之八十是讽刺,是飘笃,是讽骂”,至于“载道的意识价值”,“无论是革命性的”,抑或“建设性的”,都“很缺少教育指导的滋味”,即“缺乏一种教育价值”[3](P7-13)。

三、郑学稼:三篇文章

《关于鲁迅》曾收录郑学稼的三篇文章。《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3](P15-20),发表于《中央周刊》1942年第5卷第 2期。《鲁迅与阿Q》[3](P21-25),刊登在《中央周刊》1942年第4卷第 31期(后转载于《现实文摘》1946年第 1卷第 3期)。《评鲁迅的呐喊》[3](P27-55),则连载于《现实评论》1942年第 1卷第 1至 4期。对其主要观点,笔者在《倾听一种非议的言说:郑学稼论鲁迅》[4](P124-128)一文中,已作撮录,故不再赘述。

四、秋水:《鲁迅与王实味》

时值鲁迅逝世六周年,秋水将他和王实味放在一起,自觉有些“不伦不类”,但二者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作为共产党员的王实味,因为发表描写黑暗面的《野百合花》,被人围攻。而鲁迅的“目蒙目龙醉眼”,同样“只感到和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其作品,“看不见一点光明”,也曾被“前进的文艺家”围攻过。但鲁迅所描写的黑暗,是“中国农村中人物”,最著名者如阿Q。既然“农民阶级”“代表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如果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只有阿Q精神,而且如果认为阿Q的时代还没有过去”,那么,“中国的前途还有什么光明?”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只不过描写了“延安几位领导大师们的黑暗”。既然并非“整个的黑暗”,或者还可意味着另一种光明。吊诡的是,前者却成为“导师”和“主将”,后者却沦为“托派”与“汉奸”。两人的遭遇,为何竟有这般的不同?

关键在于:“王实味描写的是延安的黑暗面”。但是,“延安也是中国社会的一角”,无论它是“抗日根据地”或“革命圣地”,“决不能只有光明,而无黑暗”;而“中国除了延安以外的地方,就只有黑暗面而无光明”。况且延安的作家,据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所说,由于“日常生活的艰苦”,在作家的心灵上“投射了暗淡的影子”。“许多人的心里,原来窝藏着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在遇到困难,就渐渐凸露出来”。“这种时候”,便会“无端感到寂寞,甚至觉得有些空虚”。“这种时候”,就会“把眼睛放得更尖利地去搜索生活中的缺点”,并常常“不知不觉”“将责任推到`新生活环境'与`革命的集体'身上”。延安的文艺作品,“也有写工农干部的”,如“一位农民出身的厂长,埋葬在琐碎的事务里”;“一个医院负责人整天躺在睡椅上”,“遇到一个小的实际问题也都束手无策”。还有关于“游击队长追求女人的故事”。可这些“还不能说是暴露黑暗的作品”。《野百合花》“同情于来延安的青年,得不到温暖”,但将责任推到“若干领导份子生活中的黑暗”。王实味如此,鲁迅也难免会如此。不过,鲁迅比王实味幸运。他“毕身没有到过革命圣地,过去的`苏区'或现在的`边区'”。否则,在“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气氛中,依照鲁迅对于黑暗的“特别敏感和嫉视”,其“笔底下恐怕比王实味还要感到黑暗而失望”。正因为其作品“所暴露的不可救药的黑暗”,不是出自“新生活环境”,所以鲁迅能成为“导师”“主将”。

由此,秋水得出结论:“(1)暴露黑暗,无论歪曲到什么程度,只要不是`新生活环境'中的,是青年导师,是文化主将。(2)暴露黑暗,而是`新生活环境'中的小人物,`还不算是暴露黑暗的作品'。(3)暴露黑暗,而又是`新生活环境'中的大人物,乃是`托派汉奸'”[3](P57-60)。

五、梅子:《鲁迅的再评价》

文章分为四部分:一、“前记”;二、“鲁迅底政治意识”;三、“鲁迅底文学创作”;四、“余话”。“梅子”其人,尚待考证。另有梅子编《非“革命文学”》,光明书局1929年出版,在思想上与本书同调。

鲁迅去世已经五年,其相关评价,却发生两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或神化,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鲁迅艺术学院”的开办,也历有年所。这是一种“政治性的捧死人”。相反的,是把鲁迅当作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大罪人”,不仅视其后期的言行,为“一群魔鬼的帮闲头子”,而且将其前期的创作,也“轻轻一笔抹煞”,于是,鲁迅变成“中国文坛上十恶不赦的不祥之物”。因此,梅子欲重给鲁迅一个“再评价”。

首先来看鲁迅的“政治认识”。从日本剪辫回到绍兴西鲁之后,鲁迅曾受到乡人“严重的诘难与笑骂”。此后,又在北京度过十四年的“小官僚生涯”。在此期间,鲁迅虽曾参加反抗北洋军阀的运动,但据说,其目的是想“活动一个北女师大的校长优缺”。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钱玄同等,“都曾显露过很灿烂的光芒”,然而鲁迅,“却又名落孙山”。其思想与生活,实在找不出“主将”、“导师”、“旗手”、“大师”、“方向”的影子。鲁迅在北京主编《语丝》时,曾与上海创造社论战,其“真实主因”,乃是为争夺“中国文坛的霸权”,实际上与“思想问题”无关。此后,鲁迅从北平而到厦大,从厦大再回上海,“欲`呐喊'而不可得”。但CP的垂青,“这幸运也是不幸之神”,却落到鲁迅头上。于是,“成仿吾充军到德国”,“创造社无形解体”,而鲁迅也就“不折不扣”,成为左联的盟主。不过,既然做了“旗手”,“一切文学上的理论”就“必须”跟随“CP的政治主张”,由“普罗列塔列亚文学”,走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纵然受到同志和社会人士的“诽笑责难”,也只有“硬着头皮作`韧性'的斗争”。鲁迅“尝尽”“甜酸苦辣”之后,所收获的“代价”,便是今天的“神化”。

再看鲁迅的“文学创作”。站在纯文学的观点,《阿Q正传》是鲁迅“比较成功的创作”。其“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前后”,“是在一个落后的小乡镇上”。作品指出“封建社会对于贫农的压迫”,以及“贫农唯一的反抗方法”,即“阿 Q精神”。如果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现实,指导人生”,《阿Q正传》“确已”不负使命。阿Q“早在一九一一年死去”,但其“断子绝孙”,并未“损害”“作品的存在价值”。鲁迅“并不是没有文学天才”,可惜的是,后期的鲁迅,却被政治“毒害”和“断丧”。CP的“训令”,“简直是杀害了他的创作生命”。其一,是“要他利用文坛上的地位,利用文学创作的武器,攻击现政府”。这便是鲁迅的“杂文”。其好处在“敲辣俏皮”,但“较之北四川路上`老枪'`蹩三'`娘姨'`大姐'们的当街大骂,打情妙俏”,却“相形见描[拙]得多而且远”。其二,是由“普罗文学”转变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虽“奉命唯谨”,但“内心之痛苦”自不待言。因此,其正式的提出,不是“盟主”的“大手笔”,而是由高足胡风充当“前锋”。这幕“旧戏新唱”或“新戏旧唱”的“滑稽剧”,本应在“寂寞”中“过去”,但“不知山高水低的无名小卒”徐懋庸和周扬,对此口号,却提出抗议,要求改为“国防文学”。“盟主的学[尊]严”不是“损毁于”“`敌人'手里”,却“丢脸在”“`战友'中间”,故被鲁迅斥为“极糊涂的昏虫”。然而,“鲁迅的余年”,也最终葬送在这“一团糟的情形”之中。

由此看来,如果文学“应该和政治结婚”,那么,“一位天才的文学家应该与正确的政治主张发生恋爱”。“如果一躲[朵]鲜花插在粪土里”,“纵然是国色天香”,“也不会引人注意”。正因为如此,对鲁迅的一生,梅子“只感到无限的寂寞与惋惜”[3](P61-68)。

对于本书,孙郁在《被亵渎的鲁迅》的《序》中,作过简短的点评。在他看来,“梁实秋、鲁觉悟的文章虽对鲁迅有微辞,但有的地方并不偏激。而郑学稼与梅子的文章,则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不切实际的推理。例如郑学稼的《鲁迅与阿Q》一文,把阿Q看成鲁迅自我化身,并否认鲁迅是革命家、思想家。梅子的《鲁迅的再评价》则对鲁迅的政治观、特别是晚年思想大加否定。郑学稼与梅子在对鲁迅的总体评价上,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都竭力抹杀鲁迅思想的社会意义”[5](P25)。对《鲁迅与王实味》一文,孙郁则置而不论。不过,其中颇可商榷者,不止一二。首先,令人奇怪的是,孙郁在《序》中,竟两次将“鲁觉吾”写作“鲁觉悟”[5](P25)。即便是疏忽,但作为再版本,也实不应该。同时,如前所述,鲁觉吾的论调,早已超越“微辞”的界限。孙郁的评价,其实并不恰切。其次,所谓“郑学稼与梅子在对鲁迅的总体评价上,有着相似的观点”,予人的印象是:二者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然统读全书,可以看出:梅子的文章,实则是对前六文的整合,不过其主要观点袭自郑学稼的论述而已。之所以命名为“再评价”,也宣示了本书有别于左翼的叙事立场。至于郑学稼“不切实际的推理”,实际上却为鲁迅《阿Q正传》的阐释,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更何况,文学批评并不排斥误读。总体而言,梁实秋和郑学稼的见解较为持平。其余如鲁觉吾、梅子者,思想不但浮薄,行文亦甚粗陋,置于集中,高下立见。

《关于鲁迅》出现于抗战的历史语境中。这一时期的国共两党虽有合作,但摩擦与斗争也如影随形,并最终爆发“皖南事变”。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其精神得到高度认同和空前发扬。在战时首都重庆,每逢其忌日或诞辰,都有不同规模的纪念活动,而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尤为有力。“鲁迅”在成为文化符号的同时,也闪耀着鲜亮的政治色彩。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出登峰造极的评价。1941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以《鲁迅先生与新文化运动》为题,将此在显著位置刊出,反响强烈。《关于鲁迅》作为“最早系统的反对鲁迅的书”[5](P24),实际上是对这一浪潮的反拨。其矛头所向,更多的还是希望穿透鲁迅,直指中共。1985年,台湾左派人士,陈映真的挚友尉天骢,曾在《鲁迅正传》的勒口上,写过《推荐的话》:“从三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难以确定,誉之者颂之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导师',毁之者诋之为`赤色的文棍';这些都是政治主义下被歪曲的鲁迅形象。受到这种影响,人们便很难从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和中国知识分子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沉痛中去理解鲁迅,以至于他的呐喊、彷徨、悲愤、委屈,和他的挫折、扭曲、虚无与感伤,都难以为人了解。郑学稼先生这本书根据第一手的资料来写鲁迅,不但使人接触到中国近百年来的不幸,也同时使人体认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6]。对《关于鲁迅》,也应从这一角度出发,重新加以审视。

[1]王卫平.鲁迅接受中的误读与曲解、攻击和辱骂现象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2]李国宁.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俳句与周作人[J].日本问题研究,2006,(3).

[3]梅 子.关于鲁迅[C].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

[4]熊飞宇.倾听一种非议的言说:郑学稼论鲁迅[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

[5]孙 郁.序 被亵渎的鲁迅[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6]郑学稼.鲁迅正传[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