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群四种常见恶性肿瘤经济负担趋势分析

毛宝宏，白亚娜，胡晓斌，赵 迟，徐生刚，王 辉，祝 意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疾病模式的转变，恶性肿瘤已成为各国人民主要的疾病负担［1］。据我国有关部门估算，每年用于恶性肿瘤患者的医疗费用约800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损失高达1 432.3亿元［2］。农业人群不仅是医疗卫生关注的重要群体，而且是某些恶性肿瘤的高发人群，其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死亡率一直居于前四位［3］，但有关农业人群恶性肿瘤的经济负担及其变化趋势的报道罕见。本研究通过分析兰州地区2所三级甲等医院11年内收治的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农村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旨在了解该地区农业人群四种常见恶性肿瘤的经济负担及其变化趋势，以期为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兰州地区某三甲综合医院和某肿瘤专科医院1996—2006年病理诊断为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农村患者的病历资料 (所有病例均按照ICD－10分类)，获得有效病例2 055例。

1.2 研究方法

1.2.1 直接经济负担及趋势 利用兰州地区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住院患者的人均医疗费用及变化情况来评价各恶性肿瘤的直接经济负担及其趋势，其中各项医疗费用以GDP平减指数进行可比价转换以消除物价上涨的影响，运用动态数列分析各种医疗费用的变化趋势，以平均增长速度表示各种医疗费用的变化程度。

1.2.2 间接经济负担及趋势 用人力资本法［4］计算各恶性肿瘤的间接经济损失。公式为:人均间接经济损失=人均潜在工作损失年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权重;其中人均潜在工作损失年数 (average 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AWYPLL)按下式计算:AWYPLL=∑［(R－Xi) ×Di］/n，其中R表示停止工作的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Xi表示i年龄组的组中值，Di表示i年龄组的死亡人数，n表示相应的死亡人数;生产力权重在0～14岁、15～44岁、45～59岁、≥60岁的取值分别为0.15、0.75、0.80和0.10，总人口的生产力权重为0.5。以平均增长速度表示人均间接经济损失随年份的变化趋势。

1.3 质量控制 严格挑选和培训调查员，专人审核调查表，随机抽取10%的录入数据进行复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肿瘤人均住院费用间的比较及不同年份各肿瘤人均住院费用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各肿瘤人均住院费用与年份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住院患者直接经济负担及变化趋势 表1显示，1996—2006年兰州地区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住院患者人均住院费用在不同年份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四种恶性肿瘤的人均住院费用为8 774.70元/人，且逐年增长 (rs=0.96，P＜0.05)，平均增长速度为12%。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11年人均住院费用分别为6 328.03元/人、6 582.06元/人、9 301.47元/人、9 998.66元/人，各人均住院费用逐年增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8%、2%、12%、15%。

2.2 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AWYPLL和人均间接经济损失状况及变化趋势 表2显示，1996—2006年兰州地区农业人群由四种恶性肿瘤引起的AWYPLL为8.35人年，人均间接经济损失为33 019.21元/人。两者均逐年递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43%。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AWYPLL分别为11.32人年、6.99人年、8.19人年、6.92人年，人均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45 945.23元/人、28 005.25元/人、30 905.87元/人、27 220.49元/人。其中由肺癌引起的AWYPLL逐年递增 (rs=0.99，P＜0.05)，平均增长速度为9%。其他三种恶性肿瘤引起的AWYPLL与年代无相关关系 (P＞0.05)。

表1 1996—2006年兰州地区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住院患者人均住院费用 (元/人)及变化趋势Table 1 The trend of averag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on peasant patients of common cancer in Lanzhou area from 1996 to 2006

表2 兰州地区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AWYPLL和人均间接经济损失状况及趋势Table 2 The trends of average 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 and average indirect economic burden on peasant patients of common cancer in Lanzhou area from 1996 to 2006

3 讨论

3.1 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的直接经济负担巨大且日益加重该研究显示，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给兰州地区农业人群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较重，且逐年上升。11年间四种恶性肿瘤的人均住院费用均明显高于甘肃省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5］，且以12%的平均速度递增，高于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水平 (11%)。各恶性肿瘤中食管癌和胃癌的人均住院费用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报道［6］，而肺癌和肝癌低于其相关报道。提示兰州地区农业人群食管癌和胃癌的直接经济负担相对较高。11年间肝癌人均住院费用增长速度最快，提示兰州地区农业人群肝癌的直接经济负担日益加大。

3.2 农业人群四种恶性肿瘤造成的间接经济负担远大于其直接经济负担 该研究表明，11年间兰州地区农业人群肝癌、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AWYPLL分别为11.32人年、6.99人年、8.19人年、6.92人年，均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报道［7－8］。提示兰州地区农业人群有更多正处于工作和创造价值年龄的群体因以上四种恶性肿瘤过早失去生命，而相比之下肝癌造成的损失最多。四种恶性肿瘤的人均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其人均直接经济损失的7.3倍、4.3倍、3.3倍和2.7倍。提示由于恶性肿瘤过早失去生命而导致的社会间接经济损失远远大于其直接医疗负担，这一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9］。11年间四种恶性肿瘤人均间接经济损失的增长幅度较大，其可能主要是由于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致，但AWYPLL的增长贡献不容忽视。肺癌导致的AWYPLL随年份的递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该地区农业人群由肺癌导致的间接经济负担正在逐年加重。

由此可见，尽管近年来随着新农合等一系列卫生政策的实施，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农业人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并未消失［10］，因恶性肿瘤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并没有下降。因此，各卫生机构在加强医疗管理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同时，也应该加强“预防为主”的疾病防治策略。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在加强机构能力建设、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更应该发挥其前沿哨兵的作用，提高其疾病预防控制的功能［11］，在社区、村镇定期举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人们的防病知识，使人们认识到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严重性及常见症状，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逐渐改变自身的不良生活方式，注意到自身的异常症状而提前就医，才能真正实现从“被动治病”到“主动防病”的转变。这对提高整个人群的健康水平，降低整个社会的疾病经济负担都具有重大意义。

1 Bray F，Moller B.Predicting the future burden of cancer［J］ .Nat Rev Cancer，2006，6(1):63 －74.

2 董志伟，乔友林，李连弟，等.中国癌症控制策略研究报告［J］.中国肿瘤，2002，11(5):250－26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254－255.

4 程晓明.卫生经济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4.

5 樊怀玉，鲜力群.甘肃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363.

6 褚守祥，滕俊玲，李林青.1650例恶性肿瘤病人住院费用调查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1999，16(5):303－304.

7 康宝华.泰安市大汶河流域恶性肿瘤死亡居民疾病负担调查分析［J］.社区医学杂志，2010，8(3):28－29.

8 戴苡，陈凤香，沈清，等.杭州市西湖区2002—2005年居民恶性肿瘤死亡与减寿分析 ［J］.中国肿瘤，2007，16(12):994－997.

9 Kim SG，Hahm MI，Choi KS，et al.The economic burden of cancer in Korea in 2002［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Care，2008，17(2):136－144.

10 顾雪菲.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衔接干预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0，13(8):2421.

11 倪云卫，万华杰，甘志远.南宁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报告与处理现状调查 ［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8):2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