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问题意识”的强化与“学科基本任务”的坚守——关于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理论研究的两点反思

刘建和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我国一般训练理论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般运动竞赛理论研究则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辛努力，不惟学科体系已经草创，且还对我国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实践提供了较为坚强的理论支持，其中不少成果成为实践者行动的指南，对此，我们倍感欣慰。

然而，历史地看，相对于无穷丰富的、常青的运动训练与竞赛实践，运动训练与竞赛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要想使理论保持较高程度的鲜活，对理论本身的合理怀疑与科学批判，永远是必须的。理论只有在自我更新中求得发展［1］，也只有如此，理论才能持久地、正确地、有效地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与此同时，笔者始终认为，对理论的反思和理论工作者的自我反思，同等重要。

根据上述理念，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必要综述的基础上，对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些许思考，在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1 关于“实践问题意识”的强化

实践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理论研究也不能例外。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实践中存在和发生的问题，不仅给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更重要的是，描述、解释、干预这些问题并预测可能发生的新问题，是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如前所述，我们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可是，我们亦当常自警醒:在为如斯成果喜悦的同时，“问题意识”已经在不自觉地发生着缺失?我们是否已处于一个误区，即把现有的理论作为后续研究的主要甚而唯一的出发平台?

作为严谨的理论工作者，我们经常要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究竟存在和发生了什么?大约在10年前，笔者在探讨运动竞赛复杂性时曾述及过“应然”与“实然”的关系:运动训练与竞赛研究者在研究态度上必须完成从意志本位到规律本位的理性回归——运动训练竞赛理论应当首先体现运动训练与竞赛的规律，而不能只体现研究者本身的某种意志或愿望，哪怕这种意志或愿望是非常美好的。换言之，运动训练与竞赛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或科学性高低的根本标准，只能以其是否揭示了运动训练与竞赛的某些规律或揭示这些规律的层次。实践已证明，从原则到原则的研究途径是行不通的。在对运动训练与竞赛的研究中，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应然”的态度，即运动训练与竞赛“应当”怎么样;另一种是“实然”的态度，即运动训练与竞赛“实际”是怎么样。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后者。运动训练与竞赛研究必须从实然开始［2］。此处所指的“实然”，主要含义就是“问题”、“问题群”或“问题链”。

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问题的思维框架，但绝不能代替认识问题的过程，更不能代替问题本身。

理论的价值由问题的价值所决定。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是理论得以长足发展的前提。

在作为哲学重要一支的问题哲学中，曾根据不同的标准，对问题进行了分类，如真问题和假问题;一般问题与关键问题;历史问题与时代问题，等［3］。此对我们透析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诸多问题不无裨益。

——历史问题与时代问题

在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实践中，有一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时代问题，即这些问题贯穿于实践过程的始终，如运动训练分期及竞技状态形成问题、运动负荷安排问题，等等。我国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亦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高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4-7］。

我们注意到了在对运动训练分期及竞技状态形成等问题的理论探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争论。笔者始终以为，首先，真理越辩越明。对问题应当允许讨论——哪怕是对权威性理论。这是中国体育学术界应当有的气度。这个世界应该有多种声音。马克思曾公开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尚需要不断发展，况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理论乎?多一个人关心问题比少一个人好。哪怕一些见解可能失之于偏颇甚至荒诞，但起码可以告知其他人:此路不通!其次，在对问题的解释活动中，多一种理论框架比少一种好。理论框架的单一，是不能形成学派的科学学方面的根本原因。就科学活动而言，学派林立，是学术繁荣的主要标志之一。而运动训练与竞赛学界欲想达到这一层次，尚需十分艰苦的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容许、鼓励运动训练与竞赛学工作者掌握不同的理论框架。从某种角度上讲，研究者力求在科学研究中“标新立异”，是科学前进的主观动力，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没有这种品质，“创新”从何而来?如果只能在历史传承下来的理论框架中思考问题，那“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从何而来?至于研究者在“标新立异”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不够严谨，甚至出现了某些“异端邪说”等瑕疵，则是科学在前进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大可不必厚非。这也是体育科学界应具有的胸襟。古人且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相信我们的气度应远超古人［8-9］。

——关键问题

所谓关键问题，顾名思义，指对事物起转折关联作用的问题。

有学者对我国冬奥会优势项目训练中的“陆冰(雪)衔接”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作为相对独立的两种训练途径，在实践中各自积累了一定的方法、手段，也有了相对丰富的训练经验。但从训练衔接与专项能力发展的角度审视，两种训练系统无论是对项目训练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是对训练规律的提炼，都尚未总结出科学的内容、方法，也未提出有效的训练原则，更难以在掌握国际前沿的基础上，提出科学衔接的训练体系。而这种科学衔接的训练体系可以有效地提高专项运动能力、科学预防冰(雪)上运动损伤、丰富冬奥会项目的训练手段、提高运动员冰(雪)上训练心理适应度，为在索契冬奥会取得优异成绩提供关键性技术支持［10］。

另有学者则把“注重赛艇训练的长期计划与赛前竞技状态的调控”、“进一步加强赛艇的技术训练”、“加大力度改善传统的力量训练”列为中国赛艇训练的三大关键问题［11］。

至于“稳定性问题”，笔者一直把它视作各个运动项目都应当极为重视的关键问题并应成为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依据在于:首先，关于训、竞关系的道理千条万条，最终可简化为一条:如何在竞赛中稳定地发挥训练中获得的竞技能力。其次，稳定性问题的核心是比赛场上的稳定发挥;稳定性是训练与竞赛实现光滑连接的通道，即可从“稳定性”去透视训练与竞赛的关系。此种认为沿循如下逻辑路线:训练是竞技能力的积累过程，竞赛是竞技能力的表现(发挥)过程。发挥程度的主要标准——稳定。最后，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如何能在高度应激的竞赛环境中得以高水平的、创造性的再现，牵涉到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神经生理——心理因素和竞赛环境因素。解释运行于这些复杂因素下的机制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十分困难的任务。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男子体操队在团体决赛中，以六个单项18人次参赛“零失误”的“超稳定”的惊人的表现获得金牌，类似经典战例，不是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吗［12-14］?

众所周知，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破解或完全破解的问题，此类问题成为了所谓“难题”。关于问题与难题的关系，哲学家们指出:“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15］”。

运动训练特别是运动竞赛中的一些现象动人心魄，让观众如醉如痴:埃蒙斯为什么在连续三届奥运会上射出鬼使神差的最后一枪?“黑色三分钟”、“绝地大反击”等的真正成因是什么?是不是只能用“偶然性”加以解释?在“一决生死”(例如，在伦敦奥运会射击、射箭比赛中多次出现的最后一枪(箭)决定金牌归属或晋升次轮)的处境中，运动员究竟想的是什么?这些难题多年未解，使人迷惑、让人晕眩，又那么诱人、令人魂不守舍。

笔者以为，下列科学难题有待我们逐一攻克:

“埃蒙斯现象”族包括:

——“埃蒙斯现象”:可否解释为运动员神经-心理在极度应激条件下产生的行为异常。

——Choking现象:Choking一词源于医学术语，指生理上的“窒息、透不过气”的现象。后被借用于运动心理学领域。现指“在感知的压力下，由于焦虑水平的升高导致运动执行过程发生严重衰退”(刘运洲、张忠秋，2009)。

——克拉克现象，又称克拉克魔咒:是指优秀运动员在重大比赛中不能正常表现出所具有的竞技能力，比赛失常的现象［16］。

——相克现象:指相同或相似水准的运动员(队)在屡次比赛中某方基本不胜的情况［17］。

导致前述现象难以破解的原因可能为:运动员是个复杂巨系统，生物复杂性、社会复杂性、物理(机械)复杂性等互相作用，产生更为复杂的关系［18］。

比赛现场运动员身体(含心理、生理等)信息的采集。

此难题的存在首先受限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水平。其次，即便是已具备相应的科技手段，但难以进入比赛现场，更难以作用于运动员身体。再次，难以作用于运动员身体的原因有运动员、教练员方面的原因和影响观众欣赏等原因。

前述信息的滞后采集可能会导致两个后果:信息可能失真;由于竞、训信息不对称，从而致使训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对比赛过程难以实施精确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运动竞赛是一个随机过程。随机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指由于各种影响比赛结果的因素的无序介入，引发偶然性在比赛中出现，从而导致比赛过程和结果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的性质。随机性引发的随机事件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有利于本方，也可能不利于本方。

运动竞赛是一种机制，比赛双方的赛场即时状态在特定的竞赛环境里构成一种特定的机运。完全有可能出现竞技状态及比赛进程的“随机涨落”现象，这也是竞赛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

参赛风险问题:竞技体育——集技术风险、经济风险、伦理风险为一体的领域［19-20］。

啰嗦如前述，无非是一个主题:从不自觉的“理论本位”回归到“实践本位”、“问题本位”。“如果没有问题意识，不针对问题，不研究问题，不回答问题，不从问题开始或始于问题，那就是还没有走进理论的大门，还在理论大门之外徘徊，严格说，还谈不上理论意义上的对和错、真与伪［21］”。对我们的年轻理论工作者而言，以上这段话语，虽有些许尖锐，但也许不无启迪，也权当是一个过来人的忠告吧。

2 关于“学科基本任务”的坚守

无论是运动训练学还是运动竞赛学，都牵涉到一个学科任务问题。余以为，最基本的任务无外乎两条:其一，深刻揭示存在于各运动专项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规律并形成理论;其二，将这种理论用于服务、指导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实践。若偏离了基本任务，有可能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哪怕这种偏离是不自觉的。

在完成第一条任务方面，我们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然而，笔者的一种感觉日渐浓烈:我们的研究，似乎对“深刻”方面关注不够甚至在有意无意的回避。

除公开发表的论述之外，笔者还曾拜读过不少硕士乃至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平心而论，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的力作并不多见，令人信服(尤其是令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实践者信服)并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的理论观点的涌现尚不尽如人意。

理论创新一定是对有价值的命题进行了前人未有过的理论拓展或深入。理论的创新一定是源自对研究对象规律的深刻揭示。“深刻是对事实的穿透，是对本质的凝视，是对表层和伪装的剥离，是对树根的挖掘，是对果核的解剖。深刻多是深沉而平静的，从不大吵大闹;深刻往往又朴素而直白，不喜欢浓妆艳抹和华丽的外表;深刻崇尚简洁而锋利，不愿意拖泥带水，也不肯模棱两可。深刻意味着突破。［22］”。

笔者常提醒自己警惕所谓“精致的平庸”。即过分注重论文的格式而忽视了内容的精彩。一些论述从写作上无可挑剔，但读来老觉“提不起神”。每逢此时，便想起古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来。这里，没有一丝轻视写作规范性的意思，而是希冀读到在文中闪烁着的思想的火花，也许，这才是成果真正的动人之处，这才是成果真正的价值所在。

在自然科学界中，不少有识之士呼吁要警惕所谓“中间成果”，即既没有原始理论创新又还没证明具有应用价值的成果。在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理论研究中，我们不是也应当保持同样的警惕性吗?

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怎样认识新术语和新知识的关系。近年来学界涌现出了不少新术语，其中一些确实描述、说明和解释了一些实践问题。但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术语都能代表新知识的出现。如果术语不能说明新问题或对老问题进行新的质性解释，即如果是对同一问题用不同术语进行同级水平的描述，此术语的科学价值可能不大。

笔者理解的运动训练及运动竞赛理论研究的第二个基本任务是服务、指导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实践。

为什么首先强调的是“服务”?很好回答:不能为研究而研究。

理论应当做什么?服从实践的需要。理论能够做些什么?如前所述，无非是描述、解释、预测、干预运动训练和竞赛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这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所在。理论从实践中来，还得回到实践中去。“干预”，不仅是指导，更多的是服务。于此，理论工作者似乎应当放低一些姿态。

在“服务”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似应引起我们注意。

第一，语言的简明性和易懂性。

运动训练及运动竞赛理论的阅读者群体除相关专业大学生外，更有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对此，理论“可读性”高低，是理论能否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所在。有的论者也许是无意，喜欢使用较为晦涩的语言，直接影响了前述“可读性”，使教练员和运动员对理论敬而远之。

用复杂语言说明简单问题、用复杂语言说明复杂问题、用简单语言说明复杂问题，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境界。

我们想表明的是:对问题认识的深刻性、正确性与表述的简明性并不矛盾。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堪称表率:发展就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多么简明却又多么精辟!

第二，数据的普适性、真实性与准确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用数据说话。在很多研究中，采集了大量的数据，此对增大研究的客观性起着很好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研究中确实存在“为数据而数据”的倾向。数据是说明“道理”的。因此我们更关心的是:数据究竟说明了、解释了、揭示了什么?数据究竟帮助人们解决了什么实践问题?

“数据质量”，是我们必须加以严重关切的事情。其中，数据的普适性、真实性与准确性尤为重要。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牵涉到学术道德和学风问题，在此不赘述，只作一善意提醒，力避所谓“为服从研究目的而选择相关数据”现象的发生。至于数据的普适性问题倒是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一些一般运动训练及运动竞赛研究文献中，论者常使用某个运动专项中的数据来说明运动训练或运动竞赛的一般性问题，这就陷入了常见的逻辑困境:事例(数据)是个案性的、结论却是一般性的。人们可能就会发问:前者是否包含足以证明后者的全部信息、至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因此，在进行一般运动训练及运动竞赛理论研究时，使用数据应当十分慎重，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科学态度。

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实践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学科完善的路很漫长。笔者以上议论不过是兴之所至、信手而来。如能触发学界众多青年探索者的一丝思考，则幸莫大焉。

［1］刘建和，孙良勇，温宇红.2003年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成果回顾［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30(4):36-40.

［2］［18］刘建和.运动竞赛复杂性:复杂科学新视野［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27(6):58-60.

［3］［15］赫舍尔［美］.人是谁［M］.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3.

［4］姚颂平.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本质、现状和发展前景［J］.体育科学，2012，32(5):3-11.

［5］姚颂平.继承与弘扬马特维也夫教授的运动训练学术思想［J］.体育科学，2006(11):4.

［6］陈小平.对马特维也夫“训练周期”理论的审视［J］.中国体育科技，2003，30(4):6-9.

［7］许琦，黄海涛.对马特维也夫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质疑——维尔霍山斯基的运动训练理论观点［J］.中国体育科技，2003(4):10-12.

［8］刘建和，姜涛，李林.目前竞技状态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J］.体育科学，2007，27(7):70-74.

［9］刘建和.关于训练学研究的几点思考——逻辑的与历史的［J］.体育科学，1991(5):124-127.

［10］朱志强，宋佳林，刘石，等.我国冬奥会优势项目训练陆冰(雪)衔接训练的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5(4):7-10.

［11］陈小平，等.中国赛艇训练关键问题研究［J］.体育科学，2011，31(1):56-62.

［12］刘建和.技术·战术·稳定性—训练学研究三大难题及其部分求解之可能性［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26(4):48-51.

［13］蒋国勤，张崇光.世界优秀跳远运动员竞技表现过程的稳定性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2):156-159.

［14］刘建和，杨俊用，谭颖，等.北京奥运会比赛的训练学启示:1个现象与3个难题［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4):33-37.

［16］李益群，田麦久.体能类选手在重大比赛中的“克拉克现象”［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1(2):36-38.

［17］岳海鹏.隔网对抗类(乒乓球、网球)项目比赛中“相克现象”的初步研究［J］.体育科学1999，19(5):24-27.

［19］张彦.现代科技的风险类型及其博弈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3):17-19.

［20］石岩.我国优势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参赛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应对［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5.

［21］张小林.理论始于问题［J］.中州学刊，2009(1):4-6.

［22］引自《读者》［J］.2002(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