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知行观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扬弃与发展

□黄 辉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哲学部，四川 成都 610071)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之辩”亦是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在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到近代的孙中山，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试图对该问题作出较为圆满的解答，但事实上却都未能如愿。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其认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学说予以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圆满而又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一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难题。毛泽东对“知行”问题卓具特色的阐发和贡献，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积极成果与合理内核，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刻地阐明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一)对“知”、“行”范畴的科学规定

纵观哲学史，人们对“知”、“行”范畴的考察可谓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但从总体上看，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知”，要么是指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封建伦理规范，要么是指人们内心的某种神秘体验。所讲的“行”，则要么是指某种根本超出主观认识之外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是指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行为。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里本来就潜藏着正确的思想或观念，只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措施就可以使之显现出来，宛如把母腹中的婴儿接生出来—样。例如，柏拉图就曾把“理念”看作是认识的真正对象，把人们的认识活动——“行”，看作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19世纪初的黑格尔则把“行”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从而使“行”完全囿于“绝对精神”之中。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了“生而知之”的理论，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宋代的程颐则提出了“德性之知”之说，认为“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这里他明确断言有一种知识是超经验、超感觉的，是先天固有、主观自生的。在程颐看来，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闻见之知，其所以知之能，和所知之理，都是我固有之的。德性之知固然不必外求，闻见之知所要认识的那个道理也早就在我的心里了，不过要通过穷究外物之理来启发心中之理而已。

一切旧唯物主义者，虽然都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但他们都没有真正懂得“行”对“知”的决定作用。例如，德国的费尔巴哈虽然也曾谈到过实践即“行”的问题，但他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等活动。应该说，费氏对“行”的理解从本质上讲是狭隘的和片面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点;更有甚者，费氏还把“行”的主体人理解为抽象的生物学意义的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类”，即“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P18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一开始就谈到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段斗争的依赖关系。”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是对“知”、“行”范畴作出过完全科学的规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不仅彻底地批判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主、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而且还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种种缺陷，科学地揭示了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并认为这种认识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臻于完善的。毛泽东正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知行观，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以及在中国的变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对“知”、“行”这对传统哲学范畴给予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科学规定。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早期，针对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针对教条主义，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要求人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又概括地指出“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是生产活动，并强调“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他就不是唯物论者。”后来，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更是明确地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由于人的认识“常常受着许多条件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并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诸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2］P270因此，“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从上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说的“知”是指在科学的实践基础之上所得到的可变的认识。

关于“行”，毛泽东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批判继承了中外哲学史上的有关成果，对“行”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曾把实践看作“人的感性活动”;列宁把实践称之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并认为实践是联系主体与客体的“环节”和“交错点”。毛泽东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践或“行”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及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2］P272。进而把实践科学地表述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并强调指出，实践就是“做或行动”，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即“自觉能动性”。［2］P445毛泽东对“行”的这一理论上的高度概括，进一步科学地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概念的科学内涵的极大丰富和重要补充。

毛泽东不仅对“行”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规定，而且还对“行”即实践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社会性、历史性、客观性、普遍性、能动性等作了梳理和系统发挥;同时他还把“行”或实践的基本形式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基本形式，并进而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三大基本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在中外哲学史上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二)关于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系统阐述

在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由于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知”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否认客观物质世界是“知”的唯一源泉，因此都直截了当地主张“知先行后”。例如孔子就强调“生而知之”;《老子》主张“不行而知”，“不出户，知天下”，“塞其兑，闭其门”，把认识和外间世界完全隔绝起来。在《老子》看来，“五色令人目盲，五言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畋猎使人心发狂”就是说，过分地追求物质生活，享受各种颜色、声音、味道，就会使人目盲、耳聋、味口败坏。因此，感性认识和一切感性的物质欲望是必须绝对排斥的。这实质上是要割断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把认识说成是纯粹主观自生的、超感觉经验的东西;宋代程颐认为“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须是知了方行得”，主张“知”指导“行”。他认为，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以知为指导，以对那件事情的认识、了解为基础，然后才去行动，好比行路需要光照一样。知对于行来说，就是那指路的明灯。只有在知的指导下，行路才有方向，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地;没有知的指导，行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冥行”。可见，知在行先，知比行更根本、更重要。陆象山主张“吾之本心”乃“行”之源泉;“知之在先，行之在后”，认为这个本末次第是不能颠倒错乱的。王阳明则更为明确地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这实际上是把它们当作观念上的不同层次，完全否定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显然是一种把“行”归于“知”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西方，无论是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还是十七世纪的大陆“唯理论”派，乃至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几乎都程度不同地主张“知先行后”说，尽管他们尚未明确提出“知”、“行”等颇具东方特色的哲学概念，但他们差不多毫无例外地都强调理性、理念、“绝对精神”等对感性、现实以及物质世界的决定作用，显然它们与“知先行后”之说无疑具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而历史上的一切旧唯物论者在知行关系问题上都较为自觉地主张“行先知后”说，认为“行”是第一性的，“知”是第二性的。中国封建社会唯物论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则更为明确地指出:“闻见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系行焉”，强调“行”高于“知”，“行”是“知”的基础;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为“行而后知”、“以行而求知”，强调“行”对于“知”是第一性的……。而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者都认为理性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即主张“行先知后”说。

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唯物性和辩证性，即把唯物又辩证的观点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时已有所涉及，但尚未作出明确而又系统的概括;列宁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3］P181的灼见。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一重要思想，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经验，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特别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经验，进一步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到实践的能动飞跃，以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强调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即“行先知后”，强调“行”对“知”的决定作用，认为“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到此却步。在他看来，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并非完全被动，相反，它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上，特别是表现在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方面。即“实践若不以革命的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4］P267。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更为明确地把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高度概括为“两个飞跃”，这一科学概括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表现在:它不仅正确地说明了从实践到认识的这一能动飞跃，而且更在于它强调了“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性认识，还需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飞跃，更主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飞跃”，“这个飞跃，比起前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4］P268－269。这就是“知”、“行”关系的辩证法。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讲的知行关系，实际上是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形式上看，表现为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不断地分离和整合，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从内容上看，则表现为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既对立又统一，且它们的每一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P273

二、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实践的主体”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和概括

知、行的主体是谁?不同的人对此可能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回答。主观唯心主义者常常把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天才人物视为知行活动的主体，而把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看作是“群氓”。例如，孟子就编造了一套“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的谬论。柏拉图就把下层劳动人民置于“理想国”之外;尼采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畜群”、“贱民”，等等。客观唯心主义者则常常把“天”、“理”等先验的东西视为知行活动的主体。旧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根本缺陷是不了解“行”或“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不了解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阶级社会就是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人的实践不是相互孤立的单个人的抽象活动，而是社会的集体的活动。同时，社会的人的实践活动又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所谓“行”或“实践”就成了“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1］P18。在中国哲学史上，不论是荀况、王充、王夫之、颜元，他们所了解的“行”或“实践”，都是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把它看成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的活动，或者是按封建道德标准化理想化了的“圣人”、“君子”的活动，是资产阶级“伟人杰士”的试验、探索和冒险的活动。他们之所以不能对“行”或“实践”的主体作出科学的解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都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脱离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的革命实践，因此，必然地要歪曲社会历史的真相。例如，王夫之污蔑“庶民”营营终日的活动，不过是“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之类的本能活动，其实无异于禽兽;孙中山也说四万万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阿斗”，“林林总总之实干家”，认为这些人只能听从先知先觉者的指挥，只能做那最简单的事情，他们都不了解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伟大意义。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没有一种理论正确地阐明了知行的主体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5］P120。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广大的人民群众被看作是知行活动的真正主体。毛泽东认为:“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6］P22马克思曾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P58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继承马克思这一思想进而科学阐发知行主体问题的呢?

毛泽东对知行主体问题的科学解决，应该说是具有时代、社会以及哲学意识形态发展的特征的，同时更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特色之一，在于毛泽东所指的知行主体就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中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散布于中华大地上的广大农民;特色之二，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知行主体问题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具体化为群众路线，即把知行的主体——人民群众，当作认识的起点，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的重要内容。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他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5］P54在1934年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动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5］P62毛泽东正是对实践的主体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并充分利用和发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夺取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仅证明了这一认识的真理性，而且也证明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丰富和发展。无疑，它对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知行主体问题上的重大贡献还集中表现在他在革命和建设中反复强调: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P569在此过程中，必须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8］P570这样，毛泽东就独具特色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同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即把“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三者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群众，也只有群众才是三大革命实践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积极的参加者，他们对客观事物和实践效果的了解和认识最丰富、最全面、最准确。

三、毛泽东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知行观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明确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中国传统知行观对此曾有过一些论述或说明。例如，墨子把“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三表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墨子的“三表”，即以历史经验、众人的直接经验和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荀子则把“行”之有效作为检验“知”的正确与否的准绳;他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辩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在他看来，凡是有价值的知识和言论，不仅要符合客观事实，而且要能够实际“施行”。这就是以感觉经验和行为效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王阳明把“良知”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这些子(指良知)看得透彻，随它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便是，合不得便非。”总之，他们都热衷于用“经验”、“良知”、“功用”等作为检验“知”之是非曲直的标准，显然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批判继承中，明确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他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4］P261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别的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强调了实践标准的客观性和唯一性。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以往的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其关键就在于他们不懂得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不了解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更不懂得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把握住了实践的本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进而才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以及在他的哲学批注中十分详尽地阐发、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他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6］P142，“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5］P131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了的。毛泽东引证列宁的话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只有实践才能够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即把主客观沟通起来，并进行对照。客观事物的全部特性及其多方面联系，只有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才能显现出来，人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也因此才能得到检验。一切把真理的标准诉诸于主观或客观精神的唯心主义者，固然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旧唯物主义者，也不了解实践的这一特点和优点，他们往往把真理的标准诉诸于感性的直观。”［9］P386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进行科学总结并实现以上三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从客观条件看:首先，在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潮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构成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进步学生中广为传播，毛泽东是这批以倡导民主与科学和传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为己任的进步青年中的杰出代表。因此，那种否认毛泽东曾受到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说法是立不住脚的;其次，知行关系学说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甚为密切。因此，从政治的发展和需要的角度上看，知行关系问题历来是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所以，依据中国的具体的政治国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这似乎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进行科学总结的直接原因。

其二，从主观因素看: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之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对于把中国的政治斗争及目的同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改造结合起来，从而引导革命走上胜利之途，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实践论》的问世，使人们从中可以进一步清楚看到，毛泽东已经明确感悟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广博内容中，唯有对知行关系问题进行一番史的考察和论证求索，并使之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之途的关键。

其三，从哲学修养看: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毛泽东能对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作出如此全面系统的科学总结并实现了知行观上的革命性变革?我们以为，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之外，这是与毛泽东的才智和他认真而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不开的。同时也与毛泽东本人的理论修养、实际工作能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等分不开。毛泽东一生酷爱哲学，并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且立志非普及哲学不可。不论是青年毛泽东，还是老年毛泽东，都把对哲学的追求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同哲学结缘。毛泽东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传世的专门的哲学著作，而且在他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的论述中也充满了哲学的智慧。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毛泽东在知行问题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就绝非纯粹的偶然。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8］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