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要实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共荣的均衡

□周茜蓉 程金生

(广东警官学院 理论部，广东 广州 510230)

在转型中国社会背景下，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社会分层不断加剧，利益分化显著，社会矛盾显化，思想观念深刻变革，伴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席卷风暴，域外文化的扩散和渗透，多元文化杂然共陈的现象已经出现。面对此种“多元文化不可避免”［1］P368的景象，发挥主导文化的作用，构建主导文化主导、多元文化共生共荣互补的文化新秩序，塑造新的社会认同，促进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引导、规范整合和手段创制的基础性支持意义，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课题。

一、主导文化建设问题的提出

面对多元文化世界不可避免的现实，十八大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P31“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2］P3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2］P31不仅如此，我们党还把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相提并论，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构想。文化建设不仅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系统性内容，而且还对系统整体具有基础性支持的意义。

第一，我党提出的文化建设即主导文化建设。所谓主导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主导文化旗帜鲜明地倡导主导价值观。它围绕核心价值观层层展开，形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为民族国家的人民提供价值导向;第二，主导文化提供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情感——心理模式。主导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能力的整体体现。任何民族国家的主导文化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心理模式，人们对世界、人生的经验、认知、感受、体验无不受到主导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引导、塑造和约束;第三，主导文化还转化为价值规范、风俗习惯、制度体系、技术工具而供给持有这种文化的民族共同体，塑造他们的习惯和才能、体制与机制、技术和工具，形成共同体特有的生活方式，正当合理地展开他们的生活，实现他们的价值理想。上述精神性的观念——情感——心理内容、规范性的制度内容和工具性的技术内容构成了主导文化的复合整体，它建构人们的心灵秩序，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构制度体系，规制人们的行为，供给技术工具，促进社会实践，形塑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主导文化是维持并推动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深沉持久的内驱力、引导力、塑造力和支撑力。

第二，我党把文化建设摆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为基本的原因在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展开的重要变量，它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这一认识在现在越来越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哈里森曾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3］P7“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实际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见解也是三位思想大家所塑造的传统:一是托克维尔，他断定，美国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文化适宜于民主;二是韦伯，他解释资本主义兴起时，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三是班菲尔德，他说明了意大利南部贫穷和专制的文化根源。［3］P29莫伊尼汉的说法明智而清晰:“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3］P8

第三，主导文化建设是国际竞争的需要，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必然。从国际上看，主导文化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渐成世界性潮流。文化作用在当代国际社会的凸显，关键性的原因在于，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之间有着更加频繁的互动与竞争。文化建设可以使国家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赢得主动和优势。美国战略家小约瑟夫·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概念，一改国家建设只重“硬实力”而轻“软实力”的传统理念和思路，推动了国家建设重大战略转型。未来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硬实力”，更取决于其基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心理模式、制度体系和行为模式而产生的文化“软实力”，它可以大大增强国家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诱致力，从而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强调世界新秩序的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1］P6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两个著名观点:其一，文化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只有拥有强大文化能力的国家才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才能带领这个国家实现发展，走向现代化;其二，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化冲突，未来世界新秩序将主要由文化能力的强弱来决定。只有具有强大文化能力的国家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主导这个世界的秩序。这就是他的著名的“文明冲突论”。

第四，主导文化建设是提高国家社会整合能力的关键因素。从国内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杂然共陈的非常时代。主导文化的主导力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才能吸收多元文化的正面营养，克服社会分裂，增强社会团结，重建文化新秩序，不仅实现民族国家的强盛，也增强社会的融合，实现社会整合。

多元文化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多元文化无非是指已有的传统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新兴文化的共在状况。传统文化有长期历史积累而形成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它依旧有生命力。但它不是主导文化，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新兴文化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它与新的社会组织兴起、新的经济社会活动、新的利益需求、新的主体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域外文化输入联系在一起。但新兴文化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它或是纯粹的、个别性的、局部性的，或是社会反常性的，或是异质性的。它有可能是代表未来的，但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民族国家内听之任之，必然会给主导文化带来挑战，甚至破坏文化秩序，导致文化乱象，形成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团结，造成社会分裂。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矛盾的显化、社会冲突的显著增加，也正是主导文化主导能力弱化和多元文化强势冲击的体现。用主导文化对多元文化进行限制并不适宜。文化的功能作用在于文治教化，限制并不切合文化的本性。更为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出现展示了一种生活及其可能性，文化多元化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主导文化来引导，并加以整合，以形成新的文化秩序。与此同时，主导文化本身也需要创新发展。它必须通过吸收多元文化，扩展自身的包容性，提升自身的含摄能力，增强自身的诱致力、影响力，才能将多元文化纳入主导文化之下。因而，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主导文化建设，使它成为“中心的、实际的和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4］P39，形成“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准则和模式，共同的探讨方式和前提”［5］P177，形塑广泛的社会认同，达到“更为真实的归属意识的基础”［6］P20，化解多元文化带来的紧张，增强社会整合。

由此可见，主导文化建设关乎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二、主导文化建设存在的偏见及其克服

主导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及其促进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得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来建设它。但是，当前却有两大非常有市场的偏见阻挠着我们。如果不清除这两大偏见对我们的束缚，主导文化建设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两大偏见即文化权力化和物质功利化。前者没有正确把握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以为政治可以主宰一切，希望用政治主导来实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后者没有正确把握文化和物质功利的关系，对主导文化建设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以为主导文化建设的目的仅仅在于实现物质财富的丰富，在实践中，以为只要舍得投入物质力量就可以带来文化的大繁荣。

文化与政治当然有莫大的关系，任何文化的背后都有着权力配置关系的约束力。在民族国家时代，尽管文化可以超越国家边界而为世界所共享，但政治仍然划定了特定文化的地理边界，民族国家是权力的中心，也是社会认同的中心。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文化发展的命运，好政治足以引导好文化，好文化也可巩固好政治，但文化建设权力化不是文化建设的好逻辑。依赖强制力的社会规制与文治教化的文化化育相互结合才能使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所昭示的智慧在于，政治通过文治教化的文化化育作用，濡化人们的心灵，供给合法性资源和合理性基础，维持着政治的长治久安。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释道三流合一。其内核是:生命价值、礼俗规范和实用理性。梁漱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根本。”［7］P13“他是要人的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7］P17佛家也不例外，佛家的大悲悯实是对生命的深沉关怀。禅宗以“明心见性”、“众生皆可成佛”的生命境界来传达其智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敢妄言“家天下”。汉武帝为前汉强人，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盛唐重佛不弃儒。中国文化史不姓“秦皇汉武”、“成吉思汗”，而是以中国文化精神化育天下。中国疆域扩展伴随着文化中国的扩展。汉昭君出塞，唐公主入藏，推进文化中国向边疆扩展。外族入侵中土，如蒙元、满清，皆接受中国儒释道文化。文化发挥深沉稳定的化育作用。梁漱溟指出:“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7］P32

以中国文化支持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已为众多学者所认同。费孝通指出，社会秩序“这个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8］P10梁漱溟指出:“中国旧日社会秩序之维持，不假强制而宁依自力。然则强制虽少用，教化却不可少。自来中国政府是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的，强制所以少用，盖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武力之主体，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9］P213显然，历史的智慧不仅理清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而且对于迷信政治主导的文化建设思想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

文化功利化是主导文化建设的另一大偏见。文化功利化更有市场，对文化建设更加有害。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以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为核心的人类实践活动营造了讲求实际、追求实效的价值理念，当这种价值理念不适当的扩张就使得功利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物质财富作为文化创造的一种成果，既是人们生活的条件，也会反过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在此意义上，物质财富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展开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意义。主导文化建设对此必须予以明确，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把物质功利作为文化建设的唯一指向，错置了人的生存条件与生存意义的本真关系，使得社会生活消费化，人的本质单面化，从而成为主导文化建设的大敌。

克服功利主义对文化的消极影响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以西方的经验看，文化的超越力量敌不过物质功利的下坠力量，并渐成世界之普遍现象。宗教改革后，西方社会进入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追求对世界的知识这一纯粹理论兴趣让位于通过知识获取物质财富的兴趣，文化作为倡导德性生活的价值引导、社会纽带的规范规制、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本图式等等完全工具化了;另一方面，由信仰而来的对神圣的超越性的祈求让位于对物质功利的追求，生存表面化、肉欲化。贝尔写道:“资本主义在文化上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10］P60当代西方世界被卷入物质性世界，人在世俗功利维度中沉浮，人的存在的意义完全被物质功利所界定。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生活景象。

面对文化的功利化，中国先哲孔子曾发出警世之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滇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把财富、富贵与“仁道”相联，要求人们用“仁道”来塑造我们生命的意义，引导我们对财富的正确态度。这对我们有重大的启发。事实上，对物质功利的迷醉不仅不能使我们走向幸福，而且离生命的终极关怀越来越远。回归文化本性，生命的意义才能敞开。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主导文化权力化，并不是反对政治对文化的积极意义;反对主导文化功利化，也并不是否认文化对于创造物质财富的重大意义。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强大的国家能力仍然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同样，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有丝毫放松的重大主题。破除文化权力化和功利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看清楚民族国家范围内社会生活共同体真实的生活情境，以及在这种生活情境中，政治、物质功利和文化之间的内在关切，从而能够恰当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三、实现文化建设一元主导与多元共荣的均衡

如何建设我国的主导文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如何实现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荣?这是当下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亨廷顿曾经指出，文化作用在当代实践的凸显，以及文化研究的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3］P30显然，他是通过文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的进步。这实际上是指出，文化建设是人类社会走向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径。也许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夸张，但是，他仍然表达了文化指向社会生活的维持和创造这一本性及其终极关怀。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离开了文化的支撑力是难以相像的。无论是文化权力化还是功利化，都只是体现了文化本性的一个面相，并因夸大文化的某一面相而使之遮蔽了文化的本性及其终极关怀。它们是无法切中文化建设要害的。

我党几代领导人都对文化与人类进步的关系作出了基于文化本性的卓越的探索。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就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认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主张要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化要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服务，倡导“双百”方针，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着眼点在于，文化体现为以“双为”为目的的工具性价值。自第二代领导人起，文化的作用和地位逐步向目的取向回归。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文明概念，主张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区别。社会主义文化主导文化大局，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在这种把握中，文化的工具性价值仍然非常突出。随着物质财富积累水平的提高，文化发展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先进文化概念，并考虑到先进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主张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提倡多样化。文化建设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主导文化的概念已呼之欲出，对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关系的处理原则已经确立。文化概念的内涵已经回归其文化的本性。胡锦涛同志则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他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想，不仅强调通过文化建设来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而且把文化建设看作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的实现，可以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使整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得到有力提升。文化的核心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文化的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得到揭示并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文化本性及其终极关怀逐渐得到准确把握。不难发现，我党几代领导人的探索是在通向文化本性的方向上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指向人类进步、社会生活的美好这一文化的终极关怀的趋向越来越清晰。

当代学术界，相同的文化忧思不绝于耳。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当是“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所谓“生活世界”是指所有实践和理论问题展开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生命存在的原始情境和终极指向。它意味着人与人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是以生命存在的意义为轴心而展开的。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西方思想的共同趋向。胡塞尔写道:“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悠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11］P981－982哈贝马斯进一步写道:“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和官僚的层面出现了，在这层面里，所有的社会关系只能由金钱和权力所支配。”［12］P98市场经济以金钱为导向，民主政治以权力(权利)为导向，金钱和权力向社会整体渗透，就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秩序为科学逻辑而不是生命的本性所主导。表现为意义的丧失、合法性和文化再生产中价值导向的危机、混乱和社会整合中社会团结的缺失、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病态(特别是自我深处的病态)等。

回到“生活世界”，重构我们的生活，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使命。“生活世界”这一事实的发现意味着文化的本性在于围绕“生活世界”来建构生命的意义。文化成为一种“生命形式”。建构“生活世界”的秩序，是文化全部指向的中心。让文化呈现生命存在的形式，是现代反思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意义极其深远。它明确了主导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主导文化建设限定在维持和创造社会生活从而促进人类进步的方向上。

回归生活世界，恢复文化对社会生活的维持和创造并促进人类进步的本原意义，唤醒人们对情感、心灵的珍视、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和对自然的爱、兴趣与关怀，依据文化本性来建设主导文化，这无疑是理性的选择。这不仅意味着主导文化建设从文化权力化和功利化两大偏颇中的走出，理清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化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明确了政治、物质财富两大元素对于社会生活的促进作用，而且更意味着，主导文化建设找到了生活世界这一文化自身的立足点和促进人类进步这一终极性的发展方向。

正是在主导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及其开展方向上，其面临的基本的也是真正问题被我们所直面:一方面，主导文化在宏观上为民族国家的人民供给基本的文化秩序，从而维持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使这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在主导文化的规范下开展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在主导文化所供给的基本文化秩序之下，是民族国家的人民对生活的创造，是个性的伸展，是人的可能性的发挥，是人民生活的丰富性的展示。脱离了主导文化的主导，民族国家的统一性、秩序的稳定性也随之失去，社会生活的乱象将不可避免;脱离了多元文化的创造和扩展，生活的丰富可能性之路就被堵塞，社会生活就会陷入停滞，人类进步将成为不可能。因此，主导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就是要解决主导文化的主导和多元文化的发展两极之间的张力关系。

对于这个张力关系，它触及到主导文化建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使主导文化的内核与基础起到“中心的、实际的和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的作用，从而，让主导文化真正能够引领多元文化的展开;另一方面，要使主导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之间形成文化共生态，让主导文化和多元文化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使主导文化和多元文化同生共长，真正造就一种主导文化主导、多元文化共荣的局面，开辟秩序化和充满活力的共同生活的格局。这样，主导文化在丰富自身中发挥主导作用，多元文化在创造中推进主导文化的进步。显然，这是一种根据文化自身的机制来建设文化的思路。

运用文化自身的机制来建设文化，就是运用文化自身的构成机制来推进文化发展的进程。这就是，用思维方式来整合，用价值观念来选择、评价进而凝聚和主导，用规范、风尚来规制，用行为模式来塑造。思维方式是思想观念的组合模式，这是个观念结构整体，用以表达意义，反映人们对自然、人生、世界、历史的理解、把握和态度;价值观念是人们对真善美等有价值的事物的认识、体验、评判、选择、认可和接受;规范规制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基于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形成的对自身行为的内在约束，是基于精神自律而构成的行为准则。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态，是指主导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存、契合、同质、协调、整合关系。共生关系反映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契合、协调、同质关系反映了文化之间可以相互编码，它扩展文化内容，丰富并提高文化能力;它们之间相互补充，形成新的结构整体;可以相互认同，接受并共享文化成果。

文化共生态是基于文化机制而构成的主导文化和多元文化相互沟通的文化情境，是文化交往发展丰富提高的基本方式。无论是主导文化还是多元文化都在其中得到了发展。主导文化借重这一内生于文化本性的基本方式，汲取多元文化的丰富营养，使主导文化具有更大的容纳空间，更宽广的适应面，更强的包容能力，主导文化因此赢获了“公共”的性质，从而能够凭自身的文化本性赢得广泛的赞同并贯彻于全民族整体生活方式中。主导文化由于是在多元文化的情境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因而能够与多元文化相贯通，同时，由于其“公共性”品格，使得它适宜主导多元文化。主导文化的合理性、正当性、公共性更为充分，从而能够主导多元文化。而多元文化一方面赢得与主导文化交往与沟通的宽松环境;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在这种情境中相互汲取营养、相互丰富、共同提高。

在共生态的文化情境中，主导文化的主导作用极其关键。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要求，统治阶级要主导文化发展的大局。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和意义，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因而，主导文化的价值观念要以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现，其思维方式和观念形式要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其行为规范及其准则要对全社会具有约束意义。主导文化以共同利益、合理性、普遍性和适宜性为内质获得自身的存在形式，这样的主导文化才能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也才能主导文化的发展。

为此，持有主导文化的统治阶级应该旗帜鲜明地申明对文化的主导权，并以这种主导权推行主导文化，充分发挥主导文化的主导作用。一方面，主导文化用主导价值观念来弘扬正气、推崇高尚、宣扬真善美和公平正义、凝聚人心，选择、评价各种文化价值观，倡导主导价值观念，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与创新中推动文化的进步;用主导文化的思维方式收编多元文化的积极成果，建构科学的思维方式，并以之倡导理性，传播新知;以适宜、合理的行为规范教化大众。

依据文化本性的主导文化建设，构成一种由主导文化主导的秩序化的、整体性的文化交往发展提高的情境。这既有利于主导文化，也有利于多元文化，它不仅实现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也实现了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文化不仅得到了发展，也推动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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