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社会发展与中国修辞学的使命
——中国修辞学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述评

付 伊 翁晓玲

（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杭州310018/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对外汉语系，上海201815）

2012年11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修辞学会、复旦大学主办，浙江师范大学、中共义乌市委宣传部、浙江科技学院、上海市语文学会陈望道研究会协办，《当代修辞学》杂志社、义乌市教育局、义乌市城西街道承办的“国家形象、社会发展与修辞学的使命——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80周年、《当代修辞学》创刊30周年暨中国修辞学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义乌举行。这是中国修辞学界学者队伍空前集结、学科自信重新建立、学术范式集中展现的一次盛会。

一、学者队伍的空前集结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之处首先体现在它是近年来中国修辞学界学者队伍的一次空前集结，在修辞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界前辈的支持下，团结了全国大多数修辞学者，为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积聚、储备了雄厚的人才力量。

中国修辞学会会长陈光磊和众多前辈学者出席了会议，汉语界和外语界的修辞学者空前地云集一堂。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宗廷虎、李熙宗、刘大为、戴耀晶、祝克懿，华东师范大学濮侃、胡范铸，福建师范大学刘亚猛、谭学纯，中国社会科学院徐赳赳，南京师范大学辛斌，浙江师范大学张先亮，浙江科技学院王建华，暨南大学曾毅平，浙江大学池昌海，台湾辅仁大学陈永禹，广州体育学院肖沛雄，湘南学院曹石珠，浙江树人大学吴土艮，中国传媒大学徐丹晖，广州大学刘凤玲等，以及其他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外贸学院、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温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大学、江汉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七十多所高校和泰国、韩国的教师和研究生共一百多位学者。

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张静，副会长程祥徽、田小琳，顾问刘焕辉、黎运汉、时煜华等纷纷来电来信表示祝贺，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沈家煊先生更给大会发来长篇贺信。

本次会议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数十位修辞学专业的博士生开始崭露头角。会议期间第一次评出了“中国修辞学会学术年会青年学者论文奖”，有五篇论文获得二等奖，七篇论文获得三等奖。尽管本着宁缺毋滥，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本次一等奖空缺，但收到的参评论文已经充分显示出青年学者的种种可能。

二、学科自信的重新建立

这次会议也显示了中国修辞学界学科自信的重新建立。毋庸讳言，中国修辞学经历过辉煌，而如今正遭遇被社会与语言学双重边缘化。但正如陆俭明先生指出的：如果说《修辞学发凡》等经典是学术思想的源泉，那么今天的《当代修辞学》杂志作为“开拓创新的阵地”、中国修辞学会作为“修辞学界共同的组织”，在“团结学术力量、促进学术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引导者的作用”，最近几年来引导修辞学界注意从当代语言学前沿理论中借鉴、吸取合理的成分，在理论方法的创新和语言现象的挖掘方面充分展现出勇于担当、敢于探索的精神，使当代修辞学充满朝气与活力。

沈家煊先生明确提出了修辞学研究的现代性问题：“80年前望道先生所著《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创立，其现代性的学术光辉闪耀至今。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80周年，就是要重温和发掘《修辞学发凡》中所体现的修辞研究的现代性”。“通过与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邻近语言学科的对话，来探索修辞学自身的研究方法。”

陈光磊会长强调，本次会议的主题“发扬《修辞学发凡》的创新精神和社会关怀意识，开拓中国修辞学新局面，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及其五个分主题特别是“国家形象、社会发展与修辞学的使命”，不仅仅是中国修辞学对自己研究目标的重新定位，也是学科自信的重新构建。任何研究都是目标、问题与方法的统一，“国家形象”与“社会发展”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最重大的问题之一。面对这一问题，在语言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中，修辞学不应该是可以被遗忘的丑小鸭或者无足轻重的角色，而理应是责无旁贷的主要使命承担者。

三、学术范式的集中展示

这次会议更是中国修辞学新研究范式的集中展示。从“修辞象征研究”、“广义修辞研究”、“修辞构式研究”、“新言语行为研究”到“语篇分析”、“批评语言学”、“互文性分析”等等，各种新研究范式的主要代表几乎悉数到场。

国内“修辞象征研究”最有力倡导者、福建师范大学刘亚猛的报告《会说的国家与不会说的国家效果确实不同——修辞的宏观维度及其对当代中国修辞研究提出的挑战》提出，当代中国修辞学家在促成中国跻身“会说的国家”之列中负有特殊责任，当务之急是改变传统修辞研究专注于微观话语的局面，即研究目标由基于个体修辞者的微观实践扩展到以宏观组织形式进行的修辞实践，关注的目光从“会不会说话的个体”转向“会不会说话的国家”。

“修辞构式研究”首倡者刘大为在《从谐音修辞看修辞的机制与修辞学的研究方法》的报告中指出，研究修辞构式的基本方法是找到导致语法构式发生变化的话语场景，从中提取出一定的修辞动因（新的认知经验或交互方式），观察它是如何作用于语法构式而产生了怎样的形式变化，以及涌现出了怎样的新构式义。用这样的方法不仅可以解释许多已被关注的修辞现象，还有助于发现更多的修辞现象。对谐音现象而言，运用随激过程、并行处理、双向激活机制以及可及性等概念，可以对其各种构式进行描写和解释。

“广义修辞研究”的代表谭学纯的报告《“家—国”修辞关联：中国传统社会运作模式话语行为分析》认为，“家—国”修辞关联的认知机制是转喻/隐喻，“国”的价值体系模仿“家”的修辞原型。当一种语言事实呈现出对社会公众生活、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体制的干预力和影响力的时候，始于语言观察的解释空间应同步延伸。这促使我们思考修辞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如修辞学研究以什么样的形式解释、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以什么样的话语提振修辞学学科形象，以什么样的立场融入全球视野而又不失民族身份，等等。

“新言语行为研究”的首倡者胡范铸在《修辞学研究核心概念之重新构拟》的报告中指出，一切语言运用中旨在提高交际有效性的过程都是修辞，如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辞格、语体、得体，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指示、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语法学的句法语义、话语标记、焦点、语气等。用一个核心概念进行统一解释就是“基于新‘言语行为’范畴的修辞学研究”，其中的言语行为是一切依赖语言实现的信息交换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包括策略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以此为基础对言语行为基本结构和基本类型可以重新分析。

国内语篇分析的重要代表徐赳赳作了题为《互文和翻译》的报告。他指出，互文指篇章和篇章之间相互引用的语言现象。翻译是互文的一种表现，可称为“翻译互文”，关注原文本（source language，源语言）和互文本（target language，目标语言）之间的关系。徐先生以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互文为例，讨论了翻译互文的原则、功能、修辞、风格、意识形态、回译等。

国内批评语言学的代表辛斌作了《中文报纸新闻标题中的转述言语：形式与功能》的报告。他对中文报纸新闻标题中的警示引语和直接引语的形式与功能进行的分析表明，各种引语之间并没有清楚的边界，各自的核心地带足够清晰，但其边缘却十分模糊。各种形式上的转述言语在实现不同的修辞功能时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而报道者在转述他人话语时也会充分利用这些变化，以达到自己的报道目的。

此外，暨南大学曾毅平的《重大灾难报道主流媒体话语修辞研究》、复旦大学戴耀晶的《语言态度的文本分析》、宗廷虎的《陈望道创新思维的启示》、祝克懿的《僵化的语言风格制式——罗兰·巴特眼中的文革话语表达》、浙江师范大学张先亮的《消极修辞与语言和谐》、浙江大学池昌海的《网络语体——新兴的第三类语体》等报告，也都使与会者受益匪浅。而与会代表们围绕“国家形象与政治语篇修辞”、“修辞方法的继承与创新”、“流行语与语言新现象”三个专题展开的深入热烈讨论，也是本次成功的学术盛会不可或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