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略东移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侯典芹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烟台264005)

作为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东亚的地缘特征非常独特，海陆复合型的地理环境使之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长期处于重要位置。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平衡手”，一直惯于通过“均势”战略主导东亚事务。美国这次“重返亚太”，一方面加强并扩大在该地区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高调增兵，加大军事上的“前沿威慑”。但是，后危机时代的美国必然要考虑经济因素，因为东亚的中日韩三国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主观上可能并不希望东亚地区出现大的动荡。但美国战略东移势必给东亚地缘政治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该地区的地缘竞争。2012年初，奥巴马政府提出“战略再平衡”，加快实施战略东移，必将会给东亚地缘政治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一 美国的战略“再平衡”—— “重返亚太”

冷战结束后，在欧盟和北约不断东扩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受到很大的压缩，已不再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亚洲在新世纪开始显现出超越欧洲的发展势头。不断加强的多极化趋势为美国战略东移创造了大好时机。在2012年的香格里拉会议期间，美国防长帕内塔坦承，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就曾要求将其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1］。

但是，海湾战争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中东，迟滞了美国的战略东移计划。克林顿上台后，美国致力于在欧洲的“参与扩展”战略，力争使东欧国家的转轨纳入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美国为此介入波黑冲突，后来又发动了对南联盟的战争。直到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才得以再次实施战略东移。美国当时计划将其60%以上的核潜艇和航母群等战略力量派往太平洋，并调整驻日、驻韩美军，加强从关岛到马六甲海峡的美军基地配备系统等［2］。但是，该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爆发了“9·11”事件。美国再次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专注于“反恐”战争。奥巴马上台之时，正值美国深陷中东两个反恐战场难以自拔。更令奥巴马政府感到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危机已经从美国向世界各地蔓延。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大大受损，奥巴马政府被迫改弦更张，结束反恐战争，全力应对经济危机。

奥巴马上台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退的具体计划，并明确表示要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以重振美国经济，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纵观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各种言行，以及美军的战略部署，其战略东移已经开始全面实施。蔡鸿鹏把美国的战略东移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即“加强安全和稳定，扩大经济机会，促进民主和人权”［3］。

政治上，美国在亚太地区极力拉拢日、韩、澳、菲、泰等盟国，加强同盟关系;同时还尽力把同盟关系推向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国，其目的在于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在外交和安全领域，近年来美国积极参与东亚峰会，奥巴马政府的高官们频频访问亚太国家。同时美国一再宣称是“太平洋国家”、 “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201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奥巴马在随后的APEC 峰会上强调了这些观点［4］。在2012年东亚峰会期间，连任后的奥巴马总统首先访问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3 国，其目的是要给亚太地区留下这样的印象:不管亚洲国家是否欢迎，现在美国腾出手到亚洲来了。

在军事上，近年来美国始终保持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奥巴马刚上台，就宣布中东撤军计划，以减少军费开支。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09年联邦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而债务比重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自二战结束以来，华盛顿从未面对过如此高的赤字［5］。为此，美国于2012年初公布了一个十年裁减军费4870 亿美元的计划，并削减常备力量。不过美国同时高调宣布增兵亚太，国防部长多次出访亚太。这表明，美国迫不及待地实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与这种大战略相配合的是军事部署以及新的应对战术。美国在实施这些部署时往往要寻找一些借口，以便师出有名。美国在东亚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国威胁论”，近年来又借机提出“南海航行安全”。国务卿希拉里更是提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利用钓鱼岛争端向东亚派出航母、核潜艇等战略力量。早在2010年美国军方就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并于次年8月正式组建办公室，其主要目标是为了应对西太平洋战区大国日益增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国按照这一作战理念实施军事部署，目的在于确保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优势，抢占未来军事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已经把11 艘航母中的6 艘部署在以关岛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潜艇从282 艘增加到345 艘，目标是要把关岛建成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射中心［6］。

美国不仅在政治、安全、军事等方面大力彰显其在亚洲的影响力，而且还在亚洲展开经济外交，争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面对亚太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东亚地区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美国抛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最初，美国对TPP 协议并无太大兴趣，后来不仅参与TPP谈判，还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到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TPP 计划，开始重视该机制安排，力图全方位主导TPP 谈判。美国重视TPP 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刺激。随着日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亚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吸引国际投资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从地区经济及结构来看，亚太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和分工日益增强，即使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仍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强劲的发展动力。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与日、韩的贸易量迅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事实上，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后期就已经将增加出口、增加就业，以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目标。有学者针对东亚峰会指出，“东亚一体化出现亚太趋势”［7］。在世界“权力转移”的进程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经济力量中心的变迁。面对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了防止被挤出亚太地区，美国“不能错过亚太崛起这班车”［8］。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贸易大国也因此加紧了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身”。

2012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战略“再平衡”，加快实施战略东移，力争尽快“转身”成为一个“太平洋国家”。

二 东亚在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上升

东亚的地缘特点之一就是海陆复合型，它背靠欧亚大陆，面向太平洋。从地理范围上讲，东亚包括中、朝、韩、蒙、日等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美国作为该地区的域外国家，战后一直通过美日、美韩、美菲同盟深深介入东亚事务，并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因此，美国也是东亚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东亚地区既有多种利益的交织，又具有经济和产业上的互补性。但由于历史积怨太深，领土、领海争端普遍存在，意识形态对立仍然非常明显，冷战阴影尚未完全消散，致使东亚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地区。

在两极格局下，向来被美国决策者视为“边缘地区”的东亚也被纳入冷战体系。东北亚曾是亚洲冷战对峙的最前沿，朝鲜半岛的冷战甚至升级为热战。朝鲜战争使半岛南北分裂，“三八线成了世界上最难以逾越的界线之一，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上讲，还是从政治、军事或经济意义上讲”［9］。美国利用驻韩、日的军队和在两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台湾与大陆的分立，对中国实施围堵战略。美国还利用东南亚防务集团介入印支地区，最终深陷越南战争。纵观冷战的几十年，东亚一直是美国亚洲战略的重点。美国利用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及在这些国家的驻军，在东亚地区一直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形成战略上的“遏制”态势。越战结束后，美国取消了在泰国的军事基地，冷战结束后又取消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美国一直利用军事同盟关系保持对东亚地区的高度关注。

冷战结束后，由于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变。中、美、俄、日等大国关系无论在全球意义上，还是在东亚区域关系上都经历了战略调整。美国追求“单极”霸权的努力在东亚地缘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它极力“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发展，加大对朝鲜的军事威慑。为此，美国不仅加强和改善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促动日本扩大所谓周边事态的范围，并通过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将东北亚纳入战略战区范围。同时，美国还通过美韩同盟关系主导朝鲜半岛问题，借以制约中俄，限制日韩的作用。朝鲜半岛问题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因为“朝鲜半岛问题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网的‘纲’，掌此纲而牵诸国，谁在朝鲜问题上居主导地位，谁就会在东北亚区域多边关系中居主导地位”［10］。

冷战结束后，时代主题发生转换，国际关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动机都发生变化。与冷战时期相比，国家更多地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商业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安全利益成为国家生存的保障。国家的政治地位成为国家利益的根本保护，大小国家都在追求以经济为主的实力的增长。不仅日韩成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商品的重要市场。进入新世纪，在中美贸易关系日益加强的形势下，为解决双方的争端和贸易摩擦，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开始形成，并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这表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9·11”事件后，美国深陷“反恐战争”的漩涡，战略重点在中东。这时美国需要东亚地区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尽管发生第二次朝核危机，美国政府把朝鲜列为“无赖国家”，期间还不断进行外交讹诈和军事威慑，但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中、美、俄、日共同致力于解决半岛核危机。从2003年8月到2007年9月，六方会谈共进行了六轮，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该框架机制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使东北亚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个西方经济都开始呈现衰退趋势。相比之下，亚洲经济表现非凡。在东亚地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甚至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中国近年来把经济外交扩展到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成为促进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印等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地缘经济中心开始向亚洲转移，世界政治中心也相应地从欧洲转向亚洲。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甚至认为，中国崛起带动整个亚洲地区经济上的迅速繁荣，“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11］。

无论如何，亚洲经济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是亚洲地缘政治的日益突出。中国的崛起首先是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表现令东盟国家感到心寒。“美国在伸出援手前犹豫不决。日本也拥有刺激经济复苏的资源，却没有像中国那样慷慨相助。”［12］相比之下，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获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普遍认可。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在经历10年谈判后，终于在2010年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中国还主动参与地区安全合作，积极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在东亚乃至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使美国深感其在亚洲的主导权受到挑战。在上个世纪末，为了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就开始在东亚散播“中国威胁论”，借机在中国周边寻找机会和立足点。

总之，美国战略东移是奥巴马执政以来实施的重大对外战略举措之一，无论“重返亚太”，还是“战略东移”，抑或“战略再平衡”，都表明美国比以前更加重视东亚地区。东亚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亚洲的重要性日益超越欧洲，亚太地区将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而东亚将是整个亚太战略的缩影。因此，随着美国加快实施战略东移，其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将会更加突出。

三 美国战略东移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在东北亚战略中充分利用该地区各国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对立，广泛实施“均势”战略，以充当该地区的“平衡手”。 “均势”理论起源于欧洲，但美国的政治家在运用“均势”外交方面毫不逊色。亨利·基辛格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必须保持它在亚洲的存在，它的地缘政治目标是必须继续阻止亚洲结成一个不友好的集团(若是亚洲受到其中一个亚洲大国的影响，以上情形最有可能发生)。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因此像是过去400年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13］在东北亚，美国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对立，借助一方制约另一方，使彼此之间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如中日关系，美国一方面需要利用日本来制衡中国，通过在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不仅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还需要利用中国制约日本，阻止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从而使美国在日驻军长期化。再如韩日关系，虽然韩、日同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但两国的历史积怨、领土争端以及日本在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时常引起韩国人对日本的反感。韩日矛盾也被美国所利用。正如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所言，美日同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有潜力发挥一流的政治影响。而韩国作为远东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对美国同样重要。因为韩国同美国的密切联系能够使美国不在日本本土过多驻军而保护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军事大国。”［14］可见，美国一直善于充当地区力量的平衡手，这或许就是摩根索所说的均势“维持者”［15］。

美国之所以要实施战略东移计划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实力也随之大增，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异常迅速。2001年中国的GDP 还仅仅是美国的1/8;2009年中国的GDP 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2年，中国GDP 更进一步上升到美国的1/2。随着中国与韩国、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其在东亚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早在20 世纪末，布热津斯基就已经把中国看作“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16］所以，在美国智囊们看来，中国这个“最大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为了防止该地区的力量失衡状态加剧，需要加强美国在亚太的力量，以实现该地区力量的“再平衡”。

虽然美国战略东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但此举势必会产生许多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毕竟最终结局将是多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首先，美国在政治上加强对东北亚的影响力，势必会加剧东亚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美国要进一步加强与韩、日、菲等国的同盟关系，会使中美、俄美、朝美、中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等多种关系趋向紧张，最终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保持与韩、日、菲的同盟关系，而且仍保持在日、韩两国的驻军，其东亚战略中仍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因此美国的战略东移首先会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加深朝韩、朝美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美韩、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加强也会加剧东北亚地缘关系的紧张。朝鲜半岛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美国作为冷战的主要角色，不仅是分裂的制造者，还是南、北分裂局面的维护者。在朝鲜看来，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以及美日、美韩同盟都是对朝鲜安全的巨大威胁，甚至是最大威胁。为了与美韩抗衡，朝鲜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仍保持一支强大军队。虽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朝鲜仍坚持优先发展核武器、生化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等威慑性武器，以便与美韩日进行对抗。美国进一步加强与韩、日的同盟关系，必然对朝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引起朝鲜的过度反应。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加剧又势必会引起相关大国之间的政治竞争，从而使东北亚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自20 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时，美国就开始把中国看作“潜在对手”，并长期对中国采取“接触+遏制”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异常迅猛地增长，美国更加认为这种“潜在性”越来越具有“现实性”。甚至有美国智囊认为，“21 世纪的最大挑战，就是要找到一种增强而不是削弱国际体系凝聚力的稳妥方式，将一个崛起的中国纳入全球国家联合体中来。”［17］可见，美国不希望崛起的中国挑战自己的世界霸权，挑战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为此，必须动用美国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加紧对中国的“遏制”，尤其是运用地缘关系制约中国的发展。近年来，美国除继续保持和加强与韩、日的同盟关系外，还保持与台湾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维持两岸的力量平衡。美国不仅支持“台独”活动，而且还把美日同盟关系扩大到台湾。早在1997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就暗含着将防御范围扩展到台湾的内容。2005年2月，美日安全会议首次明确表示，将台海问题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在美国政府看来， “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不仅成为衡量中国在它崛起时如何处理各种争议的一个重要尺度，而且将成为衡量美国——乃至世界——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的一个重要的尺度。”［18］可见，美国始终把台湾当作制衡中国的重要手段。随着美国战略东移，台湾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台湾问题仍将是美国制衡中国，维护其地区霸权的重要手段。

美国的战略东移也极有可能加大日本与中、朝、韩等国的对立，甚至使有些矛盾激化。美日同盟关系作为冷战的产物，在冷战结束后曾一度处于“漂移”状态。但随着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发生、“中国威胁论”的蔓延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美日同盟关系开始得到加强，美日关系变得更加平等。这说明，美国冷战时期在东亚所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日同盟体系，仍然是美国对东亚政策之“锚”［19］。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日本很可能乘机加快走向“正常国家”的步伐，尤其是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这势必会给日中、日朝、日韩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领土争端，在历史问题上一直缺乏坦诚态度。日本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近年又蓄意挑起钓鱼岛争端，引起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美国长期的对华“遏制”战略有密切联系。日本右翼蓄意制造中日紧张关系，既符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又可借机加大走向“正常国家”的步伐。同时，日本还可以借此检验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可以通过对华强硬态度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的需要。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其核心纲领之一就是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日本的民族主义不仅在其国内有着深厚的认同基础，而且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为其提供了发展空间。就美国而言，美日同盟是其亚太战略最重要的基石，是“遏制”中俄的前沿阵地，是美国精心设计的“弧形岛链”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变化尤其是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呼声，美国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与对韩国民族主义满腹抱怨不同，美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连开绿灯”［20］。小泉内阁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实现了日本海外派兵。安倍第一届内阁将防卫厅改为防卫省，这次升格将进一步扩大日本的海外派兵范围。有日本议员就担心它使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成为“基本任务”［21］。钓鱼岛争端爆发后，日本前防卫相石破茂、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都曾表示要将日本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日本国内在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右翼势力试图通过增强军事力量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扩大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话语权，其结果只会加重东亚紧张局势。随着美国战略的东移，日本会更进一步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加快走向“正常国家”。日本与邻国间原有的矛盾，尤其是中日矛盾、朝日矛盾以及韩日矛盾，都会进一步加剧。这将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利于地区内的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

其次，美国战略东移非常突出军事因素，军事“前沿威慑”的不断加大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成为影响东亚地缘政治的极大隐患。

美国一直在东亚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尤其集中在东北亚一带。为了维持朝、韩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美国一直在韩国驻军，加上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共占美国在东亚驻军75%以上的兵力。朝核危机爆发后，日本开始参与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工作。小布什政府宣布推出《反导条约》后，美国开始在东北亚布置TMD。美日还计划把TMD 扩展到台湾，美国甚至推动韩国参与TMD。目前，美国正在东北亚地区积极推进TMD 的部署和完善。随着TMD 的最终建成，美国将会在东北亚地区形成军事战略上的高压态势。这不仅会给朝鲜半岛造成紧张局势，而且会造成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军事对抗。

美国的这次战略东移十分突出军事战略。近年来，美国除了继续保持在韩、日的大量军事基地和驻军外，还有意将驻韩美军基地向南迁移，强化驻日美军的控制与指挥能力，在澳大利亚驻军，强化关岛海空兵力。此外，为了制约中国的发展，美国还加强与台湾的“准军事同盟”关系，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天安舰事件以后，美国频繁与韩国举行军事演习。2012年10月下旬，美国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把火力最强的攻击型核潜艇“俄亥俄”号停靠韩国釜山港，两个航母编队出现在东海海域，有意威慑中国和朝鲜。对于至今仍缺乏一种多边安全机制的东亚地区而言，地区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加剧该地区内各国的“安全困境”，刺激它们加强军备，从而引起地区军备竞赛升级，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

2012年6月，美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有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从而改变目前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部署50%战舰的格局，变为太平洋60%对大西洋40%［22］。帕内塔还表示，美国削减国防预算不会妨碍美国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近年，美国还利用黄岩岛事件与菲律宾搞军事演习，大有重返菲律宾之势。美国还试图加强与越南的合作，使美军进驻金兰湾。中日钓鱼岛争端发生后，美国派两艘航母到达东海海域，进一步激化了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继去年美国火力最强的核潜艇“俄亥俄”号停靠韩国釜山，今年其“尼米兹”号航母又停靠釜山港。美国2020年完成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后，必然会对东北亚地区形成更加严重的“前沿威慑”，不仅会迫使中朝俄等国加强合作，而且会促使这三国加强军备，以应对美国的军事威慑。日本则会借机再次鼓噪“中国威胁论”，发展军备。

可见，随着美国战略东移，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美国还可以借机向东亚出售先进武器。这些都会加重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加剧地区内各国间的军备竞赛。

第三，美国的这次战略东移也包含经济因素，从近期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需要加强与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中日韩等国的合作，扩大双方贸易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战略东移有其“求稳”的一面。但从长远来看，美国仍然要争夺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这将会给东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不确定因素。

对美国而言，近年来亚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安全上提出了挑战，但在经济上却提供了机会。后危机时代的美国不仅要关注其在亚洲的主导权，而且必须考虑自身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美国要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重塑美元的地位，需要借助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合作，需要东亚地区广大的市场。目前，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APEC 成员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4%，全球贸易量的40%，拥有27 亿消费者。在东北亚地区，日本是发达的世界经济大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韩国在上世纪80 -90年代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现代工业的基础已经形成，美韩自由贸易区在2012年初正式启动;中国与美国都已经是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所以，中日韩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出口市场。

美国的经济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必然突出东亚的重要地位。近年来，美国拉拢东亚国家加入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意在阻碍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美国战略东移加剧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复杂性，中日韩自贸区进程面临更多不明朗因素。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重现，在2009年的APEC 会议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成为焦点话题，各成员国和地区对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长远目标达成共识，着手推动APEC 逐步向FTAAP 过渡［23］。但华盛顿的智囊机构长期奉行双边主义，对FTAAP 不会有太大的兴趣。简而言之，美国经济战略东移将会给东亚的经济合作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总之，美国的战略东移必然会给东亚地缘政治带来不利影响。尽管美国战略东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地区主导权，主观上有“求稳”的一面，但在客观上可能会引起东亚地区各种复杂矛盾的激化，从而加剧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在经济上，美国一方面仍然需要东北亚的广阔市场，需要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不希望该地区出现因动乱而引发的经济大倒退，因为这对美国经济复苏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鉴于前一阶段的战略东移突出政治和军事战略，忽视经济战略，美国必然会在将来突出经济战略转移，加紧争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这不仅会迟滞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会影响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合作，从而加剧地缘政治竞争。

【注 释】

［1］Jim Garamone，“Paetta Describes U.S.shift in Asia-Pacific”，Washington File，June，5，2012，p.3.

［2］林利民:《以攻为守:美国“战略东移”的战略本质评析》，《当代世界》2012年第9 期。

［3］蔡鸿鹏:《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国际观察》2011年第1 期。

［4］Staff Writer，“Obama to Emphasize U.S.Role Across the Pacific Rim”，Washington File，October 27，2011，p.3.

［5］〈美〉阿伦·弗里德伯格著，洪曼、张琳、王宇丹译《中美亚洲大博弈》，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93 -194 页。

［6］钱文荣:《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2 期。

［7］陆建人: 《东亚一体化出现亚太趋势》，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 -11/29/c-124018589.htm.

［8］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3.

［9］〈美〉亨利·基辛格: 《美国的全球战略》，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95 页。

［10］刘清才、高科:《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 页。

［11］(新加坡)马凯硕著，刘春波、丁兆国译《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转移》，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215 页。

［12］同［11］，第208 页。

［13］〈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美国的全球战略》，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93 页。

［1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 页。

［15］〈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5 页。

［16］同［14］，第37 页。

［17］〈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著，姚芸竹译《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92 页。

［18］〈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曹洪祥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217 页。

［19］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Chasing the Sun:Rethinking East Asian Policy，New York:A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2006，p.84.

［20］赵立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障碍——中韩日民族主义诉求及其影响》， 《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3 期。

［21］刘壮:《日本防卫厅下月成省，将导致自卫队性质变化》，人民网/军事，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5174744.html，2006年12月15日。

［22］王忠会:《美国防长称将在2020年前把60%战舰部署到太平洋》，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6 -02/3933841.shtml，2012年6月2日。

［23］马涛:《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改革报》200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