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反语研究的语用学视角

钟福连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福建福州 350015)

言语反语研究的语用学视角

钟福连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福建福州 350015)

无论是被当作辞格还是交际手段，反语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学者们纷纷从哲学、修辞学、文学、语言学等视角解读反语。纵观早期语用学及认知语用学视角的反语研究，它们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从听话人出发理解说话人意图，建构语用推理机制；二是对说话人的态度及反语的命题内容认识不足。从反语的词源说起，对反语语用理论的这两点进行解释，可以为反语的语用研究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反语；言语反语；语用推理

一、引言

D．J．Enright(1986)曾这样描述Irony:无处不在、多种多样、富有魅力的现象仅体现于一词，这有点不幸甚至有点讽刺意义。［1］因此，不难想象，对Irony着迷的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语言学，人们对这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作过许多的观察与思考。无论是被当作辞格还是交际手段，对Irony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由于对西方文化存在误读，Irony在中国被误译为“反讽”［2］，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反喻”，笔者将其译为“反语”。

在反语研究的众多视角中，语用学算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言语，探讨言语生成和言语理解。［3］语用学研究反语是围绕其机理展开的，Grice、Searle、Culter、Sperber＆Wilson、Clark等对此都作过有影响的论述。国内不乏认知语用学视角的反语研究，他们均是从听话人角度来建构说话人反语意图。在言语交际中，听话人应如何根据语境理解反语?各学者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哪些努力?这些问题期待我们深入探讨。笔者从反语的词源出发，围绕历时角度，回顾反语研究的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特别是语用学的反语研究，试图为听话人建构反语理解步骤。

二、反语与反语研究

Irony起源于希腊语词 eironeia，意为“佯装无知”。它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Socratic irony)，特指一种自贬式佯装的诡辩风格［4］，《理想国》对Irony的使用可谓意义深远。苏格拉底之后，Irony的定义一直维持在“意义与所说相反”这个轴心上。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16世纪，Irony主要作为修辞格而存在，是演说者和写作者采用的表达技巧和语言策略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古典反语理论提出批评，语言学、修辞学、文学对反语的本质特征、生成及推理机制纷纷发起挑战。在语言学内，单纯语义学和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反语的特点是不考虑交际环境、交际主体等主客观因素，着重分析孤立语句的语义结构特征。修辞学和文学的反语研究硕果累累，如Mueck的三分说、Booth的两分说、Fish的动态假设及Rorty等人的开放假设等。［5］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根据反语的表现形式和性质进行分类，讨论反语理解和解释的一般特征。从文学和修辞学角度对反语的研究总体上可以纳入阐释学范畴，对于每一个言语片段都提倡带有个人倾向的解释。在心理语言学方面，Lakoff与Johnson主张反语的理解要依循一个“心理检索”过程，实现从字面意义到反语意义的跨越。这个假设意味着理解反语与非反语所花时间是有差异的。Gibbs、Gibbs与O’Brien的系列实验研究表明，理解反语与非反语所花时间并无差异，字面意义本身就是在特定语境假设中的解释，并不为理解反语提供出发点，这些观点与Fish及Rorty的观点是一致的。［6］

除了对反语的纵向研究外，也有对反语与其他语言现象的横向交叉分析，如反语与谎言、幽默、笑话的关系;或反语与其他修辞格的关系，如sarcasm(讥讽)、innuendo(暗讽)、satire(讽刺)(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甚至，还有人研究反语的翻译。

三、语用学视角下的反语研究

(一)早期语用学的反语研究

语用学关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言语，在特定言语交际中的反语被称为言语反语(以下简称反语)。纵观早期语用学的反语研究，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理论:Grice的质量准则违反论、Sperber与Wilson的回声阐释论和Clark与Gerrig的伪装论。

1．Grice的质量准则违反论

反语的语用研究最早开始于 H．P．Grice。Grice的基本观点是，言语之所以表达反语，是因为说话人违反了合作原则之一的质量准则。在言语交际中，只有当说话人违反了质量准则才能间接地表达反语意图，违反质量准则是反语生成的必要条件。听话人假定说话人遵守了合作原则，因此可以推断反语的会话含意。对于Grice而言，从字面意义到会话含意的替代机制是语用，而非语义的。Tanka、Culter、Muecke、Booth及Kaufer等人对此持相似观点。Grice的反语含意是言语字面意义的相反或否定意义。

Grice假设了一个情景，A的知心朋友X向A的竞争对手出售商业机密。A得知后说了一句，“你真是我的好朋友(X is a really fine friend)”。在此，A想要表达的是字面意义的相反意义。Grice的反语含意建构于会话含意中，通过语用推理模式获得。Grice还认为，为了礼貌或面子，说话人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反语理解的一个基本因素。Grice的反语论自产生起便不断遭到质疑，究其原因，笔者梳理认为，第一，任何准则的违反(不仅是质量准则)都可以产生反语。Sperber与 Wilson、Kaufer及Mizzau等人作了相关论证。Holdcroft还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反语生成跟准则的违反无关;［7］当反语受话人(被攻击者)不在场时，合作原则的违反会否让说话人有意表达反语含意或其他含意，这并不明确。第二，Grice没有论证说话人为何要通过字面意义的相反意义来建构反语意图。Sperber与Wilson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Grice的经典理论(包括他的当代演绎版本)，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说话人要通过字面意义的相反意义来表达反语意图。”［8］第三，Grice把说话人的态度当成反语理解的一大因素，但是，听话人是如何理解说话人态度的?Grice没有给予回答。第四，Grice没有建构反语从字面意义到会话含意的推理机制。Grice系列的语用研究没有纳入包括反语的修辞性话语研究。

除了Grice之外，Leech、Brown与Levinson等人也研究反语。Leech认为，反语原则在人际修辞中的作用，等同于礼貌原则及合作原则。反语含意通过违反某种原则来建构。同时，Brown与Levinson指出，说话人违反质量原则，通过字面的相反意义暗含反语，而听话人可以通过说话人的某些特征推理反语含意。在言语交际中，反语暗示批评或潜在的面子威胁。［9］

Grice、Leech、Brown与Levinson的反语论归纳起来有两点:反语表达了字面意义的相反意义;通过违反某种交际原则或准则来建构反语含意。他们的观点一脉相承，Leech、Brown与Levinson的反语论以Grice的质量准则违反论为基础。

2．Sperber与Wilson的回声阐释论

Sperber与Wilson的反语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它开创了反语从修辞视角到交际视角的研究:反语是修辞的，更是交际的。［10］Sperber与 Wilson认为，反语是一种回声言语，表明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态度;说话人用伴随言语的蔑视或嘲笑(态度)把自己和回声观点区分开来，这就是“回声阐释论”。在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Sperber与 Wilson独辟一节讨论了回声阐释论。［11］她们认为，反语意图的鉴别机制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第一，反语具有回声性。言语是对说话人的思想作解释，这个思想自身也是对他人思想的解释，而他人的思想又是对其他人思想的解释。即，一句用来解释他人思想的言语永远是本人对他人思想之理解的解释。简单地说，言语永远是一种二级解释。阐释他人思想如何达成关联?告诉听话人某人说了某事或怀有某个想法，这种解释性用法达成关联的方式是:说话人思考过某人说的话，并对该言语抱有某种态度，把这一事实告诉听话人;此时说话人对某人思想的解释本身具有关联。当说话人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关联时，我们就说这些阐释是回声的。反语作为一种言语，自然具有回声性。

第二，反语的来源可以确定。“echo”(回声)在Sperber与Wilson反语论里已扩展为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回声阐释论的回声有三种:直接回声、可溯回声和一般规范(标准或期盼)回声。［12］直接回声是说话人的思想或观点在具体语境中的直接对应;可溯回身是指说话人的思想和观点可以追溯到某个人或某类人;一般规范(标准或期盼)回声则是说话人的思想和观点呼应某种社会准则、标准或期盼等。Sperber与Wilson认为，反语的观点来源于其中的一种回声。

第三，说话人的态度是否定或消极的:驳斥或疏远，同时他(她)间接地将自身游离于这种态度之外。在Sperber与Wilson看来，表征某人的话语或某种观点，说话人的方式(态度)可以多种多样:或怀疑、或娱乐、或惊奇、或欢呼、或赞成、或反对，言语的关联性就体现于此。我们无须对此进行泾渭分明地划分。而听话人所能确定的，就是在反语交际中，说话人持否定或消极态度。

回声阐释论的反语观以关联这个人类认知核心为基础，跟任何原则或准则的违反无关。回声阐释论区分了语言运用的两个基本概念:“提及”(mention)与“运用”(use)。同时，反语具有回声性及来源能确定性，这从心理角度解释了反语的生成;Sperber与Wilson把说话人暗含的态度当成一个连续体，这一论断是有力的。笔者认为，回声阐释论的反语和来源在命题内容上具有回声性，能有力地解释反语的生成动机。与此同时，回声阐释论提供了言语到言语反语的鉴别机制，但是它没有解释推理反语意图的语境线索，没有给听话人指明出路;同时，说话人的态度并非都是否定的，如在宣布某人中奖之前通常会说“Sorry to bother you!”这种并非表达否定态度的反语。［13］

3．Clark与Gerrig的伪装论

来自斯坦福的Clark与Gerrig(1984)首创了反语伪装论。在反语交际中，只要说话人能成功地让听话人识别伪装，说话人就可以伪装使用任何词语;说话人伪装为一个不明智的人，期望听话人能识别这种伪装。伪装论认为反语交际涉及真实的、伪装的两组人。说话人伪装成另一人和真实的或虚构的听话人说话;说话人说的话明显带有敌意，或显得荒唐，而听话人却伪装成没有识别这种态度，继续真诚地对话。［14］

伪装论指出，反语的本质是一种伪装。伪装论的解释力很强大，可以解释所有的间接言语行为［15］，它从心理角度解释了反语的生成动机，但是，它同样没有解释说话人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同时，言语交际中一些自我反驳的反语并未涉及伪装。

(二)认知语用视角的反语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反语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如文旭的《反讽话语的认知语用研究》［16］、曾衍桃的《反讽论》［17］、赵虹的《言语反讽的关联理论研究——〈傲慢与偏见〉个案分析》［18］。他们均从认知语用视角研究反语，站在理论的高度提出反语语用推理模式，但是各自的理论框架、推理机制及语料选择却不尽相同。

1．文旭的认知反语研究

在回顾了反语的语义和语用研究之后，文旭指出，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以社交为导向，忽视从认知语用角度理解反语;相反，我们应该与关联原则相结合解构反语意图。在Sperber与Wilson回声阐释论的基础上，文旭建构了自己的反语理解机制:创设言语认知环境，核实言语在这个环境中的语境效应，认识到用最小的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应，寻求与关联原则一致的最佳反语理解。

在文旭看来，理解言语就是去证实言语在语境中的最佳关联。为此，文旭分析了汉语和英语中反语的文本功能(句法结构、信息结构及连贯结构)及文体效应，因为，认识反语的命题内容可以帮助听话人推理反语意图。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有所暗示，从而使自己的意图被听话人理解。具体来说，反语受到七种语境的暗示:反事实、夸张、附加问句、直接暗示、体态、韵律及语法化。反语的使用受到非对称及共同背景两类语境的限制。［19］这些因素的认知促使听话人成功地理解反语含意。文旭认同Sperber与Wilson的回声阐释论:反语是一种回声言语，说话人的态度与观点来源是一种回声关系，反语推理受关联原则指导。文旭建构的言语(言语反语)推理模式，能够很好地论证回声阐释论的三类回声。对反语的命题内容(语境暗示)的认识较好地帮助了听话人鉴别反语意图。文旭解释了反语是一种受语境暗示和语境限制的特殊言语现象，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说话人的态度如何在反语推理过程中起作用。

2．曾衍桃的交际反语论

曾衍桃致力于研究反语交际的认知。他在积极引介经典反语论、回声阐释论及伪装论的同时，强调认知标准对反语推理极为关键;但是，这些理论忽视了反语鉴别的认知标准——反语的本质是什么，反语区别于非反语的鉴别机制如何操作。具体而言，Grice、Sperber与Wilson混淆了反语生成的认知标准和语用策略或语用语言的特性; Clark与Gerrig混淆了认知标准与语用策略;Sperber与Wilson夸大了反语的语用语言特性。

与此同时，曾衍桃提出了自己的反语认知标准——反期待不匹配价值判断。反语认知以关联原则为指导，这种反语认知标准可从两方面认知:语用语言和语用心理。反语认知不仅与语言的使用有关，而且与交际双方的语用心理期望有关。为了认知反语，曾衍桃首先建构了反语的总体认知环境:听话人是否了解反语的语用语言及语用心理特性，及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互动情况。其次，提出了一个反语认知模式:在言语反语交际中，听话人首先觉察到在她/他的认知世界和对语境的猜想之间(或她/他的期望和话语之间)存在不匹配关系。听话人随即判断说话人是否有意表达这种不匹配，若这种不匹配是说话人有意表达，即产生反语。

曾衍桃对语用学者反语论的精彩回顾可谓一针见血，但他所建构的反语认知模式似乎并非完美无瑕。一方面，曾衍桃对回声阐释论的见解仅仅基于反语具有回声性这个断想。事实上，Sperber与Wilson的回声阐释理论对反语的鉴别机制是完整的三位一体，而曾衍桃似乎割裂了这一机制的完整性。曾衍桃认为“Sperber与Wilson夸大了反语的语用语言特性”，笔者认为这似乎言过其实。另一方面，对于反期待不匹配价值判断的反语认知标准［20］，他明确了反语意图的鉴别视角:命题内容和说话人态度，但关键的是，这个认知标准如何运作，我们没有看到更具体的解释。

3．赵虹的关联反语论

赵虹的研究关注反语使用机制及反语可能生成的交际效果(即诗学效果)。其关联反语论基于Sperber与Wilson关联理论的两个论点:关联理论揭示人类交际的心理动机;人类交际创造了最佳关联的期待，即听话人理解话语时付出最小的努力去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赵虹认为，反语作为可溯思想的回声阐释，传达了说话人的否定态度，能够有效鉴别认知语境，这些很好地解释了言语的间接表达和反语所生成的诗学效果。在反语交际中，说话人的态度可通过语气、面部表情或其他可视信息等语境来源断定。赵虹借鉴了 Yus (2000)的“多源语境信息激活和反语含意可及标准”及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来研究分析简奥斯汀代表作《傲慢与偏见》。Yus说，人类具备同时地获取多项语境信息的这种与生俱来能力。信息和反语间的不相容性使说话人采取一种否定态度，促使听话人有效地理解反语。Yus在关联理论动态语境观基础上将与反语有关的语境信息分为七类:百科信息、听者具备的有关说者的背景知识、互明假设、说者的非言语行为、互显的客观环境(场景)说者的非言语行为、前序话语及语言线索。［21］

赵虹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即用关联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反语，通过鉴别多样的语境激活信息来让读者理解反语意图。此外，这项研究为文学语用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借鉴。笔者认为，赵虹解释了言语的推理机制，但是没有解释言语反语的推理机制;Sperber与Wilson的回声阐释论中反语回声有三类，但是赵虹只结合其中的一种(可溯回声)来分析反语话语中说话人的否定态度，其他两类回声在她的研究中如何界定?我们无从得知。再者，赵虹将语境信息归纳成三大类:知识语境、物理语境与语言语境［22］，她仍借鉴Yus的这七类语境分析小说中的言语反语。笔者认为，赵虹对语境信息的归纳分类更为明晰(如“听者具备的有关说者的背景知识”与“互明假设”似乎同属一类)，因此我们认为她更应该用自己的语境信息分类标准来分析小说。

四、结语

笔者首先回顾了语用学学科内三种最具代表意义的反语理论。Grice认为，违反质量准则是反语生成的必要条件;Sperber与Wilson指出言语反语具有回声性，对回声来源及说话人否定态度的确定可以帮助听话人推理反语意图;Clark与Gerrig主张反语的本质是一种伪装。其次介绍了国内学者文旭、曾衍桃、赵虹认知角度的反语研究。他们从认知语用角度研究反语并建构了各自的反语理解机制。笔者论述表明，各种反语理论呈互补关系，构成它们各自的存在价值。

笔者在积极引介理论的同时，也着重阐明，这些理论对反语推理的认识还存在不足。比如，在前文所述的“X is a fine friend!”反语中，当A说这句话时，我们可以想象他/她的态度——一种带有愤怒的消极态度，同时，A想要表达的内容是X并非一个真正的朋友:表达的“fine”的相反或否定意义(X is a terrible friend)。再如，当A宣告X中奖消息前说“Sorry to bother you!”，我们同样可以理解A说这句话时是一种积极态度，可以想象的可视语境信息就是A开始可能一脸严肃但最后会面带微笑，同样，它要表达的内容是“Happy to inform you…”。笔者认为，鉴别反语意图的关键在于成功地鉴别两个因素:说话人态度和反语的命题内容。在反语交际中，对说话人态度和命题内容的认知共同构成推理反语意图的两大因素。［23］从听话人角度推理反语，根据具体语境信息来解读说话人态度和反语的命题内容是比较客观可靠的。从具体言语交际中推理反语意图，是语用学者们的共同思路。

注释:

［1］［6］［14］［17］［20］曾衍桃：《反讽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37，91，1页。

［2］［4］张艳花：《“反讽”之反讽——Irony在中国的误读》，《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年第10期。

［3］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5］曾衍桃：《40年反讽研究》，《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

［9］［10］［12］［16］［19］文旭：《反讽话语的认知语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0-42，90，1，103 -104页。

［7］［15］刘正光：《反语理论综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8］［11］Dan Sperber＆Deirdre Wilson．Relevance：Commuciation and Cognition．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9年，第237-243，237-243页。

［13］Salvatore Attardo．“Irony”．Encyclopedia Linguistics Volume 1，A-L．537．

［18］赵虹：《言语反讽的关联理论研究：〈傲慢与偏见〉个案分析》，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Yus，F．“On reaching the intended ironic inperprt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0年第10期，第28 -30页。

［22］赵虹：《反讽话语回声解释论补释》，《外语电化教学》2009年第1期．

［23］钟福连：《命题式反讽还是态度式反讽?其结合才是真策——言语反讽的语用推理：〈傲慢与偏见〉剧本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

［责任编辑:余 言］

H030

A

1002-3321(2013)04-0089-05

2012-06-12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B12398S)

钟福连，女，福建武平人，福州大学阳光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