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作者及成书考辨

刘 娟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关于《毛诗序》之作者，自古争论颇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说经家第一争诟之端”[1]，20世纪初胡朴安《诗经学》归纳为13种说法，张西堂《诗经六论》归纳为16种说法[2]，欲探讨《毛诗序》之作者，首先应了解其产生背景及实际功用。诗序的很多内容于今看来颇为牵强，与当时诗三百的结集方式及用途有关，《汉书·艺文志》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国君观风俗之目的乃是考察政治之得失，《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之言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4]“诗”与“书”“箴”“诲”等文体作用相同，都是通过记载现实问题或诵读民风歌谣对国君的行为进行规劝告诫。因此，学诗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周礼》曰：“太师教六诗。”这太师就是迟于采官、乐官而早于孔子的《诗经》传人，他们在教育贵族子弟时必然有对诗旨的说明，而且在解说诗歌意义时有将其刻意复杂化与政治化的倾向。所以《礼记·王制》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5]1123《孔丛子·巡狩篇》云：“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国君要从民间诗歌中了解民众生活及各地风俗；在孔子的话语系统中，“诗”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畴，几乎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与周代礼乐制度紧密相联。如《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指出了诗三百具有感发意志、观察风俗、群居切磋、怨刺上政等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外交场合中可以赋诗言志，对答宾客。如《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诵诗之目的，乃是外交场合的酬唱对答，我们从《左传》中也可以见到大量断章取义的引诗赋诗。了解诗三百在先秦时期的社会功用有助于探究诗序的作者及成书时间。

一、旧说辨正

西汉前并无关于《毛诗》的记载，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并且提到“《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公说诗，“自谓”得子夏真传乃是因为子夏在孔门四科里以文学专长。如《论语·子张》载子夏言论：“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魏王肃注《孔子家语》：“子夏所叙诗义，今之《毛诗序》是。”这些也都明确指出毛诗序乃子夏所作。《旧唐书·艺文志》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其中提到韩诗是子夏作序，但《韩诗序》今存仅十余条，与《毛诗序》持不同观点者占大半。如《蝃蝀》《韩诗序》认为“刺奔女也”[6]244，仅就诗本义而解说，而《毛诗序》曰：“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上升到卫文公的政治作为，又如《汉广》《韩诗序》曰：“悦人也。”[6]51而《毛诗序》曰：“《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可见，《韩诗序》多就诗歌本义解读，《毛诗序》多将诗歌本义进行延伸，上升到政治教化与道德宣扬的高度，二家诗序差别巨大而均自谓得子夏所传。魏源《诗古微鲁诗授考》，指出鲁诗最早传授者为申培，源自于孔子、子夏。由此可见，各家传诗者皆自谓是子夏作序，应是自重身份之说。

郑玄《毛诗笺》曰：“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具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7]609孔颖达将诗序分开解读，是诗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夫子自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依照此说，部分诗序之产生早于孔子，符合历史事实。

北周沈重说：“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7]4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孔颖达《毛诗正义》都继承此说，认为诗大序为子夏所作，小序为子夏与毛公合作。今日看来，《诗大序》之产生未必早于《小序》，《诗大序》为中国诗论之开山纲领，但《小序》并非在此指导思想下产生，而是对诗歌功用的总结与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指导。

吴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详细论述了《诗经》自孔子到郑玄的传承，也最早明确提到了“毛诗序”这个概念，指出其为东汉卫宏所作：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世祖以为议郎。济南徐巡师事宏，亦以儒显。其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8]

《毛诗》产生于毛亨及毛苌之后，《毛诗序》的概念应在此后，但不代表它的内容在此之后产生，自孔子至郑玄，漫漫近七百年，对《诗经》本义的理解却有一脉相承之处。

唐成伯玙《毛诗指说》以为大序及各篇小序的首句是子夏作，“其余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也”①[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广东：粤东书局刻本．清同治12年（1873）。，成伯玙继承郑玄观点，将《诗序》分开来讨论其作者，认为诗大序及小序的初句是子夏所作，以下为大毛公所作。

宋代掀起思辨学风，对《毛诗序》多有批判。郑樵《诗辨妄》曰：“《小序》于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附会史书，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9]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对《诗序》的分析较前人更为细致，他认为《诗序》不仅有首序和后序之别，后序又有成于《毛传》前、后之别：“三百篇之义，首句当时所作，或国史得诗之时载其事以示后人。其下则说诗者之辞也。说诗者非一人，其时先后亦不同。以毛《传》考之，有毛氏已见其说者，时在先也。有毛氏不见其说者，时在后也。”[10]吕祖谦认为《毛诗序》内容有成于毛公之前者，有成于毛公之后者，但未必是每篇诗序之首句为先秦所载，其下为后世所加。

朱熹在《诗序辨说》认为诗序并非出于子夏，而是汉人所为，且解诗多牵强附会：

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草信，无敢拟疑汉，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11]

朱熹认为《毛诗序》之解说多有穿凿附会及支离破碎之弊，犹如先定一题，然后诗为序作，从诗义来说，朱熹的理解更加正确，但他忽略了《毛诗序》的产生并非为了解读诗义，而是借着诗歌的解读让统治者了解民风与政治得失，来对国君提出要求，纠正政治偏颇之出。

梁启超在《〈诗序〉之伪妄》中说：“若细按其内容，则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例如《郑风》见有‘仲’字则曰祭仲，见有‘叔’字则曰共叔段。余则连篇累牍皆曰‘刺忽’‘刺忽’。郑立国数百年，岂其于仲、段、忽外遂无他人？而诗人讴歌，岂其于美刺仲、段、忽外遂无他情感？凿空武断，可笑一至此极！其余诸篇，大率此类也。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矣！”[12]梁启超对毛诗序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其曲解诗义，凿空武断，实在是该弃之如敝屣。梁之论断处在中国政治思想及文学观念革新之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未全面理解诗序当时之功用。

今人徐有富认为：“《诗序》是层累地造成的，每首诗的篇题、章句数、原序，为周朝列任太师所写，鲁国太师，特别是师挚，起了很大作用。联系鲁国及孔氏家族的具体情况可知，孔子也为《诗》三百篇的整理工作做过贡献。而西汉的毛亨、毛苌，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将《诗序》修改、加工成了《毛诗序》，东汉的卫宏为《毛诗序》做了定型工作。”[13]基本上理清了诗序形成的脉络，但诗序自孔子至毛亨、毛苌之数百年间必有子夏之类儒家学者有所损益，而且受到汉代学者损益。方铭先生认为：“《诗序》为子夏所作，而其来源为孔子教授弟子的讲义，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孔子的讲义也不是凭空杜撰，成伯玛《毛诗指说》云：‘序者绪也，如蚕丝之有绪，申其述作之意也。’则《诗序》的最初作者应该是《诗》的原作者或者整理者，后来被太师引用在教学活动中。孔子之教学活动，常以《诗》为教材，述而不作，必用前人之《序》。”[14]1105－1113可谓得其本义。

二、作者新探

笔者认为：诗序的产生非一时一人之力，而是漫长而动态的过程，诗歌由最初的个体生命的表情达意到政治教化的解读，体现了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的变迁、文学与政治的联系。

（一）与诗俱生之序

关于诗歌之起源，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15]即文学与生俱来，先民在劳动生活中的呼声与一定的语句音调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节奏性与音乐性的语言艺术，就是最初的诗歌。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将其称为“杭唷杭唷”派，由最初的抒发劳动中简单的情绪，到后来表达较为复杂的情感。我们无法否认诗歌的最初产生乃源于最自然的生活，就连政治教化意味极为浓厚的《毛诗序》都承认诗歌产生乃是感情的抒发需要：“诗者，志之所言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毛诗序》部分内容表达了其本义，应是与诗俱生。如《摽有梅》，《毛诗序》曰：“男女及时也。”《摽有梅》中，抒情主人公从梅子落地“其实七兮”“其实三兮”“顷筐璧之”感悟到了青春易逝，年光无情，于是率真地呼唤“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迨其谓之”，诗序之解说大抵与诗义吻合。又如《东门之墠》《毛诗序》曰：“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其所表达的正是女子对心爱之人的渴望与呼唤。《毛诗序》承认了诗歌中的感情，只不过对这种感情持批判态度，批判其不守礼仪而相奔。如此在诗序中直接表达诗之本义者，除以上两首爱情诗外，还有感慨国家兴亡之诗，如《王风·黍离》，《毛诗序》曰：“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本诗之义，少有争议，孔颖达《毛诗正义》曰：“作《黍离》诗者，言闵宗周也。周之大夫行从征役，至於宗周镐京，过历故时宗庙宫室，其地民皆垦耕，尽为禾黍。以先王宫室忽为平田，於是大夫闵伤周室之颠坠覆败，彷徨省视，不忍速去，而作《黍离》之诗以闵之也。”朱熹《诗集传》亦曰：“周既东迁、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既叹时人莫识己意、又伤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16]可见，诗序对于《黍离》的解读得其本义。

（二）周太师所作之序

吕祖谦所言：“国史得诗之时载其事以示后人。”清魏源《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云：“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三家《诗》主於作诗之意而《毛序》主於采诗、编诗之意，……作诗者意尽於篇中，序诗者事征于篇外，……虽非诗人言志之初心，适符国史美刺之通例。”[17]马银琴言：“《毛诗》首序产生在作品被编辑的时代；它是周王室的乐官在记录仪式乐歌、讽谏之辞以及那些为‘观风俗、正得失’的政治目的采集于王朝的各地风诗时，对诗歌功能、目的及性质的简要说明。”[18]诗文体现了编诗者的编诗之意，如《王风·君子于役》，《毛诗序》曰：“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在承认此诗为思妇诗的前提下，劝诫君主要使民以时而不要使民无度而民间生怨。

诗序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对“后妃之德”的强调，如“《关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有学者认为此说的产生背景为汉代：“《毛诗序》‘后妃说’的形成，除了上述承继”二南“颂美女性的古乐章义并申以教化功能的原因外，还与汉代后妃干政的现实政治和‘主文谲谏’的学术转向等特定时代因素有着密切关系。”认为诗序后妃说的形成对汉代后妃干政社会现实的深刻省察，并举例从汉初吕后专权到成帝母后王政君再到东汉“权归女主”现象的产生。[19]其实，对女子德行的重视在先秦典籍尤其是《诗经》中多有体现。如《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这段诗文是说文王的圣德秉承自母亲太任，又说：“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就是说淑女太姒嫁给文王，因德行美好而生育武王。文王有贤德的父母王季、太任，武王、周公有圣德的父母文王、太姒。皆以父母致其德，从而文王奠基，武王成就伐纣灭商的大业，周公制礼作乐而成周道。作为反面例子的就是褒姒的祸国殃民，《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又如《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将国家的祸乱归结于无德的“妇人”，意图引起统治者的警戒心理。《小雅·十月之交》表现了天灾源于人祸：“哀今之人，胡惨莫惩。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君王无道，是因为周围的大臣近侍包括“艳妻”皆是无德之人，因此才导致国政衰败无序，百姓哀哀无告。

诗序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关系，其次体现在对宗族血亲的重视，《棠棣》为此类诗篇的代表，《毛诗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蔡叔身为武王兄弟，不仅不能衷心拥护周王朝，反而联合殷商旧势力发动叛乱，极大地威胁了周王室的安全，若诸侯都如此，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就会土崩瓦解，因此，对王室来说：“兄弟不可不亲。”《棠棣》以唇齿相依的花萼与花瓣起兴来说明兄弟之间要相互扶持：“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面对外敌时，兄弟宗族一定要一心对外才能确保统治的稳定。又如《小雅·伐木》，《毛诗序》曰：“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而“以速诸父”“以速诸舅”等语皆体现了对同族及姻亲关系的重视。

诗序与先秦礼乐制度的关系，再次体现在重视祭祀，《清庙》表达了对文王德行的赞美：“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毛诗序》曰：“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维天之命》以文王后代主祭者的口吻抒发了对有殊功于周族的周文王的无限敬仰之情，倾注饱满的感情力量，赞美了文王的品德的纯正：“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人如此重视祭祀祖先，最初目的是敬仰祖先的功德，希望和祖先的神灵对话，但除了这一原始的宗教功能以外，祖先崇拜同时具有政治功能与伦理功能。逝去祖先的宗教权威与其子孙的世俗权威是一体的，天子通过祭祀自己那神明的祖先来表明自己继承政权及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如“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维清》）“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烈文》）“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时迈》）“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我将》）保住文王、武王所开创的基业，归根到底就是要保住他们的统治和政权。祭祀诗中多次出现的“以介景福”、“绥以多福”，充分说明宗教祭祀的强烈功利目的。由于与自己乃至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周天子对于上帝和祖先神灵的保佑十分依赖，以致形成了“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①奥托《论神圣观念》，转引自夏普《比较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祭祖在周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是一种宗教信仰。“祭祖礼仪的实质是祈求祖宗的生殖力与生命力在自己身上得以体现、绵延不绝，如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不仅人类自身的血缘宗亲关系会出现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而且整个自然界也会由此而变得秩序井然。”[20]其次是祭祀与政治的联系，如《礼记·中庸》云：“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7]1439在这里，祭祀与孝道、礼法进而与治国之道紧密相联。

（三）儒家学者不断损益

随着诗三百的不断被神圣化、经典化，诗序也有所损益，体现了授诗者的授诗之意。诗歌之功用经历了由表情达意到礼仪教化再到统一思想之需要的过程。子夏的儒家解诗视角对诗序影响巨大，他的很多观点受孔子影响，无论子夏有没有亲自作序，其诗学思想都对诗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7]32－33

可见，子夏解诗已经有神圣化其主题的倾向，子夏所论之诗句出自《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很明显是赞美女子的美貌：肤白如玉，翦水秋瞳，笑语嫣然，子夏却将其含义解读为：礼之于人性犹如绘画之于白绢，《论语》中关于子夏的记载，奠定了他的学者地位，而且，他的解诗法是正宗的儒家，继承了孔子的诗教观念，像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观群怨”，极力赞美子贡对于君子加强品德修养所引用诗三百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句。而诗大序的思想内容与此一脉相承，“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7]10由此体现了诗教合一乃至政教合一的特点。

汉代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而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文化的统一，在全面清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文化体系。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的主张得到了武帝的支持，《汉书·董仲舒传》载其言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本身不仅促进了这条路径的开启，更成为其畅通后的交流信息之一，在这里故事和话语终于难分难解，“你”恰好成了沟通它们的桥梁，或者说是打乱其界线的“始作俑者”。最终，实际读者尽管不时在理想叙事读者和叙事读者位置上犹疑，但还是难以抵抗作者的读者位置的吸引力。

[1] 魏正书．《寒冬夜行人》的叙事结构[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35－36．

[2]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74．

[3] [美]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

[4] [意]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M]．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 Calvino I．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M]．Weaver Trans．New Yro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81．

[6] Cornis－Pope．From Cultural Provocation to Narrative Cooperation：Innovative Uses of The Second Person in Raymond Federman’s Fiction[J]．Style，1994，28（3）：415．

[7] Herman．Textual You and Double Deixis in Edna O’Brien’s A Pagan Place[J]．Style，1994（28）：399．

[8] 祖国颂．叙事的诗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87．

[9] Kacandes．Narrative Apostrophe：Reading，Rhetoric，Resistance in Michel Butor’s La Modification and Julio Cortazar’s Graffiti[J]．Style，1994，28：337．

[10] 陈海燕．《寒冬夜行人》中的叙述[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