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小说《溺死一只老猫》中的城乡冲突

宋媛媛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一

台湾作家黄春明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好印证了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溺死一只老猫》创作于台湾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思想禁锢，但经济却急速变化的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地由小农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现代工商业社会，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积累的源泉便是工商业对农业剩余价值的大量榨取。”［1］在这样“夹缝”与“边缘”的生存状态中：一方面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还未隐去，另一方面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已经在城镇开始蔓延；代表台湾本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镇逐渐受到来自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的侵袭与渗透，对于传统与现代的选择、权衡在无形中充斥、困扰着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底层小人物在转型期无所适从的悲剧命运、城乡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显。《溺死一只老猫》便是此时城乡冲突的代表。

二

《溺死一只老猫》讲述在距离小镇不远的清泉村，乡间人的生老病死都在乡村传统文化的思维承载空间中，但是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日渐侵蚀清泉村的封闭，阿盛伯从城镇带来的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清泉村，因此以阿盛伯为首的清泉村老者开始了维护清泉村“龙目”的抗争。在阿盛伯的心中“龙目”代表着清泉村的神圣的传统文化与权威，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维系、庇佑着清泉村的人。在清泉村全体村民的拥护下，阿盛伯自觉投入到抵制建设泳池的斗争中，阿盛伯与村委较量、阻碍施工、与警察的争辩、向县长申诉，但是阿盛伯的反抗最终只是徒劳，清泉村的村民也渐渐失去与阿盛伯共进退的同盟激情，并渐渐地在“泳池”带来的消遣中无意识地呈现出妥协的姿态站在了阿盛伯的对立面，与阿盛伯形成立场的对峙，最后孤立无援的阿盛伯决绝地将自己投进了泳池。

在黄春明笔下，“城乡”在台湾社会转型期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模式，“城镇”对于台湾本土文化或者浸濡在台湾本土传统文化之下的农民始终是一种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日渐对传统乡村形成合围之势。阿盛伯的悲剧便来自于城乡冲突的主题之下，笔者认为，阿盛伯面临的城乡冲突既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又掩藏着城乡背后两种权力秩序、意识形态的冲突。

（一）两种文化的冲突

德国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内在区别早有思考，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以后，德语中两者概念区分越来越明显：“文明”多指物质性、外在、实用方面的，而“文化”则多指精神方面、内在、道德方面。因而，“文化”是长期通过一种潜移默化、软性的而非暴力的心理渗透慢慢作用于“人”，并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内化于心。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2］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乡土农村是异常稳固的文化社会，在这个文化圈内已经形成自己的思维、行为方式与评价标准，有一定的稳定性与保守性，这便是黄春明笔下乡土环境里制约、支配乡土农民的一种隐性力量，在文化冲突中，没有切身的物质利益冲突，有的只是精神思维上的相左。

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于乡村文化的书写，黄春明常常以一种“含魅叙事”方式，例如，村民们自然地将火树伯的死与坐了天送的位置相联系，将往清泉里扔一个稻草与全村人的眼痛相联系，以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将事情置于因果关系中，封闭、感性与现代小镇所代表的开放、理性形成鲜明对比。“泳池”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不仅是一种娱乐设施，更代表“城市”一种有悖于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不仅会破坏清泉村“地理”，不利于清泉村长久发展，而且有伤风化，也将污了“龙目”，总之关乎“风水”与“风化”（这固然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迷信观念，但确乎是建立在乡村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乡村文化）。因此，阿盛伯在传统文化的驱使下竭力反对建泳池。现代城市的开放性孕育出一种开放、流动的文化，追求一种没有精神文化负重的纯粹趣味，而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在几千年的积淀中代表的是一种以固守封闭为特征的持重文化，对未知的、将打破原有封闭空间的新事物有着本能排斥、抗拒与恐惧。当“泳池”没有走进清泉村时，阿盛伯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并没有抵触与恐惧，甚至主动前往街仔，因为此时现代城市文明并没有企图打破乡村的封闭，但是一旦来自城市的“异质”事物“泳池”将要进入清泉村，无疑成为现代城镇渗透乡村的突破口，引起了乡村传统文化监督者阿盛伯们的恐惧，在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的审视下，无意识中将“泳池”“妖魔化”。

村民们渐渐发现了“泳池”为清泉村所带来的趣味，“泳池”所带来的身心愉悦的切实享受遮蔽了阿盛伯宣扬的无形的道德危害，因而，无意识中走出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封闭保守，在“观望”中走向了“泳池”所代表的城市现代文化，脱离固守的乡村文化传统，跻身“泳池”所象征的城市文化阵营。（尽管这样看似虔诚的宗教般的献祭并没有比溺死一只老猫更有分量。）因而，村民从起初的“反对”到最后无意识中的“拥护”都是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阿盛伯最后投身“泳池”做最后抗争，也是在城市文化渗透之下对自己立足的乡村文化绝望的“殉道”。（笔者认为，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其实是西方文明与乡土中国经验之间较量的“同构”。）

（二）权力秩序的冲突

在文化间冲突之外，还隐藏着城市与乡村两种权力秩序的碰撞，确切地说应是现代城市所代表的“权力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挤压。

首先，我们从“城市”的渗透来看。阿盛伯为了维护清泉村的“龙目”前后与现代“城市”共做了四次抗争，每一次抗争，城市权力秩序的隐性象征始终存在，并始终以城市对乡村的制度上的优越压制乡村本土的、自发的或无意识中形成的权力秩序。第一次是来自村委与来自街仔的主委的怀疑，此时的“村委”无论是身份称谓还是话语立场都并非乡村立场，并非植根于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村委”成为城市对乡村的一种权力渗透，是城市权力秩序的延伸，与“城市”进行“合谋”；第二次阿盛伯带领全村人阻碍施工，但是营造商请来了“警察”，“警察”作为维护现代权力秩序的暴力机关，本身便是“权力秩序”的象征，因而有现代城市权力对乡村意识形态无形打压的意味；第三次，阿盛伯陈情县长却遭漠视，“县长”虽古已有之，但是此期的“县长”已完全不同于古时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县令”，如果说，农耕文明熏陶下的“县令”的责任是维护传统农耕社会的稳固的话，那么此期的“陈县长”的职责则变更为在现代城市化语境下促进现代城市的发展与进步，“陈县长”本身代表着一种城市权力。从“主委”到“警察”到“县长”，这些城里象征着“权力秩序”的机关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是直接镇压者，他们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有着本能而惯性的怀疑与漠视，城市所代表的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在“乡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制度层面的天然优越感。另一方面，我们再看阿盛伯的抗争。阿盛伯在斗争中俨然以乡村“长者”身份自居，而乡村人无疑也将阿盛伯而非村长与干事作为全村表率。在与“村委”的争辩中，阿盛伯代表清泉村的一种隐形权威，并在村人的拥护响应中得到强化，阿盛伯无意识中将自己置身于乡村某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之中，那么此时阿盛伯的反对不仅是为维护一种乡村文化，无形中也是在维护乡村权力秩序的权威与自身已建立起的乡村权威，“公共性”的“权力秩序”的维护与“个人性”的“权威”的维护融合，只是“个人性”权威的维护隐性的嫁接在“公共性”权力秩序维护中，因此无形中阿盛伯的抗争也是乡村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对“异质空间”城市象征的现代权力秩序的抗衡。当村民不再附和阿盛伯，成为城镇现代权力秩序的“合谋者”，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权力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无疑受到挑战与撼动，以身殉道，便有了为乡村的权力秩序的存在的“合法性”作最后据理力争，维护自身隐形权威的意味。

乡村小人物在不可调和的城乡冲突中陷入不可超越的宿命，阿盛伯的悲剧是台湾社会转型期众多浸濡在本土乡村文明中乡村小人物的缩影。尽管他们生命中充满不屈不挠的韧力，但是个体抗争的主观能动性在两种文化与两种权力秩序不可调解的冲突交织下遭到无情消解。

三

笔者认为，黄春明对台湾社会转型期城乡冲突的书写无疑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城市小说”、“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中城乡冲突的滥觞。城乡冲突造成的悲剧直接导致了九十年代小说对“城市”书写与想象较于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城市”发生颠覆性改变，因为“整个80年代的文学罩有一个潜在的声音，便是对都市的呼唤。”“把都市空间设定为一种文明的因而更民主、更美好的所在。”［3］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中的冲突的内涵较之黄春明笔下的城乡冲突又有一定的发展，即又掩藏着城市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社会风气与美好人性的矛盾。例如李肇正《啊，城市》［4］中文东的母亲来自乡下的水秀嫂走进城市后，淳朴的乡村文化孕育出水秀嫂敦厚善良的品性，却在充斥物欲感的城市一再受到排斥，三次流落街头，最终绝望地离开城市。

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的丰富内涵关照社会发展，在城乡冲突书写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对于象征现代文明“城市”的矛盾。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一直在双声变奏中激励仁人志士竭力寻求获得民族独立富强的可能，而“城市”无疑是民族摆脱落后、跻身现代的最好体认，却给乡土中国带来诸多社会悲剧。那么，在现代文明的逼视之下，城市文明的进程是否必须以传统农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悲剧性结束为代价？而这样的城市工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现代化，传统农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愚昧、落后。

［1］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6-7.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50-51.

［3］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68.

［4］李肇正.啊，城市.当代，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