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中的女性主义写作

黄 盛

（浙江传媒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浙江 杭州 310018）

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虽然不如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在二战后逐渐崭露头角。汤亭亭便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一位佼佼者，她的代表作有《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身兼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两种角色，汤亭亭在作品中展现了承受双重压迫的女性命运。本文将主要针对《女勇士》这部作品分析汤亭亭的女性主义写作。

《女勇士》的全名是《女勇士——一个鬼魂中长大的女孩记忆》。整本书一共讲了五个不同的故事，但同时又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五个部分分别是《无名女人》、《白虎》、《巫医》、《西宫门外》和《胡笳十八拍》。汤亭亭运用女性主义写作技法，不动声色地把这五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无情地鞭笞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充分地诠释了族裔作家的女性观。

在父权社会中，男女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旧中国社会的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尤其严重。在旧中国，女性必须遵从三从四德，女性从一出生就不被看好，“女孩子是饭里的蛆虫”、“养鹅都比养女孩子实惠”；［1］45等女孩嫁做人妇之后，她的命运主宰者便由父亲变成丈夫，“丈夫可以杀死不服从的妻子，孔夫子说的”。［1］193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在封建社会没有价值，完全不是独立的个体，女性的命运可以被他人摆布。《女勇士》以《无名女人》的故事开篇。无名女人是叙事者的姑妈，因为通奸罪被乡邻唾弃迫害，最后走投无路，自寻短见。通奸在封建社会是奇耻大辱，但是承担罪责的总是女性。叙事者在文中暗示姑妈的通奸可能是被迫的，而姑妈没有反抗，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服从于男性。然而不管这种通奸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最终倒霉的还是女性。无名姑妈不但受到了肉体上的凌辱，还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甚至都不能生下孩子。在父权社会压迫下，无名姑妈不能为了自己的名誉奋起反抗，只能保持缄默，最后她选择了自尽。原本死亡应该可以为她的悲剧画上句号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个失去贞洁的女人就是家族的害群之马，她的家族和乡邻对她没有丝毫怜悯之心，认为她的曾经存在是丑事一桩。于是，叙事者的父亲压根不愿再听到有人提起姑妈的名字，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无名姑妈在生前受尽凌辱，死后亦不得安宁。她的男性家族成员有意将她从记忆中抹去，这就是她为什么是无名姑妈的原因了。

《西宫门外》是女性悲剧的另外一个例证。文中的主角是叙事者的另外一个姑妈，叫月兰。月兰姑妈在叙事者母亲勇兰的劝说下从香港去美国探望丈夫，然而丈夫已经完全西化，并另觅新欢。月兰姑妈一直以来扮演的都是一个父权体系下的传统妇女角色，一切都听从他人的安排，没有主见，所以她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命运抗争。正如她的名字月兰所象征的，“月”代表月亮，是围绕着地球转的卫星；“兰”是一种花，月兰姑妈只是一个软弱的无用的女性，一切只围绕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丈夫。月兰没有机会获得自立，因为她长期深受父权制毒害，已经失去独立判断能力，只会顺从他人的意志。月兰与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最后死在了疯人院里。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在父权制压迫下悲惨死去的软弱女性形象。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不但力图揭露父权制的罪恶，还尝试创造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以此证明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附庸，呼吁男女应该平等相处。在中国传统概念中，理想的男性形象是文武双全，既是勇士又是学者。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所要塑造的理想化新女性形象即兼备智慧与勇气，是女勇士和女学者。

在《白虎》中，汤亭亭基于母亲的叙述和自己的想象，改写了花木兰的故事。木兰隐瞒身份代替年迈的父亲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她的形象之所以能被传统社会接受并流芳百世，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孝道。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则不再是替父从军的尽孝女儿。这名女勇士，即花木兰，她在一只鸟的引领下进白虎山拜师学艺，成为女勇士。诚然，她学习武术是为了抗击匈奴，保家卫国，让自己名垂青史，同时也是为了逃避田间劳作挖红薯的命运。所以，木兰的进山学艺是一种自我提升、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为了摆脱家务琐事，而非出于对长辈的孝顺。不仅如此，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也没有对统治者尽忠，反而在最后砍掉了皇帝的脑袋。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最高象征，所以木兰的举动是对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同时也是对父权社会的无情鞭笞。改写的花木兰形象还有其他深层含义。虽然木兰英勇善战，具有男性气概，但是汤亭亭却说她是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抗击敌寇的。所以木兰是一个双性同体的形象，既担负起女性生儿育女的角色，又担负起男性保家卫国的职责。而木兰的丈夫，在汤亭亭笔下却面目模糊，既没有独立的性格又没有男性气概，只是木兰的影子。可以看出汤亭亭有意削弱了男性角色，从而烘托出了女主角花木兰的完美形象。

汤亭亭的花木兰故事同时也糅合了岳飞的典故。当木兰学成武艺回家时，母亲让她跪在枕头上，在她背上“刻上复仇”［1］34，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岳飞母亲所刻的“精忠报国”。不过，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虽是民族英雄，但是他终究是为统治阶级效忠，在封建社会，报国的终极形式就是为皇帝服务，在此意义上说，岳飞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花木兰则不同，她习武是为了给村民们报仇，她要打击的对象不光是匈奴等侵略者，也包括地主、皇帝等压迫农民的统治阶级。所以女英雄花木兰的任务是要摧毁封建父权统治并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不是一味尽忠和顺从。

《白虎》这则小故事不仅创造了花木兰这个光辉女性形象，而且展现了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花木兰在白虎山中遇到一对老夫妻并拜师学艺。在这个家庭中没有尊卑、对立关系，只有和谐。老夫妻的关系似情侣、似朋友又似兄妹，是汤亭亭心目中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是对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否定及对男女和谐共处的向往。

除了在故事内容上揭露父权制罪恶以及树立女性新典范外，汤亭亭还力求在叙事形式上颠覆父权制的传统模式。

首先，汤亭亭的写作本身已经是对父权制的一种挑衅。根据父权制的思维模式，作者的笔是一种阳具象征，只有男性具有写作权，女性没有话语权和写作权。在父权社会下，女性受到几千年的压迫，处于边缘地位，大多数情况下，女性会像无名姑妈一样选择沉默。

在《无名女人》开篇，叙事者母亲告诉她“你不能告诉任何人”，［1］1关于姑妈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桩丑事，一种必须被抹去的记忆。汤亭亭选择打破沉默，记录下这个口述的故事。无名姑妈所犯的通奸罪让她吃尽苦头，汤亭亭在书中表达的是同情与不平。通过为无名姑妈做代言人，汤亭亭批判和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所谓道德准则，为遭受苦难的女性鸣不平。

其次，汤亭亭在写作中大量运用了中国民间故事和神话，并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为其女性主义写作服务，这是她写作形式的另一个亮点。民间传说和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Ernest Cassirer认为神话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要因素”，［2］235而文化正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汤亭亭试图改写中国传统故事，改变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刻板印象。她的改写时常引得评论界的抨击，不过这也正好证明了其写作确实对父权制产生了冲击。

除了在《白虎》中改写了花木兰的故事外，在《胡笳十八拍》中汤亭亭还借用了蔡琰的故事。蔡琰，即蔡文姬，是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当时社会动荡，蔡文姬被掳到了南匈奴，嫁给了匈奴左贤王，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汤亭亭在故事中没有过多叙述蔡琰在蛮荒之地的愤怒与伤感，而更多地着墨于她在异乡为生存而作的斗争。蔡琰的流放生涯与汤亭亭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在美国的遭遇颇为类似。蔡琰听到匈奴用胡笳吹出乐曲来吓退敌人，音乐充满死亡气息，她便合着胡笳唱歌，歌词虽然是汉文，但匈奴人也能听出其中的幽怨。这些歌曲就是著名的《胡笳十八拍》，一个汉族妇女在大漠中斗争的真实写照。蔡妍的歌词打破了身处异乡的女性的沉默，而汤亭亭则用她的故事来揭露父权制下女性的苦难史并强调女性拥有话语权的重要性。

再次，汤亭亭的写作手法和百纳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缝制百纳被的习俗源于美国黑人妇女，它是“妇女交流的特殊载体，作为小说、诗歌和文学史的主旨和隐喻”。［3］53汤亭亭写作的过程就如同缝制百纳被的过程。缝制百纳被的第一步是选择颜色和布料并裁剪成小块的几何图形；汤亭亭则根据她在美国白人社会的奋斗经历、母亲的讲述和中国民间故事传说选择合适的写作素材。缝制百纳被的第二步，把这些小块按照一定模式缝制成大方块；汤亭亭没有简单复述民间传说或个人经历，而是做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古老的传说被改编成现代故事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缝制百纳被的第三步是把大方块缝合成一个集体的图案，通常这个图案具有地域、政治或精神上的含义，再把图案缝在褥子上；汤亭亭则用娴熟的写作技巧把书中的五个部分巧妙地衔接起来，其主题就是要表达对女勇士的敬意，无论是无名姑妈、叙事者的母亲，抑或是女英雄花木兰都是汤亭亭眼中的女勇士。由此可以看出，女勇士的写作遵循了女性主义写作的百纳被传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汤亭亭在《女勇士》一书中从内容和形式上诠释了她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作为深受双重压迫的族裔女作家，汤亭亭打破了种族偏见和父权压迫，为女性奏响赞歌。

［1］Kingston，Maxine Hong.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9.

［2］Cassirer，Ernst.Symbol，Myth，and 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3］Brown，Mary Ellen，and Bruce A.Rosenberg.eds.Encyclopedia of Folklore and Literature.Santa Barbara，California：ABC-CLIO，Inc.，1998.